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脊梁
文/高塬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总在山河破碎之际，勇敢地挺身而出 ，担当民族的脊梁，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出一份微薄之力。“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家事国事本同一理。我人为，同样可以说，一个有希望的家庭不能没有脊梁，一个有前途的家庭不能没有顶梁柱子。就拿鲁迅先生来说，他就是家庭的顶梁柱，是民族的脊梁和英雄。且不论他把笔当作匕首和投枪，所写的政论文、杂文、小说篇篇像利剑出鞘；每首诗一箭中的，切中要害。只说他从小为了给父亲治病，到处求医问药，远奔日本留学；在忧国忧民忧己之际，仍不忘把老母亲带在身边，供养两个弟弟留学、侄子读书，于国于家，他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以至于灯干油尽而早逝。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族家庭，如果出现像老二汉奸文人周作仁这样的货色，娶个高消费的日本女人，整天洋吃海喝，丝毫不关心家国事务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将为家国之不幸。
再往前看，关学创始人张载就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国家的脊梁。作为北宋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为传承中华文明史作出了特殊贡献，《张子全书》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我们治国理政的智慧来源，以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借鉴。
——身为学人，青史留名，贵在从小立志，独立支持，孝老爱幼，为家庭负责任。他出身官宦人家，15岁失怙（hu,依靠父亲）、中年官场失意、老年失弟，却穷不丧志、耕不辍读。同时贵在为国家负责任的意识。他身为官长，敦本为先，善俗为务，造福一方的责任意识。张载三次为官，尽职尽责，尤其是任云岩（今宜川）县令时，以教育为爱民之首，以易俗为长远之计，每月召集乡老聚会，尊老敬贤，问计于民，训诫子弟，革除陋习，化礼教于亲民，布政令于道路，以独善其身，率先垂范。在渭州，针对边境百姓生计无着，他力劝环庆路经略使蔡挺打开军库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他在总结自己为官之道时写道：“某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史载其父出任涪州（今涪陵），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病故后张载护送父亲灵柩回归故里洛阳途中，因天雨耽搁久矣，资费用尽落脚此处，安葬父亲于横渠大镇谷野狐岭上。从此便以横渠为第二故乡。在张载第二次辞官返家路上，病亡于临潼，一无积蓄，只得由其弟子助葬于横渠大镇谷野狐岭父亲身旁。其弟张戬曾任蒲城县令、凤翔府司竹监等职，亦是以身作则，守身如玉。其弟过早而亡，张载安葬弟弟于横渠大镇谷野狐岭父亲身旁。如此家风，一脉相承。如此家风、如此官德，这是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基础与真实写照，也是我们怎样做人、怎样为官的鲜活榜样。
——身为师长，治学严谨，学以致用，文以载道，追求圣贤的自强不息精神。张载所开创的关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医学、教育等，俱是安邦治国的大学问，其学术范围与作用价值，远超出了程朱理学。他创立的横渠书院，其教育思想始终贯穿着“变化气质”的大目标、经世致用的大方向；其“学则须疑，贵于有用”的教育方法，学用结合，求真务实。他引导弟子积极向上，树立远大理想，要求少一些偏向科举，多锤炼一些振兴一方的真本领。他面对持续了千年的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坚信西周的井田制为“治天下之术”“养民之本”，在眉县、扶风、长安等地与弟子购置田产，开渠修路，企望以井田制解决因土地兼并而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从而实现“耕者有其田”。一代大师，不为虚名、不谋私利，为国育才呕心沥血，捧读书本大胆实践，日夜思考的是救苦救难、兴利除弊，其为人风范，彪炳史册。
——身为平民，不忘忧国，国家有难，挺身而出的使命担当意识。北宋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西夏立国，西北战火日炽。面对国家积弱积贫的颓势，18岁的张载拜彬县人焦寅为师，研习兵法武功。21岁时，闻知西夏犯边，他编写了御敌保国的《边议九条》，一赴延州（今延安），再赴庆州（今庆阳），上书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范仲淹，决心投笔从戎，虽未如愿，其报国情怀却受到范仲淹的褒奖。后来张载出任渭州（今平凉）军事判官，实地研判边情，又创立了“兵将法”，倡行全民皆兵，有力地巩固了边防安全。一个农夫，国难当头，官府未征未召，就毛遂自荐自告奋勇；一个知州副手，走马上任，就能拿出军民联防大计，若非急公好义、满腹韬略，岂能有献身献策、马到功成？
当然，一个家庭兄弟中，能像鲁迅、张载家里面出现三兄弟留学、两兄弟双双进士及第的为数不多。老人家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个人觉得这点精神，就是为家国负责任的意识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他老人家还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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