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 一 

编者按

       丁一先生为扶持《渤海文学》，培植新人，提高读者和作者的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特别将自己有关文学创作经验的最新稿子赐予我们《渤海文学》原创首发，望众读者好好学习，分享转发。

一、春风十里，不如你

钱在扬是我在报社就业时的同事。他应聘到报社分在记者部，那时我长驻上海记者站，只是在部务会议时能见面，因而，平时与他交流的时间并不多，但他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是很多旧日的同事所不及。不久，他任常州市记者站副站长，我跟随他去常州采访过几个大型企业，他的几篇特稿由我编辑，岂料，都得了省、市级和全国新闻奖，我也因此沾光得了编辑奖。钱在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耿直、能吃苦，平时话也不少。

一次，从常州回来，我请他去浴室洗澡。浴后，他竟在躺椅上深睡了好几个小时，我见他鼾声如雷，不忍叫醒，直到浴室打烊，跑堂的来催，才急忙叫醒他穿衣。他起身时，我发现雪白的浴巾印透一大滩鲜红的血迹，见我惊愕，他下意识向躺椅望去，见厚厚的浴巾上一滩血迹，还在冒热气，吃了一惊说：“为了把常州的《华东信息日报》发行搞上去，两个月来都开着摩托车，每天来回200多公里，把常州各个乡镇、大队都跑了好几圈，跑得屁股上长出老茧，痔疮常掉下来。”我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文革”中，钱在扬随父母下放至苏北射阳农村，那时他还是个10来岁的小孩，在农村他一边读小学，一边和农村的孩子下地干农活，有幸从下放地陈洋公社南份大队小学戴帽子的初中部，以优异成绩意外地考入全县第一的射阳县中学髙中部，是“文革”后南份大队第一个考进县中的“秀才”。1978年6月，恢复高考第二年，在班主任钱拙老师的辅导下，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江苏师院盐城分院物理系。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射阳县陈洋中学任教，1987年调回无锡，先后在公交职业高中教书，后又到保卫科、宣传科工作，参与创办了《无锡公交报》和《巴士信息》，从此与写新闻结缘。

1993年进入《华东信息日报》社，从广告业务员干起，后又到记者部协助常州记者站工作，期间《华东信息日报》在该地区发行量连续三年大幅增长，被报社同事称之为发行中的“常州模式”。他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无论在记者部，还是之后被聘为《华东信息日报》发行公司总经理中层正职，都干得风声水起。这是时间在他的事业中，留下被人信任的痕迹，这是他收获尊严后，花开满枝的浆果。

钱在扬退休后又先后被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教育电视台“苏商”访谈特约评论员、金茂资本集团副总经理、中国金典集团独立董事、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办公室主任兼副秘书长等职，一直闲不下来。近两年他手痒，想写小说和散文。我是徐霞客研究会常务理事，退休之后的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在吕锡生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徐学”研究。每当谈到文学的话题，我也总会对他讲，写文章难也不难，有它自身的规律可循，但只要写，就能成事。

在报社总编陈玉以及杨大中等有一定文学或文艺理论成就同仁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下，使得钱在扬的新闻通讯、经济理论及文学艺术创作得到健康而良性的发展。杨大中曾有这样的评说：“钱在扬是学者型记者”。我也说过他的新闻理论是学者新闻。在文学理论上，我也常对钱在扬说，文学有三性：合理性、因果性和必然性。但宏观上则需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灵气；二要耐得住寂寞，广读古今中外名著，把一个个汉字建成文本范式，必定要博学，否则文学的道走不远，试想，不读书之人，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三要笔勤。作家的创作周期，一般为30年旺盛期，加上一点机遇，就会留下雪泥鸿爪。文学创作难度之大，以至于无数写了一辈子的作者，都无法成为合格的作家，对照这三个条件，一定是缺了一点什么。

微观上，文学创作也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从模仿名人名作开始，当然不是拾人牙慧，但又不能像出远门似的，把什么东西都往包袱里塞；二是要明白文学创作必定是为自己写，而不是为别人写，写自己喜欢写的生活，就像为自己活，而不是为别人才活着；三是从细节入手，但人世间的样子如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触动灵魂的事，不必急着下笔，更不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大凡成功者，在宏观和微观的把控上，都能掌握好自己的情绪，否则，很难成器。

