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郝怀明
17、据理怒斥浮夸风，铁骨铮铮为民生
1958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相继提出，统称为“三面红旗”，全国上下出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那时，苏联“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了后面，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15年超过美国。中国也不甘落后，发誓要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也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还要和苏联比比，看看谁先进入“共产主义”。
赵树理在去年冬天就回到了尉迟村，他此行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村里去年减产的原因，想办法把生产搞上去。他回到村里，放下行李，就直奔水库工地，投身到火热的劳动之中去了。
去年乡亲们在吃粮、饲草、用煤等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常挂在他的心上。这次回来，他花了很大气力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减产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原因主要是土地经营管理存在问题。这里地多人少，平均使用劳力，力量分散。仅为解决饲草不够问题，就占用了全社全年劳动总数的七分之一，因此，尽管复种面积扩大了，但单位面积产量还是降低了。经过调查研究，他向社里提出了集中与粗放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与大面积种植苜蓿的建议，并和社干部共同商量，制定了《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计划》：“西山坡顶修一个水库，沁河边上修建一个抽水站，西坡那片地石子多，种粮不行改成果园，再把村南村东300亩河滩垫平，这样，全村600亩地全部实行水浇，可望旱涝保收。”
这个计划得到全体社员的赞成和拥护。赵树理派他回乡务农的女儿赵广建去外地买来苹果树苗和海棠果苗。随后，他又从北京汇来千元，买锅驼机和水泵。
回乡几个月，他经常去水库工地劳动，有时挖土，有时帮助修理机器，在工程紧张之时，甚至一夜要去好几次。人们记得，他没有一天不到农业社，不论是研究生产，还是讨论整风问题，抑或是谈社员的思想状况，有时甚至一直工作到深夜，他都从不缺席。
1958年1 月底，他返回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
2月18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快板《“春”在农村的变化》，热情歌唱道：“今年过春天，事事大飞跃——生产要提高，思想要改造。”“思想也要整，生产也要搞。整风与生产，两下结合好。村村修水塘，社社开渠道。开山崩石头，到处响大炮。上工没男女，做活没老少。把个好春天，过得很热闹。”
这年1月和3月，毛泽东在南宁和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时“敢想、敢说、敢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大跃进”的热潮在全国各行各业掀起来了！
3月8日，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的号召：“作家们！跃进！跃进！争取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创作高潮，三五年内实现社会主义文学的大丰收！”
这一天，在北京的100多位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举行盛大座谈会，热情似火，竞相表达创作的决心。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还代表未能出席会议的老作家宣布他们的创作计划：茅盾要写一个长篇，三个中篇；巴金也是一个长篇、三个中篇，再翻译几部外国作品；曹禺则是要写出五个独幕剧。然后，他又说：“赵树理同志今天到会了，他有意写《续李有才板话》，以反映当前的大跃进。”
也许是为会议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吧，一向最讲实际的赵树理的头脑也不免有几分发热，他说：“我准备写《续李有才板话》的秘密已被荃麟同志揭破。计划写三部，第一部一个月左右即可完成。”不过，他仍然不失清醒，随即表示：“希望大家督促，但也不要挤得太狠；我要求大的不被挤破，小的东西也能挤出来。”
后来，由于世态的发展变化，他的《续李有才板话》成为一响空炮。新情况看不清，拿不准，没法写，倒是很快推出了一部反映抗日时期山区人民生死斗争的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获得了一片叫好声。
