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英雄传（小说连载之一一七）

                杨浩然    偶然著

       一一七、左右逢源  大目犍连

      土地改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之一。早在二、三十年代，井岗山及全国部分地区就搞得如火如荼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开始推广“减租减息”。

      可以说，“减租减息”运动的推行，在八年抗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好多地主、富农在党的号召下献地、捐款、捐粮、捐枪，有得甚至将儿子送上了战场。而贫雇农们则是“减租减息”的直接受益者，自然就拥护共产党、拥护抗战了。

      赶走日本人后，土地改革又一次被提上了日程。由于主政华东的饶漱石提前领会到了毛主席思想，便在山东率先搞了起来。可刚开了个头儿，内战就爆发了。由于蒋军进攻，土改不得不暂停下来。

      饶书记是个激进派，一直觉得过去的土改不彻底、执行了富农路线。于是，对黎书记这些年在山东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

      若干事实证明，确实有些地主在历次土改中隐蔽、漏报了部分财产。蒋军进攻后，个别地主尾巴一撬，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据此，蒋军一撤，饶便大刀阔斧的展开了土改复查。

      在老区，因进行过减租、土改，大多地主在如此大的动荡中是比较老实的，不敢做违法越规的事情，而且大多很开明，不少是我干部人员的家属。只有新解放区，情况显得严重些。

      按说，土改复查无可厚非。这次重新开始的土改复查，初期进行得还是比较平顺的。但随着斗争的深入，伴随着新、老地区都揭发出了一些地主虽表面老实，但也直接出面或暗中指使别人反攻倒算、残害群众积极分子的事件的发酵，土改就变味儿了。

      本来，这种情况只是个例，可一经传开，特别是受害群众的悲痛控诉，就激起群众的愤怒和复仇情绪了。

     个别干部被这种情绪一激，便失去了冷静，于是，以“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为借口而放弃了领导权，不加区别地侵犯起中农利益来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有些干部本身就对蒋军的烧杀劫掠憋了一肚子气，怀有报复情绪，认为“右了是立场问题，左了只是方法问题”。

     这种风，各地都刮。风越吹越劲，致使“左”的情绪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有的甚至提出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群众说了算”的谬论。

      推波助澜的是康生同志，他从外省入鲁，一路煽动、鼓吹“望蒋杆”、“望将台”等各种肉刑，还派人四下传播。

      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他不仅抹杀原山东省委的工作，还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大鲁南会议上胡说什么“我抓过风闻一下，就知道你山东从根本上犯了错误”、“有你山东也抗战，没有你山东也革命”等等。矛头直指原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省政府主席黎玉。甚至把原胶东渤海区党委书记林浩、景晓村，鲁中行署主任马馥塘等拉下了马。

      上梁不正下梁歪，不久，新、老根据地便乱成一锅粥了。新地区反奸诉苦愈演愈烈，老地区务色起了“变形地主”。处处搞起了搬“绊脚石”，甚至一口气撤了三个县委书记。

      上行下效，一夜之间，“贫农团”便牛起来了。“敲锣打鼓进村、偃旗息鼓工作”成了时尚，即：进村是公开的，工作是秘密的。且“三管齐下”。

     一“管”是:进村后要避开现有的党组织、村干部，直接、秘密地发动贫雇农；

     第二“管”是:要有人专门调查搜集村里党支部、村干部的材料，只要材料在手，就能打得响；

     第三“管”是:在一定时间向群众公开宣传，将斗争公开。并制定了不准接近村干部家属、子女；绝不允许和村干部交谈；不得到村干部家里用饭等。厉害吧？第二次土地革命！

      政策高压下，基层党组织和干部们一下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有人甚至利用宗族关系挑动矛盾，捏造事实。更为可笑的是，有的甚至说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强迫他家孩子参军。

      该故事发生于原山东省府驻地沂南。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沂南青年踊跃参军是出了名的，可土改队的领导却以“强迫参军”作为突破口，继续扩大起了战果。

      恰好，此时军分区刚收了部分新兵，也被认为是“强迫来的”，要求“立即送回”。

      时值春节，大雪漫舞。有位被解散了的新兵，因家乡仍被蒋军占领，无法回乡，竟然穿着军装要起了饭。

      被遣返的新兵，有马家峪的十几个。刚穿上军装，还戴着光荣花呢，就被撵回来了，他们愤愤不平，便找羊二告状。

      羊二一听就火了：“这帮畜牲，无法无天！”吼完，快马加鞭冲进了华东军区，一见到谭政委就发起了火：“政委，我再次要求释放马司令，强烈要求撤销土改队！”

      谭震林一听，笑了。要求释放马三，他理解。但要求撤销土改队，就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可当谭振林听说“要兵回家”后，一下火了：“胡闹，全国斗争好比搭台唱戏，毛主席还没有登台呢，他们竟然敢解散军队、拆自己的台！成何体统？”于是，摸起电话冲饶漱石吼道：“请立即释放马三同志，把沂南的土改队撤掉，出了问题我负责。”

    很快，马三被放了，但没有恢复工作。而各地的土改工作仍在进行，沂南的土改工作队依然在那儿发号施令。而且典型越抓越多，有个村支书家里有耕牛、喂有两口猪，地里便施了铺粪，土改指挥部便认定该干部在土改中占了便宜，当成典型进行了批斗。

      事实上，土改队员大都来自农村，连年抗战，根据地已千疮百孔，更知道“大战之后，必有荒年”的道理。如此折腾下去，肯定对来年春耕不利，便想撂挑子，可被批了个狗血淋头。

      转眼，年过了。各县折腾了一通后，便偃旗息鼓了。不是土改队妥协了，而是灾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各县都出现了缺粮、断粮现象，有些地方甚至饿死了人。

      华东局一看问题严重，随即发出了紧急指示：要求立即转入生产救灾，做到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

      其实，一月前，山东省府就发出生产救灾的指示了，只是未得到执行。华东局一号召，各地闻风而动，纷纷展开了生产自救运动。

    马三一回到马家峪，没管职务恢复不恢复，立刻把土改队请了出去。他以为，地主的地和财产都已平分了，没必要再批倒斗臭、踏上一只脚。地主也是人，是人就得有饭吃。所以，在分地时，他主张人人平等，即使仍在国军卖命的人丁也都分了地。对土改指挥部“搬石头、否定一切”的做法，立即进行了纠正，先一步带领全乡投入到了生产救灾中。

   马家军远征时，家乡也遭到了蒋匪抢掠、破坏，缺粮现象十分严重。马三便号召村民互相取借，互相支持。并发动全体党员干部全力帮助烈军属度过难关。

     “大战之后必有凶年”，为了不让这个“凶”字作怪，马家军主力部队把它当敌人来打了。全体将士一齐出动，刨地、播种。所有战马都派出去拉犁耕地，突地画出了一幅军民合作、生产救灾的春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