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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唐诗解构》而思
提要：近日，王东东、一行、张伟栋、冯强、张光昕、颜炼军等多位老师人发起的话题“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以及“如何想象一种未来诗学”引发了不少关注。历史之“困境”与当下之“危机”让我们充满对“未来”的期盼，这其实反映出沉重的话语焦虑，既源自对外在语境的焦虑，也出于对真实抒写的焦虑；既指涉西方诗学资源的影响焦虑，也流露出对传统诗学无法创造性转化的焦虑，多重影响的叠加，使诗人越来越成为游离的“他者”，游离在诗之外而辗转于话语焦虑之中。焦虑是症候，关注焦虑困境乃批评职责，正视问题并积极探求解决方法同样是批评不可推卸的责任。一行老师借用德里达著作《绝境》开题，论证大胆深入，产生了很多共鸣。下文同样从德里达获取灵感，引用诗人洛夫《唐诗解构》中的诗句，围绕诗之“常”与 “变”进行探讨。文章还关注当前诗界的新现象，新动态如“新性灵诗学”，现实、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制造困境之时，也不经意间给出了“解药”。当代“新性灵诗学”创始人龚刚所倡“哲性乡愁”、“非派之派”、“非诗意之诗意”是“常”与“变”的辩证统一。对这些观点进行解读既是对“困境”的回应，也是对“未来”已来的自信。
文章从“他者”的不在场、远游的诗神、更迭与消解以及 “他者”的回眸四个方面逐一展开论述。
一、“他者”的不在场
“你问我从哪里来？/风里雨里/茅店鸡鸣里，寒窗下的灯火里/从丢了魂的天涯从比我还老的岁月里/有时也从浅浅的杯盏里/孩子，别说不认识我/这乡音/就是我守护了一辈子的胎记”[1]——诗人是结着 “哲性乡愁”[2]的“他者”。
“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少变化……”[3]，钱锺书认为“缺少变化”的显然不是指诗体的变迁，因为诗歌史本身就是一部诗体变迁史。叶燮认为：“诗递变而时随之”；刘勰曰“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质之间的矛盾，雅俗的交替以及时代的变迁都会促成“变”，“变”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无论怎样变化，诗仍然为“诗”，换言之，诗体之“变”始终围绕“诗道””之“常”，“缺少变化”的是“诗道”，是一种渗透了民族审美传统的“诗意”，“一种蕴藉悠远，一种怀孕的静默”。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提出“河或水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最佳隐喻（A‘river’ or a ‘stream’ are the metaphors by which it is most naturally described）[4]。钱锺书认为，“精神不安地追求安定，永不止歇地寻找休歇处。在永不停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任何休歇处都是不易而易的，当视其为精神臻于完足之境的特定点时，它就是不易的。[5]”诗，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复杂体现，精神臻于完足之时，诗就是“陌生的熟悉”；未完足之前，诗人都是凭借“他者”的身份，无休止的寻找“休歇处”，呈现给历史的就是恒常之“变”。
钱锺书将这种无休止的寻找休歇处，即掌握本质真实的愿望当做一种身在他乡的故园之思。一切有目标的思考都可以在情感层面被喻为一种乡愁，一切对存在本质与形上归宿的求索均可被视为“哲性乡愁”[6]。庄子的“旧国旧都”即为人性原初或本真状态之喻。“时至唐代，‘还乡隐喻’（metaphor of the return of a wanderer to the native）逐渐从哲学领域渗透到诗学领域。如唐白居易的诗句‘我生本无处，心安是归处’（《出城留别》），类似的诗句在他的歌咏中反复出现。”[7]诗，寄托了诗人因不在场而产生的“哲性乡愁”，诗人始终有“他者”的疏离感，是结着“哲性乡愁”的“他者”。像洛夫这样“越是经过了许多的去国离乡，越是经历了复杂的离愁别绪，他的“乡愁”就越微渺，从文中所引洛夫《唐诗解构》的诗句，不难发现，这种“乡愁”已升华成生命本体的“哲性乡愁”。
“哲性乡愁”是一种抽象的可能，亦是性命安顿之学，其诗学意义在于为诗人作为“他者”，不停追寻恒常诗意、探索生命本真提供注解，从创作主体的立场揭示“诗”之常变的内因，而只有将“诗人个体生命情感体验导入自然深宏的生命世界里，主体的审美心灵在深邃浩瀚的宇宙天地之间，自由洒脱地俯仰绸缪，优游回度，才能悟得宇宙玄妙永恒的生命本体的真宰，抵达人生本真圆融的最高化境”。[8]因此，我们才能更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是如何对美国现代新诗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当前对“诗歌体制”的焦虑从更深层次来讲是诗人“哲性乡愁”无法疏解的一种表现。
