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
16、《开渠》赞颂集体，发怒维护民权
1955年3月，赵树理完成《三里湾》后不久，即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村深入生活，抓紧时间继续捉他的“老鼠”，在那里，他写出了泽州秧歌《开‘渠》。赵树理在这里的情况，在他之前已在这里体验生活的作家于雁军在《遥远的回忆》中说：“我经常看到他，有时蹲在地头上和歇畔的老乡谈笑、吸烟，有时在饲养棚里忙来忙去，有时为群众调解家庭纠纷，甚至两个小孩打架，他也凑上去询问个来龙去脉，耐心地为他们评判是非。村支部有什么问题，农业社里发生了什么矛盾，为入社谁家夫妻吵架了，谁家悄悄把牲口拉到集上去卖了……他不仅知道事情的全过程，连人的姓名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使我很惊讶。他到村子里时间比较短，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他拿着剧本《开渠》找我，让我看看提提意见。我把剧中的唱词念给房东听，听得人们眉开眼笑，连声说：“写得真好！就是那个样儿，你说，老赵他怎么啥也知道！”他再三追问我有何意见，我只说了一个字：“长！”因为得演三个晚上。他也觉得确实有点长，需要再改一改。
1955年11月3日，赵树理来到太原，次日，出席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11月13日，随长治参加会议的同志到达长治，19日，就到潞安县琚寨乡深入生活去了。这是个模范乡，是个大社，有300户人家，现正准备转为高级社，在研究全面规划问题，他想仔细考察一下。他向中国作协领导报告说，他准备在这里住一两个月，然后再到别处。
赵树理在这里与下乡体验生话的剧作家张万一相逢。他们两位体验生活的方式方法很不相同。张万一在《怀念赵树理同志》一文中这样说：“以往，我到乡下搜集材料，或者叫作体验生活，总是抓住村干部，不知满足，不知疲劳，拼命地访问，拼命地记录，抓住点自己认为有用的线索就拼命地向对方追问、挤材料。而这回跟老赵在一起，发现他跟我们不一样。他老是跟村干部研究具体工作，研究群众情况，以至参加家务活动。参加会议时，他几乎不带笔记本，坐在离灯亮较远的地方，和社员们对烟锅子抽烟，有时插两句简短的问话，引起大家一阵七言八语，他很少系统地讲话，或对会议发表什么系统的意见。”赵树理发现张万一挤在灯亮处，辛苦地、专心致志地记笔记，后来就对他说，记笔记我不反对，不过它有两个缺点，一是会影响大家随便说话，二是靠了笔记本，就不靠眼看、心记了。为了帮助回忆，追记一些也可以，省得记录，放弃了对人对事的观察思考。其实，很快就忘记了材料，即使当时记在本子上，用处也不大。真正的活材料，全凭从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去吸取，像沙里澄金。你挤在灯下记笔记，人家说话就得掂掂分量轻重，笔记本往往变成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一道屏风。张万一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很受启发。此后，他就和赵树理一起参加秋收分配，参加交纳公粮，打算盘记账，扛口袋过秤。这样，老乡就不把他们当客人，从中便听到了真心话，看到了生动事。
一天晚上，他们到邻村去看戏，演的是《柳毅传书》。这是一部传统戏，剧团为了加强“思想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如柳毅带领农民清算地主等。回来路上张万一等人问赵树理戏演得怎样，赵树理突然反问：“柳毅入党了没有？”他说，如果没有，该讨论他入党的问题了，剧名也可以改成《柳毅入党》。他一本正经地说，柳毅同志历史清白成分好，立场鲜明觉悟高。他的话引起我们一阵大笑。他说《柳毅传书》这个戏是完整的，情节是优美的，一定要拆解开来，塞进去“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就叫强奸民间故事。他还举了当时用社会发展史改造民间传说的事例，如牛郎织女啦、仙女下凡啦等等，搞得现实不现实，神话不像神话，不伦不类，结果是形成内容上的反历史主义与形式上的杂凑。他批评现在戏改工作中有一种简单定罪的情况，带忠孝节义的当然判罪，还有的戏如《雁门关》是“曲线救国”，《访永宁》是“攀高结贵论”，反正是按今天的标准，概括出几个字的判决书的由头来，对传统简单地宣判。他说，对某个戏有争论是正常现象，用随意傅会定罪的办法，就难免要粗暴了。
1956年2月初，赵树理改完了泽州秧歌剧《开渠》。《三里湾》中曾经写到过修渠的事，《开渠》是他在题材选择和体裁运用上一个新创造。剧中的主人公韩金生是一个普通农民，但他能劳动，有理想。他住在河边，良田不断被侵蚀，为了保住仅有的一点土地，他想开一条渠。他认为只要大家齐心干，就可以成功。但得到的是人们的嘲笑、讽刺，称他为“疯癫”。后来他的几亩地被洪水冲成沙滩，他只有租地主的荒山去开。这是发生在旧社会的事。在合作化运动中，村里党支部书记提出开渠，这时已把一座荒山变成了“花果园”的韩金生自愿下山入社，投身开渠，实现他的梦想。剧本生动地表现了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崇高理想，只有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实现。这一条，作者认准了，认准了，就要着力去表现。《开渠》是作者继《三里湾》之后，又一部讴歌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他最后一部热情盛赞农业集体化的作品。