中国当代学者、作家王小波说：“人这一生，可以选择的事很少，没法选择怎么生，也没法选择怎么死。我们能选择的，只有两件事，这一生怎么爱，这一生怎么活。”人生各有宿命，各有归途。钱在扬是幸运的，先后从事过多种职业，年近古稀的他，这两年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学，年近古稀学打拳，与文学成为刎颈之交。好在他的文学创作生命周期，尚处在婴儿期，写作的精力正在生长阶段，还没开始发力，涉山跋水的文学之途，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艰难路。也许，文学艰辛的魅力就在于此。

这两年，钱在扬像中了魔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写了起来，且一发而不可收，沉迷在对文学的幻想中，在精心编织的故事情节里呼来唤去。正如卡夫卡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有时子夜或凌晨，一篇作品完稿后，即发到我的微信中，让我先读为快。文学和艺术一样，是个晚熟的过程，作家和艺术家一样，也是一个晚熟的过程。文字在钱在扬的心里是有生命的，他日复一日消耗着、同时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文学需要寂寞，但谁也不喜欢寂寞，往往被动和无奈，当钱在扬终于开始静下来，与寂寞为伴，当寂寞成为他情感的催化剂时，他的作品便一篇又一篇问世了。今天，当散发着油墨香的《钱在扬文学作品集》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不得不由衷感叹：有志者事竟成。特别是该集第四个栏目，他认为这都是新闻理论，不要放进书中。我多次建议他，可在上百篇发表过的作品中，选几篇代表性文稿放进去，这不仅是他昔日辛苦劳作的成果，而且都是获过全国和省、市新闻理论奖的精品。第四集在这样的背景下，终于和其他三个栏目一并问世。

二、散文的美学心脏和哲学指向

散文是该书的打头栏目。我先从散文写起吧。散文不是华美词藻的堆垛，更不是假模假样的文采炫耀。散文如同他人拉家常，同朋党说知己话，谦卑逊顺。散文多情，语言需清通传神，森罗万象。散文写没齿难忘的亲情骨肉，写爱得发痴发呆、死去活来，驰骋在笔墨之间，恂恂如也。散文的审美，如孔子在《论语·乡党》中所言：“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宽容、不摆架子是审美的第一原则。《我家的西绅和贝比》一文，钱在扬把他养的两条秋田犬“西绅”和“贝比”，写得出神入化。我曾在一次文学讲座中，花了一个多小时，把《我家的西绅和贝比》与巴金先生1980年写的回忆录《小狗包弟》，作了比较文学审美差异的详细解读。钱在扬的这篇散文写了近6000字，巴金先生的那篇散文只有2500余字，主题都涉及“人性”与“兽性”。

《小狗包弟》对“包弟”有一段十分凄美的描写：“‘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我家的西绅和贝比》对“西绅”也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描写：“西绅又发情了。但想到西绅最后与子女分离的痛苦，我们决定不让它再生了，我们又开始将贝比和西绅分居，唯恐它们偷食禁果。但是，不知咋的，半年过后，西绅又开始用爪子扒窝了，家里面好几只纸箱被它弄得七孔八洞，并且又往阴暗的楼梯底下躲藏，种种迹象好像表明它又要生了，我们弄不懂了，这次看管很严：发情期和贝比分居，每次出去遛狗，严禁与其它公狗接触，按理怎么也不会怀孕，只得再去爱宠会挂了‘专家’门诊，经专家望闻问切，结论是假孕，掐算日子，产期早过，肯定假孕！专家说：上次月子喂得太好，你家狗狗娇生惯养，它已摸准主人善待‘产妇’的心理，想骗得‘孕妇’的优厚待遇。人为达到某种获利目的，动起欺骗的邪念，但我家的狗狗竟然也会这样。”

