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载“柒柒中语文苑”2023-06-27
廖高群（1936—2006），湖北安陆人。1958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原河南大学）中文系。曾为洛阳八中语文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后，调入洛阳市师范学校任教，后任洛阳大学（现并入洛阳理工学院）副校长、中文专业副教授。1962年起，先后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诗刋》《新华文摘》《北师大学报》《河南日报》《安徽文学》《牡丹》《洛神》等报刋发表文学评论、古典文学研究论文、文化散文、杂文数百篇。被誉为洛阳教育界、文学界一代名师。
导读：廖高群老师是洛阳文史界的著名学者，是洛阳教育领域享有盛名的杰出教授。1977年恢复高考后，凡是在洛阳市师范学校、洛阳市教育学院、洛阳大学，亲耳聆听过廖老师讲授古代文学、古代文学史课的学生，无不为先生丰富的学识、厚重的学术积淀和高超的授课艺术所折服。
2023年6月28日，适逢廖高群老师仙逝17周年，我们特推送一组诗词及文章，以此表达七七中语班同学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七年之间，总是会时不时地想起他——有一次是在梦里。那梦境记得很真切：还是坐在唐宫西路洛阳大学北端的青砖红瓦红栏杆的二层红楼的那间教室里，看着他略微扬着头，用洒脱、爽朗的略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感慨说：“哈哈，熊掌……”他的容貌，不用描写，你只需想象老电影《南征北战》中张军长的扮演者——项堃，眉眼、脸型、神情、气韵，活脱脱就是那个样子的，英发、帅气、卓尔不群。
说是琐忆，是想记录下我在从师学习以及离开母校后与他交往的点滴记忆。零縑碎玉，皆在梦境；吉光片羽，都成影像。
廖恩师，出生于一九三六年，湖北安陆（就是大诗人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后长期寄居的地方）人。一九五八年，在右派扩大化运动中，像我的父亲一样，被错划为右派。当年他才二十二岁，正是韶华初绽的黄金年华啊！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恩师由市八中调到河南省洛阳市师范学校（下面简称洛阳市师范，以别于位于老城的原地区师范，现幼师）任教，担任古典文学课程教师。后洛阳市师范与洛阳教育学院、洛阳大学合用校舍、共享师资，就在学校里担任大学专科古典文学课教师，再后来，担任洛阳大学主抓教学业务的副校长，直到退休。据我所知，恩师还是省作家协会会员，洛阳市杂文学会的顾问与引领人，较早期的《牡丹》文学杂志的顾问。
我是七七届高考后到校学习的第一批学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匆忙恢复高考，许多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跟不上），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才报到就读。那一年，我还不到十七岁，差不多就是个大男孩儿。也因为如此，廖恩师讲授的古典文学，一下子为我开启了一扇知识宝藏的大门，我一踏入，就像误入桃源的渔人一样——“迷津甘作武陵人”了。不久，晚饭后散步，听学兄们介绍说，廖老师才华很高，文章写得好，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很有意思，叫作“廖一简”，是和讲授外国文学的简梧秋老师合用的笔名（关于简梧秋老师，我会另文记述）。
那时，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还没有出版，用的教材是恩师自己编写的油印资料。首先接触到的是先秦散文，大约是讲到《孟子·鱼我所欲也》吧：“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记得恩师高坐讲台，并不看教材，用带些湖北口音的普通话高声朗诵，然后是讲解，然后就是著名的（在我的同班同学中广为流传）那句话：“哈哈，熊掌，那是古代美食八珍之一，是美味中的美味，可惜我还没有品尝过……”