1958年3月，赵树理在《曲艺》第4期发表《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把评书提高到了文学正宗的地位，认为评书就是“正经地道的小说”。文章说：“有些人将曲艺叫‘说唱文艺’，本不妥当，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我还掌握不了评书，但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如果我能在艺术上有所进步，能进步到评书的程度就不错。写出来不能够说，是我做得不够。好的唱词，应该是诗，写出来还不是诗，是唱词写得不到家。诗歌、戏剧、小说和曲艺都是一家，作家的作品和曲艺是一回事。从前有人在写小说之余写曲艺，今天就应该把曲艺包括在创作计划之内。”“大跃进是要出作品的，改造改造我们的文风也不容易。我们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得解决为谁而写的问题，写工农而不让工农看懂，只给知识分子看，是不对头的。搞创作的人要改变文风。大家要说唱我的作品，希望大家给我改，我很欢迎。”
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原载1958年《曲艺》第8至11期。《曲艺》在开始连载时“编者按”说：“《灵泉洞》是一部长篇评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写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山区人民在日寇和蒋匪军的双重压力下的生死挣扎；下部写解放后从民主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变化。全书以一个山洞为连系线索。大约20到达30万字。上部已完成，下部可能还要迟一个时期才能写出。”
这部小说以灵泉洞为背景，揭露了1940年前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罪恶行径以及地主、汉奸的阴险毒辣，表现了人民群众为捍卫自身的权利和利益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是一曲同蒋介石、阎锡山军队又团结又斗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英雄的凯歌。小说的主人公田金虎，是个非常憨直，从不考虑任何个人得失的青年，是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磨练出来的英雄。在开展减租、退租斗争中站在最前边，最后搞起了武装，当了洞长兼民兵队长，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作品处处从“洞”着眼，写人与写洞糅为一体，有形、有声、有色，为整个作品开拓了新境界，运用了十多种评书的笔法，在艺术上有新突破，取得了新成就。苗培时在《夜读〈灵泉洞〉》中写道：“好在哪里？一曰故事好：紧张、曲折、有趣、引人入胜。二曰人物好：有血有肉，个个不同，虎虎有生气。三曰结构好：朴朴素素，老老实实，有头有尾，绝不虚夸。”评书演员陈萌荣在《〈灵泉洞〉的评书笔法》中也说：“看完《灵泉洞》，坐定一想，灵泉洞村一带的地理环境如同摆在眼前一样，有条有理，十分清楚。作品的语言也十分精炼，话顶话，话拣话，针针见血，话不空登。我们评书演员拿到手就可演说。”
一生一切为了人的赵树理，对曲艺，对评书，确实有点偏爱。他之所以偏爱，就是因为这种艺术形式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作家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就需要向这种艺术学习，这样才能服务得好。《灵泉洞》的问世，是他向评书学习，进一步改变文风的一次光辉的实践。
在这前后，他就曲艺问题写下了多篇文章，就把曲艺提高到“正统”地位来发展，实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发表了许多发人深思的宝贵意见。仅举数例。
他在《普及工作旧话重提》中说，五四以来，我国文艺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胜利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一个是未被新文艺承认的民间传统，即人民大众在自然状态下的听书、看戏、唱小曲、唱秧歌等。他认为，先向群众学习，深入体会群众的文学艺术兴趣，然后从这个基础上运用自己的艺术本领，为群众造出既合口味又有进步意义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品是高级的，同时也可以普及。一些人不承认群众的传统能产生艺术，而要用新文艺的传统来代替它，用一个传统来消灭另一个传统。因而把普及工作忽略了。
