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聚光灯之外的女性力量

——李凤群长篇小说《月下》读感

张鹏禹

最近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留给我的印象是，越来越往两个相反方向发展，或是追求大体量厚重感，动辄几十上百万字，致力于史诗气魄；或是追求小体量速度感，给长篇小说文体瘦身，以轻盈和流动性征服读者。前者如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叶舟的《凉州十八拍》、罗伟章的《谁在敲门》、关仁山的《白洋淀上》，后者如徐坤的《神圣婚姻》、石一枫的《入魂枪》、笛安的《亲爱的蜂蜜》，李凤群的《月下》无疑属于后者。小说体量不大，只有21万字，情节线索相对集中，主要人物只有3位，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让读者以较低的时间成本伴随人物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但这样做无疑也是危险的。如果把长篇小说比作一幅画，一个尺幅千里的阔大场景里，那些纷繁复杂的线条、色彩、布局，最终会给人留下一个整体印象，对那些小小不言的瑕疵，可以用瑕不掩瑜来遮掩；而一幅工笔细描的小画则要经得起观众拿着放大镜看才行，稍微有点偏差就会露出破绽，根本没法找补。因此，作为另一极的长篇小说，要想写得好，必须随时保持叙事的精密。当然，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恰当的、深具当下性的主题。

对一段历史波澜壮阔的抒写，还是对一段人生细致入微的刻画，只是一个策略问题，没有高下之分，但后者在主题方面必然要更集中，更需要作家鲜明的问题意识、题材意识。因为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可以有很多主题，它能够以广度制胜，譬如《红楼梦》，谁也没法说出它的主题是什么。但较短的长篇就不行，它的体量决定了它不能处处开花，更明智的策略是攻其一点。在这方面，《月下》无疑提供了成功的艺术经验，它观照现实生活的切入点、情感情绪的精密捕捉、突出的现代性内核与特质，使得这部作品跻身“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我认为是名副其实的。所谓“新”，就是要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的社会生活中，回到“立人”的原点，写出“人”的新质与旧痕。我们看到，主人公余文真正是经历了一个从陷入危机到得到拯救，从匍匐在感情面前到最终挺起腰杆的蜕变过程。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下的现代女性，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蕴藏其中的女性力量在萌发、在绽放。

太阳底下无新事，却有不被看见的人。“余文真多么渴望被看见。”这是李凤群《月下》的第一句话，一句话便奠定了全书的基调——无关波澜壮阔，没有伟大高尚，远离时代主潮。“被看见”是《月下》的题眼。李凤群巧妙绕开了那些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女性，注目太阳底下的阴影部分，将芸芸众生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城女孩推向了命运的关口。故事开始的时候，作为全城唯一一所本科院校的毕业生，这个名叫“余文真”的女孩留在了县城，在25岁的年龄，经历着这个年龄的女孩所遭遇的一切。之后，她的生活横遭变故，遇到了一个对她产生不可磨灭影响的男人——章东南。在漫长的情感纠葛中，她由沉沦而觉醒，由一个受虐者变成虐人者，完成了对章东南的情感报复。故事结束，当平行时空中的二人再次相会，一切谜底揭穿，他们的所有过往汇入生活的静水流深……

小说充分展现了余文真在情感上被章东南所捕获的心理基础——归属感的匮乏和对远方的想象。这在漫长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并不稀奇，青春潜在的躁动遭遇引诱后难免上钩。随后，作者触目惊心地揭示了章东南对余文真的情感控制，那些不时发来的短信，那些对广阔世界的勾勒，那份伪装的优雅气质，那座座不断变换的奇异酒店，飞鸟式的章东南与渴望一线城市生活的余文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然而一旦触碰到他们关系的实质，前者又总是以一堵高墙将她挡在自己的世界以外。经由网上贴吧相似经历的自述帖，余文真看到了自己的处境。当然，心理基础、情感控制还离不开文化吸引。章东南在余文真那里不是一个具身性的真实可感的人，而是一个戴着人格面具的符号，表演着关于上流社会的虚假神话。这个假面人通过话语建构起古希腊三大柱式、马术、弗朗索瓦丝·萨冈、全球金融危机、瑞士、托尔斯泰这些碎片拼贴出的塑料的全球景观。结尾处，当日后经历儿子屡次轻生的打击和余文真对他的缠磨和惩罚后，“渐渐地，余文真听出来了：章东南发出的是‘人’的声音”。“人”的复归是作者关注的核心命题。

