围绕着“商鞅方升”的秘密
冯宝哲
作为热爱故土的秦东人，不可不知古重泉（历史上蒲城最早的县名）的历史渊源，也不可不知带有重泉历史印痕的“商鞅方升”。它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的国家级标准量器的实物，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上海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据说，当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要求将该文物上交，上博却只上交了一个几可乱真的复制品，从而将中国唯一的一件商鞅亲自监制、用以标升的青铜器皿留在了自家库里。上海博物馆被称为“中国文物的半壁江山”。而商鞅方升就是从“半壁江山”里精选出来的三件国宝之一，可见其分量之重。
从文物稀缺性来说，商鞅方升是目前为止商鞅变法唯一的实物例证，也是当时商鞅亲自督造的一批度量衡标准器中唯一幸存于世的。从文物的质量内涵来说，这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以度审容的计量器具，它承载的计量技术内涵，沿用至今。从文物背后传递的历史价值来说，商鞅方升不仅是一件在当时条件下极尽精准公平的量器，还是商鞅变法中的一件强国重器，更是秦国能统一六国、影响千秋万代的核心秘密。商鞅统一度量衡，不仅加快了秦国强盛的步伐，还为以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商鞅方升，属战国中期的青铜器，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既没有奇丽的纹饰，也没有神秘的图案，而是一个由几何直线组成的斗状物。斗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高2.3厘米，通长18.7、内口长12.4、宽6.9、深2.3厘米。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陕西蒲城)，后转发至“临”(今河北临城)。《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此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说明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我国已经运用“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是文史界无人不知的国家重量级文物，更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前后又经历了120多年的实际使用时间，从秦孝公变法时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天下尽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证，同时也充分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商鞅方升距今已经2300多年了，它不是近代科学考古发掘的成果，它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过去一直是个谜团，至今无人可解。据笔者了解，它在“文革”之前一直流落民间，经历了风雨沧桑。它是何时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如果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这还得从声名煊赫的“合肥龚”说起。
在前清初年，安徽合肥出了一个名人龚鼎孳（1616—1673年），该龚字孝升，号芝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历任刑、兵、礼三部尚书。这个家族至清末又有一个龚照瑗（1835—1897）“横空出世”。龚照瑗，字仰蘧，号卫卿。曾任江苏候补道。中法战争期间，为台湾守军转运军械。1886年任上海道台。1887年李鸿章委其重办机器织布局，1890年建成。1889年与各国领事磋商后，建立专管洋商租地事宜的上海会丈局。1891年迁浙江按察使，后任四川布政使、驻英法意比等国公使，1896年曾在英国诱捕孙中山。同年回国，任宗人府丞。1897年因病去世。龚照瑗在使英大臣任上和他的侄儿驻英参赞龚心湛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捉放孙中山，演绎了另一个版本的“捉放曹”。龚照瑗共有两个儿子，长名心铭，次名心钊，均中进士，学养甚厚。龚心铭曾任刑部郎中奉天司行走，诰授奉政大夫。龚心钊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年间，曾出任加拿大总领事。几代为官，一门显赫，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老合肥城的几条街道都是龚家的店铺。进入民国后，龚氏兄弟一时思想还难以适应，当时他们寓居上海，起初采取“不仕新朝，不忘故里”的态度，在合肥那边继续建造取名来自父亲字号的“蘧庄”，这个被称为“豆隐大千界，池环小五洲”的逍遥津。自号豆隐的龚心钊仍时而回合肥，将逍遥津工程收尾并完善，以存一处祖业遗于后世。但龚氏兄弟最后并未回合肥，他们看中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并在此做起了收藏文物的生意。其实龚家的收藏至少在龚照瑗的上辈就自合肥开始了。但能称得上“收藏鉴赏家”的，还是龚心铭、龚心钊俩兄弟。他们的收藏把玩从合肥延伸到上海，也从上海延续回合肥。因此。所藏之历代玉玺、金饼、印章、字画、青铜、瓷器等数量可观，其中以楚国金饼及商鞅方升为著。龚氏昆仲一生的心血最后几乎全用于文物上，即使到了晚年，家中并不宽裕，对看中的器物还是决不肯罢手，就是借钱或者卖掉首饰也要买回来。其收藏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显示出高雅不凡的收藏品位与风格。