二、远游的诗神
“马鸣萧萧/离愁被一阵秋风送出老远/带上你的干粮，雨衣和琴/江湖水深啊，/万里征途上还得小心搁浅/也别太相信/水里的月亮是如何的纯粹/你是游子/披一身浮云上路/我乃故人/怀抱一颗落日取暖/你颤颤地指着远方/说去楚国/去听离骚里的一声永恒的哀叹/我则黯然无言/但愿下次重逢时/你的琴未哑/我的酒尚温”——是远游，亦是重逢。
“意象派可能是追寻中国魔术的开始，而这种追寻会继续下去。我们将会越来越深的挖掘这个长期隐藏的遥远的宝石矿。”[9]中国诗中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而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因此，在读外国诗的时候，“每有一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10]异国文化相似元素的碰撞无疑会给不知置身何处的“他者”带来更深刻的认同与陌生的熟悉感。“意象主义只是中国风的另一种称呼而已”，庞德出于对中国古诗的热爱，做了大量古诗翻译，尽管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也因此而有所得，即以“他者”的身份从异国文化里寻到了暂时的休歇处。很多美国新诗运动的中坚分子都认为“美国新诗运动本身是一场中国热”。庞德心目中的最高理想则是儒家哲学，他曾说“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有人评价弗莱契的诗“当他把想象、音乐性、文词美和一种中国艺术的奇特感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组迷人的、美丽的抒情组诗时，他的诗作最出色。”而弗莱契本人也声称1914年后写的全是东方诗，“我对东方艺术各个方面的力量一直很了解，我自《辐射》起所有的诗作，毫无例外，都是由东方艺术提供题材，并支配处理方法。”[11]弗莱契的说法未免夸张，但是，他的确从中国诗里找到了激发灵感的题材与写作手法。某种程度上，所处文化背景不同，才更容易从“他者”的角度发现对方的可贵之处，而这种可贵之处却是本土文化中的诗人们急切想抛弃的。
承载着“哲性乡愁”的诗人，无论是异国的还是本土的，都不停地寻求各自抵达生命本真的途径：华盛顿∙霍尔评论说“如果目前这个诗派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文学运动’而不是一个‘实验’延续下去，那么许多功劳应归于中国这个最古老的文明大师，她正默默地教我们如何写诗”；[12]爱德华∙加尼特有言道：“庞德译的中国诗是他最出色的作品”。哈丽德蒙罗在编辑新诗运动总结时，声明翻译一律不收，但是“庞德-费诺罗萨改写的李白诗却不能不收。”[13] 庞德的诗歌创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以别样的方式抵达诗的本真；在中国，“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科；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遇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矣。[14]”直至上世纪初，在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远游亦是重逢”提醒我们，所谓的“困境”很大程度是人类自身无法摆脱视角固化而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样的“困境”还需要我们自己解开。
三、更迭与消解
“独酌是对酒的一种傲慢/可是，除了不解饮的月亮/我到哪里去找酒友？/天上也月，地上也月/花间也月，窗前也月/壶里也月，杯中也月/我穿上月光的袍子/月亮借去了我全身的清凉/举杯一仰而下/一个孤寒的饮者月下起舞/下酒物是壁上零乱的影子/我把酒壶摇呀摇/摇出了一个寂寞的长安/摇呀摇，摇出了一个醉汉/一卷熠熠生辉的盛唐”——诗意的碎片唤醒“他者”遥远的记忆。
3.1“伫立山楼/看夜景/只见金陵渡口潮起潮落/江水中的冷月如刀/把旅人的愁绪/切割成楼外的两三星火/那，闪闪烁烁的/是否就是梦里的瓜洲” ——浪漫主义之反浪漫
闻一多最初明确推崇浪漫主义诗学：“诗家的主人是情绪，智慧是一位不速之客，无须拒绝，也不必强留。至于喧宾夺主却是万万不行的。”[15]然而六年后他出版了诗集《死水》，沈从文评价其是“一本理智的静观的诗”。继长诗《奇迹》发表之后，闻一多开始极力抨击诗坛流行的自我表现诗风，在《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文中，试图恢复旧文学的信仰，了解韵雅的东方文化，实际上反映出他对古典传统的依恋。而徐志摩也开始质疑“诗如白话”的观点：“我们信完美的体形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16] 闻一多、徐志摩虽不同程度选择英美浪漫主义诗人的模式，但同时也转向古典传统，在格律的框架中探索新诗对于散漫的超越。[17]