钱在扬笔下的“西绅”和“贝比”，写得人性味十足，高潮迭起，细腻而精致，倾注了2000多个日夜对两条家狗的观察，终于成就了这篇力作。但同样以狗为书写主要内容，钱在扬与巴金先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小狗包弟》的文字背后，隐藏着许多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人性的设问；《我家的西绅和贝比》还只是人兽之间情感的细写，尚未更深入地剖析“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的伦理，或者说思想坐标还未达到经典散文范式的编程。这些写作范式的编程，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和美学的训练，才能积累起丰厚的哲学和美学的储备，才能让散文的人文知识得到合理的张扬。好作品的哲学和美学背景，并不是把话都写成文字，而是把最深刻的思想，藏在散文的背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一篇《“会做人”与“不会做人”》的散文中也写了狗，我摘其中一段：“在我所熟悉的一条著名峡谷里，很有些吸引游客的景观……还有伴人照相的狗……游客拍照时要求狗与之亲热些，狗便抬爪挽住游客胳膊并将狗头歪向游客；比如游客希望狗恭顺些，狗便卧在游客脚前做俯首帖耳状。狗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亲热和恭顺，久而久之它们的恭顺里就带上了几分因娴熟而生的油滑，它们的亲热里就带上了几分因疲惫而生的木然。当镜头已对准它与它的合作者——游客，而快门即将按动时，就保不准狗会张开狗嘴打一个大而乏的哈欠。有游客怜惜道：‘看把这些狗累的。’便另有游客道：‘什么东西跟人在一块儿待长了也累。’”这些话的逻辑力量与理论基础，把文学、美学的心脏都画了出来，其“狗性”与“人性”的哲学指向，不言自明，当一目了然。

作者与作者之间，造成文学意境的很大差异在于：一是认知，二是隐藏在认知背后的意识。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意识形之于态。历史上王羲之是怎样的书法家？看他的字，就能知道他的性格；岳飞的词，没有“精忠报国”的信念是写不出来的。文学需要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心向往之，是一种依稀可以看得到或在心里看得到的生命态度，信仰最重要的是追寻，不管多么疲惫不堪的日子，因为信仰，人生依然充满力量，发光发亮。信仰说到底，是人存在的意义。人有了信仰，才可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人的心量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散文的力量与根本，恐怕就在于此吧。万余字的《陆文夫下放苏北轶事》，同样是钱在扬倾注了无数心血后的一篇散文力作，可以作为研究陆文夫先生的史料存世。1969年12月1日，陆文夫先生下放到陈洋公社南份大队第三生产队，与钱在扬相隔一个生产队。那年他才14岁，陆文夫曾摸着他的头说：“无锡钱家出读书人，科学家也出了不少，好好读书。”陆文夫曾在 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下放工厂，干的就是开木模的手艺，下放生产队后，打造新木犁和修水车，对陆文夫先生来说是“小菜一碟”，家里斧头、锯子、刨子、凿子、槽刨、木凿、扁铲、钢凿刀、平铲刀、平凿、半圆凿、钊子等木工用的工具，一应俱全。

有一段细节很耐读：“在煤油灯下看书的陆文夫，见我手里拿着闹钟，没等我开口，就问我：‘是钟不走了？还是闹钟不闹了？’我说：‘既不走，也不闹，像块废铁！现在弄得不知道啥时候烧饭？啥时候喂猪了？麻烦你陆老师给看看，能修得嘀嗒起来，能看个大约的时间就可以了。’陆文夫接过闹钟对我说：‘天黑了，看不清，拆开后零件容易丢失，等白天抽空拆开来看看，你隔几天来拿。’数天后，我从陈洋集市上回来，顺道到陆文夫家中，陆文夫一看我去取闹钟，便把闹钟从里屋拿出来，听到仿佛久违了的‘嘀嗒、嘀嗒’走时声，我心里又惊又喜，便问：‘陆老师，哪里出了毛病？’他说：‘这钟干涸了，有的地方还生了锈，轴和齿轮没有了润滑，摩擦阻力太大，发条推不动了。’我正想着，陆文夫一定是学物理的，对推力、摩擦力和润滑的因果逻辑关系，怎么阐述得这么清晰？接着他又说：‘我帮你把整个机芯清洗了一遍，又上了些缝纫机油。’我连声道谢。他说：‘没什么，反正现在不用上班，举手之劳。’我刚要走，他夫人管毓柔，从田里摘了一个足足有半斤重的又大又红的蕃茄给我，说是让我尝尝鲜，一口糯糯的苏州话。”