龚氏兄弟不仅笃好文物，而且潜心研究，认真考证。龚心铭曾著录《浦口汤泉小志》，文中收录了先生撰写的《周爰金考》、《秦鞅量考》二篇。周爰即今释读为郢爯，秦鞅量即商鞅方升无疑。龚家收藏的文物，精品颇多，而先生特别看重的却是楚国金饼及商鞅方升，因看重这两种重器，又将别墅改名为“周爰秦量之室”。故在著录《浦口汤泉小志》后，世人皆知金饼和方升藏于龚氏家族。龚老先生在弥留之际曾向其子龚安东(字旭人)交代：秦量和印子金（即楚国金饼）是传家之宝，谁要外卖，谁就是罪人。此遗嘱一直被其后人遵循，从不轻易许人，如有人追问得过紧，便说被先祖卖给外国人了。日伪时，日本人多次来寻，无论是施以权势，或出重金，或以优厚、诱人的条件换取，龚家人都从未动摇过。解放后，上海博物馆为了征集商鞅量，曾由馆长沈之瑜亲自出面，在国际饭店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龚安东、朱静宜夫妇，商请出让这传世珍宝，并许以解决住房、照顾孩子上大学的额外优惠，但他们还是以“早被父亲卖给外国人了”为词婉拒。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冲进龚心钊的女儿龚安英家,逼她交出国宝“商鞅方升”即商鞅量，不知哪个“文化人”透露，龚安英的父亲龚心钊解放前曾对其铭文做过断句并有解释，肯定还在龚家。龚安英装聋作哑，矢口否认家中有此一宝。闻讯赶来的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劝走了造反派，使龚安英幸免一难。但是造反派并不甘心，他们又找龚心铭的儿子龚安东，得到的答复也是不承认拥有方升。但是造反派并不相信，连续“奋战”了4个星期，最后才从龚安东妻朱静宜的内侄处“起获”商鞅量。原来龚家将“商鞅方升”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造反派敲锣打鼓“报喜”，又是由上海博物馆出面，与造反派协商，将“方升”先由“上博代管”。“文革”结束后，按政策方升及其他文物一并归还龚家。自然，文博部门又接踵而至，收集保护珍藏文物是他们的职责。因龚安东在方升被抄走后，过分悲痛，心脏病突发，当即而亡，其夫人也已过世，这一回，龚安东的子女“理”字辈的兄弟姐妹们经过再三考虑，最后、还是将祖传的一大批珍贵文物悉数交给了上海博物馆。龚家收藏保存的这批珍稀文物终于有了一个较圆满的归宿。其中也包括商鞅方升和楚国金饼。这才使这件流传了2300多年的贵重文物，最终走进了文物保存的圣殿———上海博物馆。
2300多年前的重器商鞅量是如何进入“合肥龚”的上海龚家的？龚家有一份原先的收藏目录，其中的一纸购进记录：“秦量：癸卯七月以重金得于清晖阁。”就可以解开这个谜团。这份“进货单”记得很明白：1903年（癸卯）大约在8月下旬到9月中旬，龚心钊用重金从清晖阁买来“秦量”即商鞅量。后藏于龚氏汤泉别墅。兄弟俩对这件宝物上的铭文进行了仔细的考察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果。
我们现在见到的龚心钊的考证文字，是在龚家得到商鞅量不久，写在商鞅量拓片上。这个拓片中最大的印章是“合肥龚氏金石刻辞”，还有翁同龢及其孙辈翁试孙的鉴赏章和落款，中间的一段题跋龚心钊写于1905年：
“嬴秦文字传世者，惟泰山峄山石刻。近百年来，吉今出土日众。有诏版权量诸器，以长白端午桥制军、黄县丁干圃所得为最多，然率皆始皇二世之诏。此器则为孝公时商君平斗桶之制。商君为变法之祖，此量实为变法之舆，不独以先秦文字重也。丙午七月将重游欧洲，倚装记此。龚心钊。”
龚心钊写题跋的时间，距今已经110多年。最直接的证据是友人在“赏识”题跋后落款时注明的时间:“光绪乙巳春二月景张仁兄属”“乙巳二月十九日”即1905年春。只有做拓片并题跋在前，观览者欣赏后才有可能落款。换句话说，龚家得到商鞅量后，少则几天，多则一年半，就有了鉴赏的初步结论。
这件宝物也得到了龚心铭的重视，他以米芾手卷从弟弟手中换得了商鞅量，“文革”中造反派对龚家抄家时，就抄出了一张纸条，就是当年老兄弟俩所签署的互让交换合约。方升铭文早期的释读者就是龚心铭先生。他在《秦鞅量考》一文中对此器上的两段铭文释读如下：“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重泉。”对这一段文字，龚氏又作了如下的解释：“按大良造鞅乃商鞅也。《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姓公孙，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十年以为大良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音勇，今之斛也）权衡石丈尺。