3.2 “他静静伫立在/夕阳/与黄昏之间/待月待醉待紧握怒拳待冷水浇头/他心事重重/他扬眉，穿过一层薄雾/踟蹰在/美/与死之间” ——古典主义之多元质
唯美感伤主义曾风行一时。钱锺书在《论俗气》一文中，运用瑞恰慈（Richards）的理论：“批评家对于他们认为‘感伤主义’的作品，同声说‘俗’，因为‘感伤主义是对于一些事物过量的反应’（a response is sentimental if it is too great for the occasion）——这是瑞恰慈（I.A.Richards）先生的话，跟我们的理论不是一拍就合么”[18]，“过量”就容易朝着一个方向走向极端。梁实秋曾引用阿克龙比教授(Abercrombie)的观点阐释古典与浪漫区别：“浪漫主义是一元质……古典主义呢，绝不是一种元质，而是许多元质混合的一种状态。……古典主义就是艺术的健康：即各种元质的特点之相当的配合。如你要寻出一个古典的成分，以与浪漫的成分相对立，必定是劳而无功，因为二者不是对立的。无所谓古典的成分！不过有许多成分可以平稳的配合起来，这种健康，就是古典主义。我不知道这些成分有多少，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确数；浪漫主义却是其中之一。”[19]梁实秋所说的古典就是一种理想的诗意，这种诗意是对无数不确定性情感元素的包容，并在诗中呈现出和谐的艺术之美。诗，寄托着“他者”的哲性乡愁，要将难以名状的各种冲突包容，人性与诗性才能完美统一， 反映在创作风格上就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因此古典主义本身也有“非派之派”的含义，当代“新性灵”诗学倡导“非派之派”，兼容并蓄，其深意可见一斑。
在新诗自由化的浩大声势中，重视传统文学、重视人性的完整统一的声音也一并存在。如燕卜荪（William Empson）向中国学生灌输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玄学诗”等诗论；瑞恰慈认为“经验的冲突与调和使西南联大诗人们冷落了浪漫主义，而走向反浪漫主义的现代诗。”
3.3 “月亮从空山窜出/吓得众鸟扑翅惊飞/呱呱大叫/把春涧中的静/全都吵醒/而他仍在等待/静静地/等待，及至/月，悄悄降落在稿纸上/把光填满每个空格”—— 现代主义之古典、欧化倾向
白璧德认为“古典以现代为前景就不会产生枯燥呆滞的弊端；现代以古典为依托则能免除浅薄和印象主义的命运”[20]艾略特的传统观影响了不少人，如卞之琳在其影响下写出《音尘》、《尺八》等古今交错，古典意象与现代物象相交融的佳作；叶公超试图写作一首包容从诗经时代到现代的诗歌，虽未能如愿。1948年，以《大公报∙星期文艺》《文学杂志》为中心，曾经掀起一阵“沟通古今”的热潮。“虽然新诗旧诗有显然的差别，但是我们最后的希望还是要在以往整个中国诗之外加上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使以往的一切又重新配合一次不可。假使文学里也要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这就是，诗人必须深刻地感觉以往主要的潮流，必须明了他本国的心灵。如果他是有觉悟的人，他一定会感到这个心灵比他自己私人更重要几倍。”[21]
30年代现代派诗人将“化古”与“化欧”作为目标。卞之琳凭借对艺术的敏锐直觉，在我国古典诗重“意境”和西方现代诗的“戏剧性处境”、中国古典的含蓄与西方现代诗暗合之间找到契合点。他认为“一方面，文学具有民族风格才有世界意义。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学已成为世界的文学，现在这个‘世界’当然早已包括了中国。就我自己而论，问题是看写诗能否‘化古’，‘化欧’。[22]”戴望舒认为：“旧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情绪”[23]，何其芳说：“从陈旧的诗文里选择一些可以重新燃烧的文字。[24]”无论“化古”与“化欧”都存在选择、消化的过程，是现代诗歌发展所应面对的问题。
就“化古”而言，现代派诗人常把眼光更多投向一些富于情调的唐人绝句，特别是李商隐、温庭筠等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作为“他者”的诗人着重于抒写复杂的内心情绪，同时又给这种情绪披上迷离惝恍朦胧的外衣，寻求“故园之思”的迷茫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唐诗词不同于盛唐诗的透明清晰，与现代诗人群注重隐藏蕴藉，追求象征的审美情趣暗合，从这里也找到同西方象征派、意象派、现代主义的契合点。