这些生动的细节，朴实而平淡，却让文字在旧日的往事中飞行，让读者深感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在世俗的日常小事中，一点也不落后于体力劳动者。如今各种所谓文学刊物上的伪真理、伪经典目不暇接，文字中充斥着垃圾美学，它们就像垃圾食品，用各种添加剂来刺激味蕾，那些输入思想垃圾的所谓文学刊物，输出的也必定是概念化、模式化、统一化的伪文学垃圾，怎能奢望文学的苏醒、繁荣、百花齐放？相比之下，钱在扬写陆文夫先生虽不是经典散文，但一定会比那些伪文学、伪经典存世的时间久长。

《国学大师的长子钱拙先生》是钱在扬另一篇写名家的散文，花费近万字描写读高中时的班主任、恩师钱拙老师，然还是意犹未尽。钱在扬在介绍中这样写道：“他虽然带来了课本和备课笔记，但这第一堂课，看到同学们懒懒散散的样子，他无心打开课本和备课笔记，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自己的名字‘钱拙’，接着开口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讲得不好，可以当面向我提意见；不愿听的，只要家长签字同意，可以离开课堂，但不准在课堂上影响别人；听不懂的，不要装懂，要举手报告，向我提问……’随后，他从学生进学校是来干什么的，将来你们凭什么去为人民服务，拿什么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贡献，今后打算怎么学习，怎么做人……整整45分钟，没有半句政治口号，也没有讲授一句物理知识，可以讲是一堂整肃人的精神风貌的训斥课，为我们后来的学习，起到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效果。”

钱拙老师是国学大师钱穆的长子，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钱拙的堂兄。名师出高徒，1977年底，钱在扬参加了初考并获得统考机会。钱拙老师见钱在扬过了初考关，高兴地对他说：“钱在扬，不错！能跻身统考行列，已是十里挑一。据我分析，除了老三届底子好，优势明显，其他的考生都差不多。”最后一天考试结束前，钱拙老师在考场外，钱在扬一走出考场，问了他答卷情况之后，对他说：“这次若能考取，当然很好，但思想上要做落榜的打算。”由于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钱在扬仓促报名参加，名落孙山是意料中的结果，但他没有六魄无主，而是更坚定了钱拙老师要求他把书读好的决心。

1978年，钱在扬得到两本书，一本《中学物理高考复习资料》，是班主任钱拙老师编著的；另一本《中学化学高考复习资料》，是钱翁达老师编著的。他每天基本读到凌晨两点左右，并严格按钱拙老师教诲的“为什么”去消化。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年，他拖着高烧41度的病体，坚持考完全程，并顺利踏进高校门槛。自此，几乎所有的乡亲，都不再呼他“在扬”，而是不约而同地叫起了“钱大学”的雅号。这篇回忆班主任钱拙老师的长文，散文分量不算重，在文学性的表达上还是匮乏的。文字必须精炼，有韵味，就像出远门的人，不能漫无目的地行走，即使行程再远，最后还得回到家里。该文在文字上如能好好下点功夫，把情节和条理梳理得饱满和丰盈起来，让情操、道德、伦理、人性凝炼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失为一篇好散文。

写陆文夫、钱拙，都很难，他们是好人、名人，更是对世事至死不悟的学人，可在这个社会中，好人难活。文学不那么好用，但人类不是为了好用而活着。这使我想起俄国一个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1881年2月9日逝世，享年一个甲子。他的人生，换一个人可能没法承受。人世间所有不幸，集于他一身：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被农奴打死，他极其贫穷，写的处女作即是《穷人》（用书信体裁完成），写完后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又因读了一封反农奴制的信，竟被推上刑场，死前，突然来了特赦令，改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充军6年，成为最底层的人。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品是《罪与罚》《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难的一生，掩卷后能让读者心酸大半天，人生中充满太多的压力和艰辛，上学是竞争，工作更是激烈的竞争。到了老年，对过往的一切，便有了新的认知，心里不觉涌动起“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人的一生稍纵即逝，往事渐行渐远，变得模糊起来。时间无法留住，但时间的痕迹，早已深谙心底，在时间的驱赶下，因行走匆匆，大多数人忽略了触摸那些痕迹。

三、小说的体制不是长短问题

  钱在扬的第二和第三个栏目是短小说和中篇小说。钱在扬在小说书写的布局上，都很严密，逻辑合理，张扬有序，特别是小说结尾的包袱，皆有出人意料之处。《竞聘》《上访》《颁奖》《陈馆与范局》等篇什，都是在他身边发生过的事，由于他是初写小说，且刚写了十几篇，大多还停留在一些概念化的框架中，还谈不上积累了写小说的很多审美经验。但他写小说的热情与执着，令余感慨，毕竟“六十岁学打拳”，不是一件易事，在这个理论浅谈中，我就不多写了。