他在《向工农兵学习》中说：“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所谓文艺的提高，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自己的基础上提高（不是提到别的高度），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他在《从曲艺中吸取养料》中说：“我认为曲艺的韵文是接受了中国诗的传统的，评话是接受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的。我觉得把它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也可以。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曲艺应该产生高级的东西，而且事实上已经产生过高级的东西。曲艺是高级的，同时又是普及的。……中国几部重要小说，如《红楼梦》、《水浒》等，基本上都是评话体，流传了好几百年。王少堂的评话和高元钧的山东快书，可以说是发展了的《水浒》，已经同原来的本子有所不同，他们把它生活化了，说得更加生动了。”“我们应该比古人强，应该刻画出比古人更突出的英雄形象。但有些地方实在比不上他们。拿戏曲来说，古人把古人的生活歌舞化了，而今人还没有把今人的生活歌舞化，或者说化得不足。现在有些人把现实生活搬上舞台去，看后总感到有些生硬，是现实生活原样的再现。……评书也是这样：古人把话艺术化了。从政治上说，它也有政治，虽然没有成套的大道理，但它的目的是达到了。”他反复强调，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学人家长处可以，但学了以后最好是把它化为自己的，化不了也不过使它成为另一种形式，不能因此把咱自己的传统丢掉。“有些人误以为中国传统只是在普及方面有用，想要提高就得加上点洋味，我以为那是从外来艺术环境中养成的一种门户之见。”“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满可以像评话那样，写在纸和口头上说是统一的。这并不低级，拿到外国去绝不丢人。评话硬是我们传统的小说，如果把它作为正统来发展，也一点不吃亏。”“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在理论上早已解决，在实践中并未解决，至少还没有全部解决。”他在谈到理论也需要加以新的补充时说，比如按照外国的公式，悲剧一定要死人，这个规律对中国是否适用呢？“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他们也应该懂得团圆。”
他在《彻底面向群众》中说：“我以为彻底面向群众，对于提高不但不会妨害，反而会对提高造成非常方便的条件。”
此外，他还写了许多论文和评论，如《谈曲艺工作》、《曲艺工作者动员起来》、《曲艺沿着工农兵方向继续前进》、《〈买猴儿〉讽刺了谁？》、《我爱相声〈水兵破迷信〉》等。有人统计，他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创作的大量曲艺作品约占他全部作品的20%，这在我国著名作家中是少有的。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使“大跃进”运动由酝酿阶段开始转向全面开展阶段。会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肯定了“大跃进”运动，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从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提高到800至850万吨，直到6月19日，毛泽东说把钢产量翻一番，并于6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3年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国史通鉴》，当代中国出版社，第二卷第145页）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由于指导思想上不顾客观实际与可能，急于求成，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愿望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并导致以“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地泛滥开来。（同上）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说：“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8月8日，该报又发表社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说：“每年产量的增长率不是百分几、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着的，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们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
8月27日，该报又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赴山东省寿张县调查后写的一封信，标题赫然夺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7月，《灵泉洞》（上部）刚刚收尾，赵树理立即重返晋东南，来到高平县，那里有块百亩左右的丰产田，农业部要来这里召开北方十省谷子、高粱、玉米现场促进会，省里也要在这里举行十县秋田加工管理汇报会。庄稼长势确实喜人，他不禁赞道：“谷子好，谷子好，应对谷子多关照，谁对谷子看不起，快把偏心早去掉。也深翻，也保苗，追肥浇水样样到，你和玉茭一样待，看看它能打多少。”