无论是浪漫主义之反浪漫，还是古典主义之多元质，亦或是现代主义之古典、欧化倾向，诗人始终都是徘徊在“故园之外”的“他者”。所处境地随时空的变迁愈加复杂，作为“他者”的焦虑也愈加深刻，心中的故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他者”更需要一种独立天地间的静观，统揽错综复杂的情绪体验与现实物象的纷繁芜杂。宗白华作为一个诗人和美学家，对“他者”游离在边缘，始终“不在场”的感触很深，一方面“期待着一个更有力的更光明的人类社会到来”；另一方面，“莱茵河上的故垒寒流、残灯古梦，仍然萦系在心坎深处”，使他“常时做古典的浪漫的美梦”[25]。作为诗人的“他者”常处在“被抛”的孤寂与忧伤中，现代派诗人群对“故园之思”的深切体验促成了更浓、更富哲性的非比寻常的诗意。穆旦的诗歌正是典型代表。王佐良称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还用‘身体思想’”。他认为穆旦的《诗八首》“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唐湜也认为穆旦试图统一“生理的自我”与“心里的自我”，“以感官与肉体思想的一切，使思想与感情，灵与肉浑然一致，回返到原始的浑朴的自然状态”。现代诗在看似远离古典的路上与“原始的浑朴”意外相遇。而洛夫的《唐诗解构》也让我们产生一种恍惚之感，穿梭于古典与现代间，在陌生中品味似曾相识的感动。龚刚“新性灵”诗学倡导的“非诗意之诗意”则传达出当代诗人作为“他者”不在场的疏离感，那是一种离古典传统渐行越远的怅然，未来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当下又转瞬即逝，诗心始终在路上徘徊的哲性之旅。虽然“乡愁”始终在路上，然而对诗人灵魂深处的探寻却也带给我们意外的曙光。“他者”渴望倾听，渴望更多听众的诉求几乎是人类的本能，而诗人感触尤为深切，体制困境或历史困境更是不可及之“彼岸”的一种表象。与其说是诗人、批评家的困境，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困境”，诗歌问题更是人类自身与语境之间关系的问题。
四、“他者”的回眸
“重要的是你那毫无杂质的/痴/琴也好弦也罢/你的曲子总教人想起三月的桃花/五月石榴内部的火焰/教人无悔地把前生卖给你/又无怨地把今世赎回来/五十弦，岂仅仅代表/五十年华，五十又如何？/庄生迷乱中变成了蝴蝶/月亮从大海中捞上一滴泪/是泪，还是寒玉的前身？/在蓝田中埋了千年/就等那/惘然的追忆/如烟升起” ——回眸古典，“他者”的哲性乡愁又平添几分
诗不说明哲理，但诗可以暗示容纳更大的哲学。上世纪20年代末，穆木天提出的理想到30年代现代派诗人创造中得以实现，哲性在有限的篇幅里启示无限的世界。诗人抒发自然情感时，如果能以“他者”的眼光超越个人、具体的现实社会，进行审美关照和深度体验，直抵形而上的生命存在，探寻、追问人生终极价值，诗作就会呈现融审美本体情感与普遍性、永恒性与宇宙人生哲理为一体的审美意趣。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直接将其称作“真理”，他认为：“诗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和有效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以外在的证据作依靠，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26]”朱光潜认为诗人对宇宙人生的哲思是对宇宙、自然与生活的审美关照中领悟出来的，“与感情打成一片，蕴藉在他心灵的深处，待时机到来，忽然迸发，如灵光一现。[27]”古代也有专门诗学范畴即“理趣”来指称这种审美意趣。最初源于佛教典籍，原意是指佛法修证过程中所悟到的义理趣，如“证此识有理趣无边，恐有繁文，略述纲要”。[28]之后移用到诗学批评领域。清代，“理趣”与“理语”在诗学论著中连类并举。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俱入理趣。邵子则云：‘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理语成诗矣”。纪昀《唐人试律说》评卢肇《澄心如水》诗：“诗本性情，可以含理趣，而不能作理语，故理题最难”[29]。钱锺书认为前人虽意识到这种审美性意趣的存在，但是“仅引其端，未竟厥绪”，故从生命本体论角度对其深入剖析，并赋予其“诗意的认识”。他认为“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并以喻说明：“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30]”这与诗人作为“他者”寻求“故园”的境况是何其相似。折射出浓郁审美精神的“诗意”哲学，正是“哲性乡愁”的诗学意义所在。
李商隐的《锦瑟》哀怨深婉，悲戚凄迷，呈现出“珠泪玉烟”般的诗意。洛夫的解构深得其“奥义密旨”，一个“痴”字点出诗的真谛，古代抑或现代，诗人作为“他者”的疏离感始终未曾消失。今日解构之“诗”已非昨日之诗，我们不妨沿新性灵“哲性乡愁”的路径，进一步反思“非派之派”、“非诗意之诗意”的意义。当然，现代诗已不是古典意境的复活而是在现代与古典的交响中把握现代生活特有的节奏，并由此守护诗意。[31]洛夫的“回眸”是一种清醒的理智选择，他不苟同得意洋洋的“回归”之说，尊重传统又不沉溺于传统，[32]是诗人作为“他者”的明智之选，正视现状而又不拘泥于当下或许是批评者应有的态度。现实带给我们的困境，既要在现实中寻求答案，也要与自身深度交谈。人类是贪玩的孩子，总在建构与解构中乐此不疲，我们不妨从自身求解。“性灵”是人类独有的光，也是值得期待的归宿。今年八月份第五届“全球新性灵诗赛”评选结果将揭晓，聆听性灵的声音，迎接源自心灵深处的光。
注：
[1]洛夫：《唐诗解构》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年。下同。