此量十八年诏，当在秦孝公时商鞅治秦所凿，后人只知丞相绾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商鞅治秦平斗桶已在前也（丞相绾，王绾也）。”底部一段文字释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一之。”对秦始皇加刻的这一段文字，龚氏的解释如下：“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字文较肥，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锺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用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重泉，《史记•秦本记》：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县属冯翊，在陕西同州府蒲城，周时为晋邑，秦为重泉县。）临：《左传•哀公四年》，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临，晋邑，在直隶临城县东。”这两段文字及龚氏的注释，曾载入龚心铭先生印行于民国丁卯年（1925）的《浦口汤泉小志》，距今已时隔九十多年。龚心铭先生不仅收藏了这一珍贵国宝，而且是铭文最早的释读者，为后人铺平了道路，其后引用者甚多，或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加以扩展，这都说明龚老先生的研究对正确认识中国计量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家由此器的铭文分两次所刻而断定其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初置于重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无前221年）加刻诏书后又转发于临地。这应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令笔者颇为不解的是秦始皇向各地颁发标准量器，为什么不统一另行铸造标本？作为中央集权的大秦，既有这样的需要，也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却要采取转发重泉的旧物呢？把重泉的标准量器转发到临，重泉检验量器又该以何为据呢？这里就有一种可能，即重泉还存有相似的标准量器，或者干脆重泉就是铸造标准量器的地方，不然为什么不就近将内史管辖的地方或者郦邑（临潼）、高陵、泾阳的标准量器转发到外地，而偏偏选定距离京城相对较远的重泉的旧物，并且郑重其事地加刻诏书而发往几千里以外的直隶临地呢？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由此使我产生了商鞅方升可能铸造于重泉的大胆设想。当然，在未取得确凿的证据之前，这种假设的确难以服众，但就目前占有的资料来看，毕竟重泉是第一个刻上商鞅方升的地名，它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其接近真象的机率应该说是最大的。况且古重泉附近历史上就有冶炼遗址的存在。据2007年陕西省文物普查办对位于古重泉城近约10公里的寺坡冶炼遗址进行认真探查，发现这里文化堆积厚约1.5——3米，包含物非常丰富，有泥质灰陶粗绳纹陶翁残片，泥质灰陶窑沿卷唇陶罐残片、石杵、石碾盘，耀州瓷残片，有七、八处灰坑暴露在断面，灰坑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深约1米，土质青灰，包含物丰富，还发现有冶炼窑炉，砖窑和冶炼废弃物，有冶炼坩埚，金属冶炼漂浮物泥质绿色琉璃瓦残片等。普查队队长左汤泉认为，此遗址年代可前推到秦汉时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结束于元代。当然，笔者也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出土考证来判明这个假设的真妄。
另外，龚氏兄弟的考证并未指出秦量的出土时间与地点，说明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为未知数。商鞅量何时出土还是一直藏传于民间?存于清晖阁以前又是怎样辗转的?其根源确实是无从查考了，这就使得商鞅方升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从而很可能成为千古哑谜了！
2017年2月9日
作者简介
冯宝哲，陕西蒲城人，一九三八年一月生。高级经济师，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院士，陕西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渭南市楹联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现顾问。《渭南联苑》原主编、编审，蒲城县诗词曲联学会顾问。被授予“秦东联坛十老”、“渭南文化名人”“陕西孙髯翁终身成就奖”等称号。著有《风雨留痕》等书五卷，二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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