后来，随着初级农业合作社向高级社的转变，改变了当初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承诺，农民的权利和利益不断受到侵蚀，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赵树理家乡缺粮、缺钱、缺煤等一系列坏消息不断传来，和农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赵树理，怒火从心中燃起，再也不去赞颂集体化的优越性了。
1956年8月23日，他怒不可遏，提起笔来，给长治地委负责同志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长信，内容如下：
最近有人从沁水嘉峰乡来，谈起该地区农业社发生的问题，严重得十分惊人。兹举数例如下：
一、供应粮食不足：每人每月供应三十八斤粗粮，扣购细粮，不足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有儿童之户尚可，只有大人的户不敢吃饱或只敢吃稀的，到地里工作无气力。在产粮区可以享到三定之利，而产棉区则否，这问题过去提过，但得不到解决。不论说多少理由，真正饿了肚子是容易使人恼火的事。在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说了好多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思想是不易打通的。
二、缺草：缺草问题也是老问题，只是现在更严重了。嘉峰乡的草拨在离那里六十里的郑庄，连运费在内，合七分五厘钱一斤，而小米价才六分五厘。群众觉着社里的生产品，一部分叫牲口吃了.
三、缺钱：近几年来没有多少副业收入，群众手头没钱，常是凭借贷过日子，而社里又无钱可借，信贷社也不作普遍贷款。从前的中农户，本年用的是上年的收入，贫农才是先行借款，凭本年收获还债。固然从前借的是高利贷，但现在就是出高利，也贷不到手。
四、命令太死板：对棉花、花生不但要实物数字，而且播种面积也不得活动。养蚕的任务也太重，桑叶不够了，往往要跑几十里去买。牲畜老的不能用了也不让卖（社务委员通过卖了一个牲口，工作员撤换了一个负责牲口的人，虽经社务委员多方解释也不能挽回）。
五、买煤难：分散的小煤窑不让开了，只有指定的几个窑出煤。这样一来，距离远，买煤人集中排队，花得功夫就太多了。
六、基本建设要求太急：打井、修地（改变地形）分到若干年去做是可以的，做得太快了，别的活就做不了。
七、地荒了、麦霉了：由于运粮、运草、买煤、买桑叶、修地、打井等杂事误工太多，没有抓紧锄草、打麦两项工作，后来一遇到连阴天，非常被动，以至于地里的草比苗高，麦子垛在场上沤着。
以上一些问题，在领导工作者看惯了，虽然有时也表同情，但并不认为是一定得到限期解决的问题，结果“不可终日”的事可以终“年”，甚而可以“多年”。试想呢？劳动比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有一次因为发粮不及时，群众几乎要打乡长。……这一些小事都可以说明，群众对公家、对干部、对社的情绪。群众靠这种情绪来办社是很难办的。反映这些问题的人，一个是我的女儿，一个是我的外甥。他们在暑假期间回家住了半个月，无孔不入地接近了好多人，比我这文化人的官僚主义好得多。群众对我谈问题有些顾忌——怕我到上级乱说他们的名字——对他们则大胆得多，也琐碎得多，所以他们了解得更为具体。
我相信我们的县级干部都是勤勤恳恳作工作的，但勤勤恳恳的结果，做得使群众吃苦，使群众和我们离心，是太不上算的事。大家都是给群众办事的，可惜不能使群众享到好事之福，反而是受到好事之累。我建议地专双方派个组到当地确实调查一下关键所在，及时解决问题，以挽回群众在转社时期的积极性。
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也许我的估计不准确，给人家戴了大帽子，但“任务”却完成了，“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是反比以前增加了许多，严重了许多，都是事实。我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事实。
我希望在地委开会的时候，讨论我提出的情况。
赵树理之所以赞成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并不是为了消灭私有制，而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和幸福，一句话：从物质上到精神上让农民真正活得像个“人”样。如果农业社“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让群众活得更苦了，更不自在了，那么，搞这样的合作化、集体化还有什么意义呢？讲的那些优越性又在哪里呢？这怎么能让大家热爱农业合作社、热爱社会主义呢？农民的生存、温饱和发展比天高，这些严重存在的情况和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就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就是对农民的“人”的尊严和权益的严重侵犯和践踏。这是赵树理在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左”的错误的开端，表现出了他的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迎风搏浪的非凡的勇气和胆略。
那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一派生机。此时的赵树理，更是精神异常振奋。