小说除了情节、活泼的语言，尤其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很关键，很多语言现实的活泼悖例，如莫言的《蛙》《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年月日》，余华的《活着》，毕飞宇的《推拿》，陈彦的《主角》……正如钱在扬在后记中所写：“从莫泊桑和欧·亨利的作品中，悟到微短小说的一些经典架构，之后又阅读了莫言的《蛙》《酒国》《晚熟的人》，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手机》《一腔废话》《塔铺》《官场》《官人》《我叫刘跃进》，近5年中国年度优秀微小说也几乎读了个遍，并对一些绝佳的故事构架做了不少笔记。在汲取艺术营养的基础上，边读边创作。”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文章是靠形象的形状、颜色、声音、寓意等来创造和平衡美感的。

大量的文化信息密码，只有在阅读名家名作中，才能把握心理氛围与审美路径，学习他们在哲学上的认知方法和庞大的文化系统，只有通过阅读，灵魂的活动空间才能宽广，才能对文字有绝对的支配权，才能让自己的笔管充满血性。一如尼采所说：“当你的灵魂，变得宁静、和平、喜悦时，你的眼睛就有一种深度、清澈。它们变得如此透明，以至于你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灵魂。”

写小说是一件难事，但毕竟不比黄老道家最高层次预测学的古代术数著作《奇门遁甲》更难。中国作协副主席毕飞宇谈小说有这样的至理名言：“小说家最基本的职业特征是什么？

不是书写，不是想象，不是虚构。是病态地、一厢情愿地相信虚构。他相信虚构的真实性；他相信虚构的现实度；他相信虚构的存在感；哪怕虚构是非物质的、非三维的。虚构世界里的人物不是别的，就是人，是人本身。的确，哪怕仅仅从技术层面上说，小说的本质也是人本的。小说家首先面对的其实是他的‘所爱’，然后才是‘价值’。说到底，小说家不是机器，不是人工智能，他无法规避他的情感。”

写小说是一般人所做不了的大事。毕飞宇又说：“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的区别一般说来，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做，那就是小说人物的性格发育。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缘故，它是不允许的。正因为如此，我常常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体制，而不是小说的长短问题。”

这是小说创作者的底部逻辑、定量储备和根之所系，也是小说创作绕不过去的审美意识和美学经验与原则。尽管世事繁复，随时间的推移，相信钱在扬心有所寄，会在得闲时博览之，诚守着那分内心自在的简朴。艺术哲学两元心灵对立的雨果，喜欢这样的话：“在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不知哪一位作者曾有如是之言：短篇小说应该用生长法来写。生长法是道法自然，也是投入自己的生命，从生活中、记忆中只取一点点种子，然后全力加以培养，使之生长壮大起来。或者说一开始只是一个细胞，在生长的过程中，细胞不断裂变，不断增多，不断组合，最后就生成了新的生命。这些至理名言，对钱在扬的小说创作，是很受用的。

还有一类小说，如当代女作家残雪的哲学小说，比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变形记》更变型、更荒诞的类美学哲学小说，可以说国内鲜有读者；再如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于失明膑足之晚境，不惮辛苦、钧稽沉隐、先后花去20 年时间，才得以完成的《柳如是别传》，这部80万言半文不白的学术小说，很多人无法深入地读下去，小说中所涉明清文人太多。这些塔尖上的小说，并不是钱在扬目前需急花时间去研究，只能慢慢来。

四，读书的本质，就是把经典作品变成自己的骨骼玲珑

关于对读书的认知，虽这个文稿中关系不是很大，但我还是要多写一些题外之语，对钱在扬和涉文学写作还不是很深的作者，会有一些触动与帮助。中华文学初始于《山海经》，成书于战国中期至汉代，450个故事中，有十分之三是写人物。南朝宋宗室文学家刘义庆撰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共写了36篇1130则笔记体短篇小说，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初年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4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太平广记》，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言纪实小说的总集，为宋代人撰写的一部大书，全书500卷，目录10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纪实故事为主的杂著，属于类书。因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故称《太平广记》。