我们很为恩师遗憾。记得也已经作古的郑雪成学兄在课后，曾笑眯嗤嗤地感叹说：“连廖老师也没有吃过熊掌，嘿嘿嘿，将来咱们不管谁混发达了，一定要请他吃一次熊掌。”郑兄在班里年纪差不多最长，上师范前，在老家农村当过生产队长，在班里威望很高，他的话自然引起了不少回应。后来，二十年过后，班里光是副县级以上干部就出了十几个，几个“混发达”的官人学兄，倒是真的在几家挺不错的宾馆宴请过廖恩师。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究竟还是没有让恩师吃上熊掌。非是弟子们无心，是因为熊已经是法律明令的保护动物，只能就这个话题，打打嘴仗，咽咽口水，以享精神美味了。
我的古典文学的储备与修养，完全得益于恩师。
因为课程本身的魅力，加上恩师的精彩解读，使我在中文专业的诸多课程中，最喜欢古典文学。听完了《离骚》课，三个早读下来，我就会背诵了；听完《琵琶行》、《长恨歌》，分别用两个早读也会背诵了。不是夸我年轻，记忆力好，是因为恩师的讲课太精彩了——不能不被深深吸引，然后多多付出学时学习。现在，当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翻看那时教材上的眉批、记述，也有如行山阴道上、山川竞相映发，使人目不暇接的感受，也会产生临楼赏花、如坐春风的感觉。记得有一次是讲《木兰辞》，我的学习教材上，至今还还保留着恩师当年品评的原始记录：“五言之瞻（最美），极于焦（《孔雀东南飞》）；杂言之瞻，极于《木兰辞》”。
就在这一课上，恩师在对“思”、“忆”二字的解读，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咳吐成玉。原诗开头是木兰“停机叹息”，接着是这样四句诗：“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廖恩师的解读是：“思和忆同义，专指男女情爱。四句诗用了两个复沓手法。前两句是父母所问：女儿啊，你叹息什么？是不是有了儿女心事了？后两句是木兰回答：爷娘啊，女儿可不是有什么儿女心事啦。”在这种解读的基础上，自然引出了下文写木兰的叹息，完全是因为“昨夜见军帖”、“从此替爷征。”恩师的解读，见识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附带说一点，在今天通行的的人教版七年级下册《木兰辞》里，注解也是有问题：它把“何所思”解释为“想什么”，把“忆”解释为“思念”，且不说不伦不类，它使整个问句和答句显得空洞无物，啰里啰嗦。在我30余年的语文教学生涯中，不止一次地面对学生的这种质疑。幸好，我得益于当年从高师而学习的经历，我对自己学生们的解答，说不上引起学生们的喝彩，起码总不至于尴尬到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4月，毕业考试前的最后一堂古典文学课上，廖恩师对我们殷殷嘱托，似乎是依依不舍的样子。这些年，随着过了知天命之年，我更能理解他的“师心师情”。我们这届学生，是他早年错划右派、青壮年时期沉沦人生低谷、直到42岁的时候才执教高校、学有所用后的经过高考选拔的第一批学生，他从心里看重我们啊。直到快下课的时候，他把他专门为我们写的送别诗《赠七七届毕业生》，抄到黑板上，不少学生都是流着泪记下的。这首诗，我一直保存在一个笔记本上，可惜后来经过多次搬家，散失了。好在，我的同学李元星兄还准确记得。因为这是我所知道的恩师留存的唯一一首诗，特附录如下：
李花白，桃花红。桃李芬芳沐东风。装点春意浓。
“多年小学子，两度老恩师。”这是我对我与恩师人生际遇的阐释。
记得有一次我到《牡丹》编辑部送稿，遇上了乔仁卯兄，当时还有其他几个作者。乔兄介绍我说：“这就是胥琰，廖高群先生的高足。”我虽知道担当不起这样的评介，心里还是很受用、很愉快的。再后来，还真应了恩师“来日再相逢”的预言。教书三年后，我又一次参加洛阳教育学院中文专业的进修考试，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中文专业带职带薪学习，学制两年。又一次师从廖恩师。廖老师担任的是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史课程。这一次学习，使我对于这两门课程，有了更加深入、也更加广泛的了解。教材是更加系统的、新的。其中，古典文学教材是朱东润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文学史是游国恩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这时，我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学好课程拿高分了，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大量写作新诗、旧体诗词、诗词评论、散文、小说。