8月18日，赵树理刚刚回到北京，即参加了中国作协在颐和园召开的“深入生活作家座谈会”。他在会上说：“我下去了两个月，可惜没有争取到主动，因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大跃进浪潮中，我计划先写一个回忆中的小说，可是这与生活锻炼有矛盾，写了几天就觉得应该放下它先到生产中去。不妙的是我曾在一次谈写作的会上透露过我的计划，报刊上刊登出去，弄得我更动不得，只得坐下来写。坐下来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一样，需要埋头，因此下去与没有下去就差别不大了。在写作中，只是稍稍找了点空隙，观光过一次谷子、高粱的现场会议和两三个社，看了看人家的育林、治水和谷子、玉米的田间管理。我以为我今年的计划是鼓了点干劲，没有争取到主动，因而连中游也没有争取到，以后要力求摆脱这种局面。即使仅仅到过几个地方，而且不曾下马，也看到些使自己兴奋的事。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即使你关起门来，那股热劲也会冲到你眼前。例如我看到一个玉米种得很好的社，好像进了竹子园，有些玉米密到每亩万珠。人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庄稼长得这样壮，他们的劲头也像这庄稼一样饱满，没牙的老头老太太们，两腮上也常笑成两个大窝窝。”他确实是走马观花，看到的也确实是一派喜气洋洋。不过从这些真实的描述当中，似乎亦隐含着几分疑惑，如玉米密植到每亩万珠是否失当，只是眼下尚不明朗。
接着，赵树理参加了两次出国访问。
一次是10月1日，参加以茅盾为团长，周扬、巴金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10月14日至18日又与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赴莫斯科参观访问，并参加与苏联作家的座谈会。
一次是11月14日应朝鲜作家同盟的邀请，独自一人出访朝鲜。他在朝鲜的20多天中，访问了平壤、元山、咸兴、开城，参观了四个农业社，拜谒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殉难烈士公墓，参观了历史古迹和板门店，领略了金刚山和三日浦的美丽风光。也许是确有所感，也许是盛情难却，他打破一向游而不作的惯例，接连写了三篇文笔优美、感情真挚的访问记，发表在朝鲜的报刊上。
早在出访以前，赵树理就有回到老家做点实际工作，投身到大跃进火热的生活中去的打算。他在朝鲜看到国内报纸上报道各地大放“卫星”，兴奋不已，曾把朝鲜的“千里马”和中国的“大跃进”连在一起加以赞颂。
12月中旬，赵树理访朝结束乘机归来，早就归心似箭的他，当即乘火车直奔太原，请求省委给他安排工作。此时，沁水县刚刚和阳城县合并为阳城县，他被任命为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并不像新闻媒体所宣传的那样，一接触到实际情况，就给他泼了一头冷水。一向一切为了人，以维护人的权利和利益为天职的他，立马就清醒了过来，奋起而抵抗了。
他先回家看望老母，小住数日。
有人向他反映干部搞浮夸，说一亩地能上百八十担粪。他说，“一亩地保证上二三十担粪就不错了，应该上多少报多少；打粮也是一样，应该是收多少报多少，不要吹牛皮放空炮。”
那时公社办食堂是个新事物，社员都吃食堂。他开始也觉得吃食堂有好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解决了大家缺粮的问题，解放了妇女劳动力。但很快他就发现，人们光愿意放开肚皮吃饭，却不想鼓足干劲生产。他算了一下，这里人均收入60至70元，而伙食费就要花去40元。因此农民对争取多劳多得积极性不大，工分级差不大，评高点也拿不了几元钱，评低点还可以少受点累，反正不会叫自己饿肚子。他感到，采用吃大锅饭的方式实不可取，即使在将来恐怕也行不通。
他来到铁厂，看到一面大红旗上写着“钢铁元帅升帐”6个大字，下面堆着些从老百姓家里收来的铁锅、铁盆、铁茶壶、钉子、铁门环以及栓牲口的铁缰绳、井上的铁辘轳、抬棺材的铁绳等。赵树理笑着说：“砸箩锅，糟蒸锅，铁盆茶壶不放过。小仓锅、杀猪锅，姓铁你就躲不过。”在厂里转了一圈，看到到处贴着批判右派右倾的文章，他对厂领导说：“你们这叫‘批判是专家，钢铁炼成渣，卫星飞不起，曲哩满地爬。”（烟火中有一种小起火叫“曲哩”，常因质量不好起不去，在地上冒一股烟就完了）他指着那一块块废物痛心疾首地说：“炼这玩意干甚啊！真是作孽！”他在访朝时听说阳城放了“大战钢铁”的“卫星”曾写诗祝贺（现未找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的内心是何等的痛苦啊！
1959年1月，赵树理带着一大堆实际问题，心情沉重地回到了阳城。