中国历史上不仅是诗歌大国，也不仅是散文强国，更不仅是小说创始国，道家与儒家文化的事源，与《诗经》《楚辞》《史记》《东周列国演义》，唐宋散文八大家：韩愈、柳宗元（唐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宋代），元四大悲剧：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以及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明清四大名著：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明代施耐庵的《水浒传》、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明代冯梦龙编著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明末凌濛初编著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清代蒲松龄著《聊斋志异》，清代吴敬梓著《儒林外史》，还有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首的李伯元著《官场现形记》，晚清刘鹗著《老残游记》，晚清吴趼人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这些浩如瀚海的各个历史朝代的文学，皆万千自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小说，特别是短小说，冯梦龙、凌濛初、吴趼人、鲁迅等文学大师的小说创作手段，书中描述大千世界中的蓬莱仙境，阴曹地府，魑魅魍魉，人仙情爱，亡域死境，淫猥媾合，或婵娟此豸妩媚妖娆者，或偷鸡摸狗男盗女娼者，功范进中举者、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席方平赴阎王府为父伸冤……被当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所仿，《生死疲劳》便是借用之经典。钱在扬更应熟读，用心体会，方能为己所用。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心雕龙》，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由刘勰撰写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年)间。直至鲁迅先生所著《中国小说史略》，更不用说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和《徐霞客游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著了。关于国外的各类小说、民国以来的白话小说以及自1901至今共119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我国自1982年以来获1-10届茅盾文学奖共48部长篇小说；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自1997年开始，至今已举办了八届，其中短篇小说40 篇，中篇小说44篇，在这个序言中就不一一例举了。

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叶芝曾说：“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更好的自我控制。”人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于对世界的认知。我曾在同学群中写这样的话：“法国艺术家杜尚的那句：‘艺术，首先是思想。文学也一样。没有了思想，绘画、诗歌、散文、小说，所有的一切，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需要思想，而不是用笔和颜料。’艺术是长出来的，而不是由自己做出来的。我活了七十几岁，活到快死的年龄了，可是我还是没活出召公以死谏君那样诚实的情怀，近半个世纪夙兴夜寐，青灯黄卷，辛苦写下的30几个小册子，现在掂量，轻如鸿毛，只是废纸一堆，愧对祖宗愧对天地，只能付之一炬。”心地里不细腻的人，是做不成小说家的。同样，唯心重之人，才有可能成为作家，心重是什么？我想就是有坚定意志和崇高信念的思想，就是孔子所言“仁者爱人”，对弱者有悲悯情怀、道德高尚之人吧。

晨读国别体史书《国语》篇《召公谏厉王弭谤》，须向召穆公行注目礼。司马迁《任报安书》疑《国语》为左丘明失明时所著。一生自负的陈寅恪先生，晚年失明时著《柳如是别传》，自嘲“著书唯剩颂红妆”。忽然想起学术生态，时光更替，负笈远行，用自己的真情实感，每一步努力，都是走向更好的自己，才能写出能流传千年的文字。借用初唐至盛唐的贺知章七律《回乡偶书二首》作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行走在文学之途，晚年的钱在扬，并没有被生命边缘化，躯体中的美学与文学感知系统，如对春天的敏感一般，仍是十分地饱满着，那“春风不改旧时波”的心境，也正是他今日之写照。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心中涌动着的，却是不平凡的心。前世今生，春华秋实，生命中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老子在《道德经》58章中写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孔子晚年的弟子之一，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曾子曰：“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道德经》又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众人成之。内心有仁爱、慈悲，为他人着想，乐善好施，善良之人冥冥中会获得庇佑，使人生如意。人海茫茫，如梦初醒，徒步春风，不过人间。河水汤汤，福祚绵绵，人有喜乐顺遂，也难免沧桑失落。喜悲尘缘，因果轮回，一堆堆坎坷，如沧海之一粟，在读书中不断积累自己的底气，心存善念，才能写出好的作品。须知，世间易做之事，皆不易做好,非人力所享。唯善念所至，可终身受用。明天无法预知，但今天可以选择做人，让人成其为怎样的人。

   写于癸卯年正月二十

作者简介

丁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散文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国际诗词协会顾问。江南影视艺术学院暨清迈大学教授、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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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父三十年忌辰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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