还有一次，是个初秋的黄昏，我带着一首《五律·登高》，心怀不安地到恩师家里拜访请教。他在送走一批客人后，亲自给我泡了一杯茶，和我并排而坐，给我看稿，给我指点。临了，特意把他批点过的林东海著的《诗法举隅》赠送给我，嘱咐我好好研读。还特意告诉我说：“胥琰啊，现在旧体诗词发表园地很少，你可以多写一些新体诗，或者是诗词欣赏的文章。”后来，我又去他家拜访，带的就是一首新诗和一篇诗词评论，同时回赠恩师一套两卷本的袁枚的《随园诗话》。这是1985年春的事情。
就在这一年，我的新体诗《白莲菊颂》、《无题》、《都市黄昏》、《孩子》，在《新诗人》刊物发表；诗词欣赏及散文随笔《一曲咏成万古传——范仲淹“渔家傲”词简析》、《洗尽铅华见纯真》、《尤利娅其人》在《洛阳日报》副刊发表。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到今天，先后以“胥琰”、“东君”、“胥岩”、“王暾”等笔名，发表了小说（包括中短篇、小小说）一百余篇，散文随笔（含杂文）四百余篇，诗词欣赏类文章一百余篇，新体诗一百余篇、中华诗词三百余篇，汉语俳句一百余首。另外还写作了长篇小说《天·人·蜂》一部，《鄢陵词话》一部一百余篇，诗词作品一千余首，汉俳理论文章15篇，汉俳作品近三千首。
1986年前后，我和段文浩、徐逸华等洛阳诗歌爱好者，结成《红豆》诗社。这是个民间性质的文学沙龙（记得当时洛阳还有九都文学社、沙粒诗社、金三角诗社等），交流写作体会，举办诗歌朗诵活动，到郊外远游采风，还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名字就叫《红豆》。当时，有不少诗友提议想请名人来莅临诗社活动，指点一二，最后觉着可以请到廖恩师。“请师使者”当仁不让地定住了我，而我也乐意接受。就在徐逸华家位于唐宫西路的三楼上的二居室里，廖恩师的到来，让同仁们很兴奋。招待恩师的，没有水果，也没有酒肉，只是一杯很浓很浓的绿茶。在橘红色台灯的映照下，廖恩师红光满面地神采奕奕地回答了大家一个又一个提问，有关于写作手法的，有诗歌语言方面的，甚至是一个句子的修改，一个词的斟酌等等。那些问题，在今天看来，自然是有些幼稚的、浅层次的，但是廖恩师都从容平和地、耐心诚恳地一一予以解答，直到满意为止。
记得当时，中国文坛上，张贤亮正火，有人还提起了对中篇小说《灵与肉》的看法，这是个较为敏感的话题。面对一群地处中原内地一个中等城市的文学青年，尽管还是思想相对开放的年轻人，因为涉及到性爱，在座的又有不少女生，这个话题分明是不便于发挥的。记得廖恩师在做了简短的评价后，只是殷切叮嘱说：“思想无禁区，写作也不能有禁区。把眼光放远一些，这样的题材领域，也许正是你们年轻人应当开拓的啊！”在今天，尤其是在与许多名人都计较于出场费多少的比对中，恩师当年那种不计名利、诲人不倦的精神，可以说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了。
2001年春天，我考虑把诗词集整理印行，取名为《心动十分》，想请恩师写序。其时，恩师已经从洛阳大学退休。我打电话联系好恩师后，带着书稿，坐公交车赶到他位于天津路的一栋老旧的三层小楼的家里，详细说明了来意，他当即慷慨应允。恩师知道我抽烟，善解人意地对我说：“喜欢抽烟就抽吧，不要拘束，我也喜欢，呵呵，咱爷儿俩一起抽。”期间，又说了许多随意亲切的杂话。他一一念叨着我当年的许多同窗，提起了不少名字，询问他们的近况。尤其是提到了一位经过他的指点，后来成为省里比较有名作家的我的上届学姐，并嘱托我说：“她再来洛阳，我们要一起坐坐，一起坐坐……”恩师的序言，在对我的诗词写作提出中肯评价的同时，还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可以说，为我的诗词集增色不少。现在想起这些，让我觉着深深惭愧内疚的是，虽然恩师不求回报，自始至终，我都没有给恩师应有的酬谢。只是在书印出后，给恩师送书作纪念时，顺便带了一包他喜欢喝的绿茶，连一顿简单的酒饭也没有请他品尝过。
在恩师诸多届的学生中，他最看中我所在的七七届学生。在我同班的的学生中，尽管有不少同学在洛阳这个地级城市中，能混到正副县级，也算是活出了“人模人样”、“风风火火”了。与他们相比较，我只是一介书生，是一个中学的“教书匠”、“孩子王”，就因为我坚持了文学之路——虽然不免囊中羞涩得让人尴尬，为文辛苦得不合时宜——恩师对我的偏爱，我还是深知的，那是文学精神的传承。廖恩师数十年在高校讲授古典文学，却很少作诗填词，大约是眼界超高，觉着难以逾越古人吧。他以“廖依简”笔名发表的文章，有不少杂文、文化随笔，我保留的不多。我保留到的他的几篇文化散文，也是属于机缘巧合。这几篇文章是我所留存的《牡丹》文学杂志样刊。分别是一九九五年第二期，有恩师的《近读香山》，七千字；同年第三期，《读一个作家的档案》，万余字；一九九九年第一期，《北窗小札》一组四篇文章，七千字。我和恩师同期发表的两件作品分别是：小小说两篇《杞人二题》，短篇小说《月光很亮》。能和恩师同期发表文章，于我何其荣幸，于恩师也是一种欣慰吧。
在这里，这还不是我要说的主要话题。