他看得非常清楚，搞初级农社时，土地入社分红，牲畜、家具作价折旧入社使用，生产资料走向集体所有；高级社时，土地入社，耕畜、家具、羊群、树木等生产资料作价入社，一切生产资料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按政策留给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羊、自留树，除自留地只有使用权外，其余一律由社员个人所有。人民公社化以后，社员自留树、自留畜、自留羊等也无代价一律收归集体所有。这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伤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他在县委会上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并没有发挥出来。“大办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群众情绪低落，不想多干却想多得，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报喜不报忧，产量大大不符实情。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必须立即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想方设法刹住浮夸风、共产风、平均主义。否则，秋后征购时，老百姓就该闹饥荒了。
他的话在县委无人响应。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人们早已噤若寒蝉。赵树理的这些看法不就是典型的“右倾思想”吗？不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摇头派”、“秋后算账派”吗？若是别人这么说，非群起而攻之不可。可人家赵树理是下来体验生活的大作家、党的八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是个通天人物，他想说就让他说吧，别理他。
可是，赵树理并不领情，这头倔“驴”偏偏有股子“别扭”劲，只要他认定对农民有害无益的事，他就要咬住不放。
阴历大年30，阳城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落实春耕生产任务，亦称春耕生产誓师大会。会上，赵树理和县领导在跃进指标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县委书记首先讲话：“同志们，大跃进的1958年过去了，更大跃进1959年开始了，在这新的一年中，我们的奋斗口号是：粮食亩产超万斤，今年总产翻十番；棉花亩产两千斤，不让晋南把身翻，决心全省称棉王，全国争取夺状元。林业畜牧大发展，突出林业和养蚕，一年全县绿林化，蚕桑定要压日本。为了夺取这新的局面的更大胜利，县委决定召开这个会议，布置落实春耕生产的跃进计划。第一项是春耕生产准备，县委要求，正月初一也就是明天，全县农村立即投入生产，过一个大跃进的春节。每个劳力，每天至少刨玉茭桩子6亩。”“轰”的一声，台下的人们被这高指标吓得乱嚷起来，坐在李书记旁边的赵树理忍耐不住，笑着打断了他的讲话：“老李，你等等，让我插句话。你刚才讲的每人每天刨6亩玉茭桩子，我看这个要求不实际，你算算看，一亩玉茭少说4000株，6亩就是24000，刨一个桩少说得两镢头，一镢头至少 3秒钟，刨一个桩子就得6秒钟，24000个柱子要144400秒钟，可一天24小时，满打清算才86400秒，一个人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不拉屎等等，马不停蹄整干一天，他也刨上不下6亩吧？况且眼下地还冻着。”赵树理横档里抡的这一斧子，把个县委书记砍糊涂了，自他上任以来，还从没有见过敢在公众场合反对他的人，好在他气派大，很快就镇定下来，说道：“好吧，6亩不实际，会后再作研究。下面说第二项，积肥投肥，县委要求，每个生产队每亩地至少投肥150担，……”“慢慢慢，老李，我再插一句，”赵树理又是半路一斧子：“我看这个指标也太高，你想想看，一个生产队有多少人？多少牲畜？能积多少肥？队里有多少劳力 ？多少块地？把肥料运到地里要多少时间？到那时还误不误种。”李书记脸色骤变，怒气暗生，但最后还是按捺下去。“再说第三项，为了秋后能放更大卫星，县委决定，今年一律推广密植，要求一亩玉茭下籽120斤，一亩谷……”“等等，”赵树理急得又是一斧：“老李呀，这一亩120斤籽种在地里，往后庄稼还咋长呢？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种玉茭的？”“大跃进嘛，”书记同志终于发火了：“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敢想敢干。”“敢想敢干我不反对，可是不能脱离实际，如果离开实事求是精神，那就成了瞎想瞎指挥。照这计划，肥料铺到地里有半尺厚，庄稼挤到一起成了载绒毯子，依我看连一颗粒粮食也收不上。……”县委书记不禁勃然大怒，也顾不得赵树理通天不通天，拍着桌子喊道：“我们什么时候落后过，可是今天到现在还定不下生产指标，眼看别的县都哗哗地定出了高指标的规划，我们这里有的人就是硬咬住说这也不实事求是，那也不切实际，定低了，我们怎么向上边交账？”但赵树理毫不让步，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做工作，不单是为了向上边交账，而是要对人民负责。指标好定，想定多高都行，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呵。大家想想，我们做工作不靠群众靠谁？如果说把指标定得高高的，打不下那么多的粮食，不是苦了老百姓吗？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结果见不到实利，他们哪里还有积极性呢。况且，如果我们定得指标太高，兑现不了，群众不是要说我们尽会吹牛吗？这样会有损党的声誉！群众也不会再跟我们走。”“吹牛？党报上的头条新闻，套红标题，能是撒谎吗？”书记的话已然带有了威赫的成分。“我就不信，什么亩产红薯多少万斤，照那数字，红薯竟比地里的土还多了。尽是瞎吹！”书记同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大叫道：“照你这么说，大跃进是错了，真是老右倾，绊脚石！”“不管是老右倾还是绊脚石，你怎么说都行，只要组织上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我就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瞎指挥，那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还对得起人民的委托吗？”（潘小蒲：《赵树理活动拾遗》）