[2] 龚刚：《从感性的思想到哲性的乡愁》载《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1）：2-5。
[3] 钱锺书：《谈中国诗》载《大公报∙综合副刊》1945年12月26日第19-20期。
[4] James W.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Holt, 1890.pp.239.
[5]龚刚：同上。
[6] 龚刚：同上。
[7]龚刚：《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附录二：钱锺书英文论文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278。
[8] 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156。
[9] habrriet Monroe: “ Chinese Poetry”, Poetry, sept, 1915, p.167。
[10] 钱锺书：《谈中国诗》载《大公报∙综合副刊》1945年12月26日第19-20期。
[11]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13：34
[12] 同上27
[13] 同上29
[14] 钱锺书：同上。
[15]闻一多： 《诗的格律》，《晨报副刊》
[16]徐志摩： 《诗刊卉言》，《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4月1日。
[17]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46
[18]钱锺书：《论俗气》，《大公报》（1933年11月4日）。
[19]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梁实秋论文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117—118。
[20]安诺德：《诗歌题材的选择》《诗集∙序言》，《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95。
[21]叶公超:《论新诗》，《文学杂志》，创刊号（1937年5月），收入《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63。
[22] 卞之琳：《雕虫幼历》序。
[23] 戴望舒：《论诗零札》。
[24] 何其芳：《论梦中的道路》。
[2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153页。
[26]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一八00年版序言》，见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3。
[27] 朱光潜：《诗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998:292。
[28] 钱锺书：《管椎编》，第1114页。
[29] 钱锺书：《管椎编》，第1444-1445页.
[30] 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锺书散文》，第404页。
[32] 汤拥华：《宗白华与“中国美学”的困境：一个反思性的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9。
[33] 叶橹：《回眸中的审视与超越》《唐诗解构》。
赵佼，高校教师，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附：近期重点关注专题栏目——
“未来诗学”往期文章
2023年5月，活跃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当代诗歌困境和危机”的专题研讨，这场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和诗学理论，引起了极大关注。根据这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一行、王东东、张伟栋等人的建议，南方诗歌开设“未来诗学”专栏，用以刊发关于这一主题的有关作品。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诗歌的时代，南方诗歌秉持“开放、包容、自由”的诗歌精神，欢迎争鸣，并希望为中国新诗的未来，找到更多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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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诗歌》2023年七月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