如上分析似乎给人的感觉是，小说讲的是一个青年女性爱上有家室的成熟男人这样的烂俗故事，其实远不止于此。跳脱两性关系来看，《月下》的独特之处是在建构两性权力关系时引入了一个特殊的维度——空间。这就突破了两性题材的框架，将人物、城市与时代组合成三位一体的结构，让人的命运与城的命运伴随着2008年后的房地产开发不断深化。

家、酒店和出租房“小留”是作者着力塑造的3个微观空间，不论是父母的家、与章东南的“准家庭”，还是与丈夫王一明组成的家庭，都无法给余文真以归属感，家园的丧失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境况。而酒店则是章东南与余文真“关系的全部”，酒店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隐喻着现代人关系的脆弱，让人想起本雅明的“最后一瞥之恋”；酒店带有乌托邦意味的空间，正是余文真摆脱现实生活羁绊的解药与毒药。为章东南租的出租房“小留”，暗含女主人公渴望安定的心理，却没迎来一次章东南的光顾，两性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最终证明了女主人公的一厢情愿。在微观空间之上，余文真所在的“十八线城市”月城和女主人公一样，最大的特点是“不被看见”，就像前者被代表着金钱与权力的章东南所捕获一样，月城也逃不开席卷全国的房地产资源开发浪潮。月城老城的面目全非，城东新区的崛起，典型地构成了晚近十多年来无数国人的“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小说写道：“这几年，许多认识的人们都被挥鞭子一样赶往郊区，那是大而无边的强大力量，慢慢地、悄悄地把人带离熟悉的地方，往远处推移。那些遮天蔽日的灰塌塌的大楼，一群群拔地而起，它们像儿子用乐高组成的战队，又想某个恐怖电影里藏在面具下的恶魔，岿然不动地讥笑着这渺小的、手无寸铁的人类。刹那间，她似乎触摸到了某种本质。”这个本质正是时代演进不可阻滞的强大力量。

作为一部典型的城市文学作品，小说没有因袭以往作家热衷探讨的城乡关系，从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来设计作品，而是把范围缩小到城市的序列中，探寻城市等级链条中的权力构成及其对人的异化。余文真-“小留”-月城老城-“十八线城市”这条隐喻链对应着章东南-酒店-城东新区-“一线城市”，其中夹杂着权力、货币、性别等多重命题，最终完成了人与空间的完形修辞。这种设计很容易召唤出读者对“逃离-重返北上广”“新一线城市”“小镇青年”“城市候鸟”“春节返乡见闻”等社会思潮的联想，令小说深具现代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余文真的“人物弧光”勾勒出现代女性沉沦、醒悟、反抗、独立、疗愈的艰辛过程，暗含女性疗伤、成长、自强的力量。余文真是不幸的，《月下》的两位男主人公——章东南在精神上控制她、伤害她，王一明在肉体上侵犯她、折磨她，二人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不论是在家，还是在酒店，他们始终没有让余文真获得真正的爱。小说深描女主人公学会恨、尝试爱的不断试错过程。她最终明白，“就像出生即走向死亡一样，但不能把死怪罪给生，因此没有道理认为一段感情毁了一生，相反，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就是她的命运，她的命运早就在那里了”。余文真明白了，章东南只是“给了她把命运展示出来的契机”，她对生活的报复和反抗，譬如对男友周雷的背叛，对情人章东南的威胁、戏弄，对丈夫王一明的漠然和无视，固然情有可原，但如果一直以他们的方式惩治他们，那么“‘她们’只会变成‘恶’的一部分，而不是对立面，更不是善和解脱”。小说深刻揭示了同态复仇不能真正实现自我救赎，也无益于疗愈精神创伤、化解情感纠纷、消除性别对立，最终给出了一条可能出路——以爱子女为原点，复苏爱的本能。

《月下》给人突出的印象是一种漂泊感和无根感，但余文真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这种感觉究竟从何而来？小说写出了一种在地的无根的漂泊，这种感觉是一种浓郁的现代情感，它不以地域归属为判断标准，指向心灵的漂泊和家园感的灭失。它所召唤的家园，并不是家庭、故乡这类狭隘的空间，而是一种“地方”。按照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人段义孚的理解，“其范围远远超出城镇、社区、家和住所。地方可以以真实的物质形式存在，如舒适的扶手椅、老宅基地、家乡、祖国、整个地球，甚至另一个人也可称为地方，例如，母亲对婴儿来说就是在外面玩耍后可以回归的地方；也可以以虚拟的形式存在，如绘画、音乐、影视片、文学、舞蹈等，这些虚拟的地方是‘情感支撑的丰厚来源’。”（参见：宋秀葵《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研究》）可以说，《月下》的全部主题就集中在女性如何找到“情感支撑的丰厚来源”，寻找爱的方向与方位之中。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