我们不能不对赵树理肃然起敬。在当时“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甚嚣尘上笼罩全党全国的情况下，他坚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民主与科学，坚决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真乃一顶天立地的英雄汉也！然而，在当时情况下，赵树理却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因而他也就不可能仅凭个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扑灭这股歪风。结果，大会最后还是通过了高指标的生产规划。赵树理气极了，指着县委领导的鼻子严厉斥责道：“你们这样不顾群众死活的瞎闹，简直是国民党作风！”
浮夸风在文化界也毫不逊色。1958年11月14日，县委作出决定：全党全民动手创作，苦战一个月，立说40万，精选10000篇，著书100册。10天后，一中师生昼夜苦战，写出文章359774篇，第一个卫星提前上了天。赵树理来到阳城时，一个月的苦战已经结束，人们正在接受1959年的跃进任务。该县一个32人的剧团，就要完成诗歌60000首，大型剧本40个，中型剧本100个，小型剧本1500个，还要演出大小节目5300个场次。赵树理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要是真能这样，作家就该失业了。”
县团委召开青年大会，动员大家放文艺“卫星”，特意请赵树理去讲话。不料赵树理劈头就说：“我给你们泼冷水来啦！我一个专业作家，一年还写不好一本书。诗是语言的精华，你们一晚上怎么能写出几十首呢？别说放‘卫星’，我看连个‘起火’也放不成。你们年纪轻轻，可不能养成吹嘘夸口的毛病！”但他的话丝毫也影响不了团委书记布置任务下达指令的热情：各机关团员每人在1959年出作品100篇……
不久，赵树理在山西省委的理论刊物《前进》第2期上发表《谈文艺卫星》一文，不点名地谈到上述剧团和团委的情况，他说：“我以为文艺卫星，不外以下三件：一是作品空前的多，造成文艺上的繁荣景象。二是有空前的好作品。三是培养出空前多而好的新作家来。”他还为县团委命令本县各级机关团员在1959年每人交作品100篇算了一笔细账：“一百篇文章，每礼拜平均就要写两篇，专业写作者在去年大跃进中突破这个数字的即使有也是绝对少数，而一个负有工作任务或学习任务的青年，要赶这个数字，会赶成些什么样的卫星呢？要照这样数字交卷，集中到一个阅稿的地方，即使其中有卫星，想挑选一下也不是三五十个人一年半载可以挑选得出来的。我以为文化领导部门应该下令禁止这种假征硬派的作风，以保护1959年可能放出来的卫星。”
赵树理特别关注公社在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深思熟虑，提出了两条针对性很强的对策。
一条是，改革公社领导班子，让内行管生产，废除终身制。他提出：“吸收所有大队长或村支部为公社社员代表（即管委会委员），选出其中优秀的作为常委（即公社正、副主任、各部长），规定这一部分常委不得少于全体常委人数三分之一，而且一定要有人做副主任。现有的公社干部（即原来的乡干），将一部分下放到队，以腾出位置接受由队调上来的人。确定每年改选，使队干部有当常委的机会，而且使已选出之常委不至于把现在的当选认为升官（认为如无错误，升的降不得），这样做，才能免除公社与队的隔阂，才能免除只看报表数字而不了解真实情况之弊。”
一条是要改革公社统得太紧、卡得太死的管理制度，给生产队以尽可能多的自主权。他提出：“公社与队按劳动量计算分配的差别，将队中所有的生产、服务项目都算出每一个劳动日应作的定额，然后把全年劳动日以队为单位合计总数，把全年的产值按人民币计算分为公积和服务部分，集体分给各队。各队如何分配，可以自由一点……社发给队的产值，包括供给部分在内：自用粮食、蔬菜、肉类、油料等都从应得产值中扣除，把其余部分作为工资给社员。这样做，队和队员的积极性都可以发挥出来——即能意识到增了产使他们有些什么直接影响。”
赵树理相信自己的办法可行，向县委提出给他一个公社进行试验。可是，在县委眼里，他的这些主张简直就是荒谬绝伦、邪门歪道，绝不能答应。最后还是给了他一个管理区，让他回老家尉迟试验去吧。整个公社，则不能给。这样，头一条他就没法实行。县委总算打发他远离了县城，省得成天价因为他头疼。
赵树理回家路上常经过町店公社，该社有两条河岸边好地万亩，水利条件得天独厚。可公社书记却偏要把全社的人力物力拉上山去造田，搞什么“万亩梁”，因为土层太薄，种子连芽也发不出来。结果是“万亩梁”没有搞成，河岸的万亩良田也荒了。赵树理多次在县委会上讲町店公社是“搞了‘万亩梁’，荒了‘万亩良’，粮食没打上，群众饿得慌。”