我想说的是，恩师对于中国古代诗人、文化现象的解读，当年在洛阳乃至中原地区都是翘楚之作。就以《近读香山》为例，恩师的解读，没有停留在后世的洛阳文人们以白居易晚年退隐香山、得以有伟大诗人落户本地的自豪感的层面，而是深刻解读了白居易晚年退隐香山的无奈与悲哀，以及造成这些无奈与悲哀的历史的深层次原因。被称为“李杜之下见诗豪”的伟大诗人白居易，由青壮年的豪情万丈、以古剑自诩“宁可寸寸折，不能绕指柔”的积极用世，到晚年隐居香山的宁可当一个“泥中曳尾龟”的消极避世，期间的内在原因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啊。震撼过后是反思，恩师在篇尾动情地总述说：
“读到此处，我们顿时感到一种透骨的冰凉，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不只是为白居易，更是为了那个时代，为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封建时代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固然可怕，它对知识分子进行的精神的奴役与摧残，人格的扭曲与践踏，灵魂的毒害与腐蚀，不同样令人毛骨悚然吗？高压与利诱，使多少铁骨铮铮的汉子变成了犬儒，多少天才的诗人变成了清客，压弯了多少原本挺直的脊梁，销蚀了多少顶天立地的正气啊……白居易是那个时代造成的，香山居士也是那个时代造成的。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但愿这种悲剧不再重演。但愿白居易们永远不做香山居士。”
这种振聋发聩的文化反思的大作，相信恩师远不止四五篇、十几篇，如果能够及时结集出版，在一九九二年余秋雨刚刚出版了《文化苦旅》，一九九八年鲁枢元后来才出版了《精神守望》等文化散文鸿篇巨著的时间节点上，何尝又不是文化大师们提供的文化大餐和精神盛宴。可惜可叹的是，恩师过于淡泊于名利了，以至于等到他撒手西去，这些煌煌的倾注了恩师用心血、用生命叩问先贤的文化散文，也只能保存在一些陈旧的注定要被尘封的书报杂志里了，这些文化散文的最终命运，恐怕也是散失的结局吧。岂不悲乎？岂不悲乎？恩师。
廖恩师的去世，让我觉着痛失人生指路的明灯。
恩师生于1936年，因发急病卒于2006年6月28日，享年仅七十岁。这个寿限，在古人不算低，在今天不算高。按照古代六十曰小寿，八十曰中寿，一百曰大寿的说法，更是造化弄人。恩师走的时候，留下遗言是丧事从简、不搞告别仪式，因此他那些远远超过了三千数量的弟子们大多都不知道。待得到噩耗，他已经驾鹤西去，随着清风白云飘得远远的了，叫人痛心、断肠。痛定之后，在一个“芙蓉塘外有轻雷”的夏日，我以无可奈何之心，于长歌当哭之夜，特意填词《百字令·悼恩师》一首，以送别他的在天之灵。这首悼亡词，幸得《牡丹》编辑部的老师们与我有着同样地伤悼与悲痛，特意辟出了大半个页面，作为纪念刊发在当年第六期上。现附录于此：
惊闻噩耗，更抚膺坐叹，长歌当哭。怅望愁云凝柳色，黯黯魂销南浦。宋韵唐风，谪仙雅调，鹤影冥冥渡。芙蓉塘外，天意淋漓如注！
最念慨慷奇节，四载恩师，总把东君护。门下滋兰香九畹，树蕙青青百亩。余事文章，品元论白，清远绝流俗。人间歧路，苍茫问向何处？
关于恩师的去世，由于他生前曾是洛阳市杂文学会的首批理事，2012年由市杂文学会编辑、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洛阳杂文2012·附录大事记》中，有过一段简短的记述：“7月，廖高群病逝。廖高群生前系洛阳市杂文学会顾问，洛阳大学副校长。曾积极参与洛阳市杂文学会的创建和引领洛阳杂文创作。”需要纠正的是，这里，恩师逝世的月份搞错了，确切的应该是6月。
还记得恩师在讲授李白的《南岭别儿童入京》时，曾经用他那略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朗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啊，一生慷慨有奇节的廖恩师，也岂只是蓬蒿之人啊？
（2013年2月8日农历癸巳年除夕前一夜）
作者胥琰，本名：胥延延。男，1961年生，洛阳老城人，祖籍鄢陵。河南作家协会会员，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著有抒情诗集《永远的蝴蝶》、散文随笔集《人生若雪》、诗词集《心动时分》、中短篇小说集《城南地》、长篇小说《蜂国》。先后获得新体诗、诗词、散文、小说等文学奖项47项，其中《蜂国》荣获洛阳市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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