由于赵树理强烈反对当时“左”的做法，县委开会时常常不通知他参加。陈天圣在《求实典范》中说，一次，县委在和平戏院东面的一个楼上开会，讨论合产问题，在会议第五天，赵树理找到会上，在快散会的时候，走上主席台，说：“本来人家不买我的账，我这是自由发言，谈谈想法，交交心……”接着又说：“开了五天会，县委钻在楼上合了三天产，这产是合住了，还是捏住了？我看不是合住了，是捏住了。有些人就是喜欢捏，100斤捏成1000斤，1000斤捏成10000斤，捏来捏去，干部提拔上去了，最后还是把社员捏翻了。最好县委对大家表个态，保证社员能凑合着吃饱肚子。敢不敢表这个态？我看是不敢的。眼看要饿死人，有些人还是忙着捏啦、吹啦。实在可悲！可耻！我讲完了。”最后“实在可悲、可耻”一句讲的声音特别高，脸色也很不好。会场上立马轰动起来，议论纷纷，主持会议的某书记尽管叫喊，也停不下来。最后还是有位书记出来打圆场，大家才安静下来。
2月22日，赵树理给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写了一封长信，他一开头就说：“我这次到乡间来，没有任何一次顺利，原因是摸不住工作规律。人民公社，按性质来说，优越性很多，但在初建时期，主要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而搭起公社架子之后，高级社所有的规章制度，借用得上的不多，新的都还在创制中”。“因为新的制度、新的办法不够健全，干部群众对它也不够熟悉，所以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不像我们理想的那样高，不合乎更大更全面的跃进精神。”接着，他将这次到阳城县看到的情况和问题，主要是农村的浮夸风、共产风、干部作风，还有自己想在一个管理区搞个试点的意见，包括上面讲到的那两条，作了比较详细的汇报。他在信的最后说：“及时把这些情况反映于文艺作品我以为还不是时候，因为公社的主要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在工作中也没有发现先进的、成功的例子。作品无非是反映人和事，而这两方面现在都没有新的发现，所以我打算再参加一段工作再说。”
赵树理深深懂得，并多次讲过，创作材料的来源，非从生活中来不可，任何作家，不管是戏曲、小说、诗歌，离开生活不能写东西。浮夸风的情况他倒是掌握了不少。他说：“对浮夸，我真恨死了，这是从56年开始的，我能写上十来八万字，但目前还不能写，外国人要翻译。”（《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41页）文艺确有社会批判功能，文艺家也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可是他又不能不考虑社会效果，他不能“剔摊子”。他对眼下农村工作和生活的其它情况，眼下还摸不大透，看不很清，再摸摸也不一定能摸得透，再看看也不一定能看得清。他写作《续李有才板话》、《灵泉洞》（下部）的计划，看来很可能要泡汤了。
为什么他对浮夸风那么恨？因为他的生命与农民血肉相连。对他来讲，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护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农民的权利、尊严和幸福，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牵肠挂肚事情了。农民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农民的尊严，就是他的尊严；农民的权益，就是他的权益；农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他将竭尽全力继续为他们“鼓咙呼”。
中国历史文化中一向有“武死战、文死谏”的传统，为史家所称颂，为后人所景仰，铸造着历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他们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但是，对于皇帝和朝廷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们也敢于谏言献策，进行批评，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敢讲真话、讲实话，不怕丢官，不惜性命，更不在乎什么钱财。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就是要以诤谏尽到一个忠臣的责任。赵树理深受这种思想文化传统的浸染，可谓深入骨髓，几乎主导了他的一生，贯穿于他的创作生涯之中。所谓“问题小说”，也可以说是他谏言的一种形式和表达，那些极具政治思想内容的发言、讲话和文章，更是他多彩多姿、既充满激情而又非常理性的倾诉。
此刻，他正在为人民公社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苦恼，正在为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而继续进行着深入研究和反复思考。他将系统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如果有机会，这一回，他将直接向中央领导上书谏言献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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