1956年6月22日，赵树理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上发言，向一些清规戒律提出挑战。他说：“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如有人对我的《传家宝》提意见，说我没有给李成娘指出一条出路。也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有写地主的捣乱，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我最近写了一个小秧歌剧，剧中没有说白，一直唱到底。这个戏第一次演出后，就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就有人说这个戏不合乎戏剧规律。我觉得在戏剧上也可突破一些旧的规律。过去我们写东西，要求各种人物都要有——党员、团员、群众等——结果一个也没写好。我认为不必照顾那么多，只写一个人物也可以，能写好就行。”
1956年9月25日，赵树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大会上作题为《供应群众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的发言。他说：“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一个人长到几十岁，很少是白吃饭的。每个人对事物接触的范围有广狭，理解的程度有深浅，但各有其多方面的生活，也各有其集中精力的方面，而文学艺术在他们的生活中，往往或多或少已经成为构成部分，有的甚至精通了某种民间艺术。我们恃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形态的文学艺术源泉，正在这里。可惜我们有些人在为自己吸取养料的时候才注意这个，而在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时候又把这个丢在一边，害得我们的事业未能和广大的群众更紧密地发生联系。”“任何一个作家，只要对社会主义事业某一部分感到兴趣，愿意写，不论用什么体裁、什么风格写出来都是有益的——总合乎某一部分人读——但广大群众缺乏合适的文化艺术食粮，似乎也是我们的责任。有些人把普及和提高的界限分得太清楚，但又都只愿当提高工作者，我以为是不太妙的现象。广大群众没有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食粮，作家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我们在这方面的负责任的供应太少了。”“我以为在百花齐放的时候，各人应该要求自己要放之花为多人所爱，因而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研究广大群众在文学艺术方面现有的基础，以便把自己之花培植得更为他们所爱。”
赵树理在这里既讲了民间艺术之重要，但又并无门户之见，他强调的是百花齐放，强调的是体裁、风格的多样化，各人努力使自己要放之花为更多人所爱，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实现普及和提高的统一。可以看出，他坚持的还是他在创作上的“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又与时俱进，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自由，眼界更加开阔。
在这前后，赵树理热情勃发，围绕创作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谈话。
1955年7、8月份中、英、日《人民中国》杂志上发表了赵树理应编辑部约请写的文章《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这是一篇向国外读者介绍自己的文章，简括地讲到了自己的家庭，讲到了自己的经历，讲到了作家的责任，也讲到了自己作品的缺点及其原因。他说：“在阶级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越是政治地位低，就越容易和劳动人民接触，恰好只有劳动人民才是人类的绝大多数，所以越是没有得到特权的人，对人类的接触面、了解面就越广，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之处就越多，吸收的由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成品及半制品也越多，因而其作品也就为多数人所喜爱。”他又说：“我所熟悉的海，是痛苦不堪的海，而后来的海渐渐甜起来。吃惯了苦的人会说苦，至于才尝到的甜味，领略得还不深，而且这种甜味在时刻不停地增加着，才要说它如何甜的时候，它就比自己说的更甜了——用作家们常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时时觉着自己的作品落在现实之后。”“凡是读过我的作品的朋友们，是会感觉到我所写的新人物没有我所写的旧人物生动、具体，其原因就在于对原来的苦海熟悉而对经常起着变化的甜海还没有来得及像那样熟悉，所以写起来就不能头头是道，还有待于自己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包括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不过长期深入劳动人民之海是其中一个有决定性的项目。”他在这里阐述的中心思想还是深入生活之重要，即了解和研究各种各样的“人”的重要，处处不离他的创作“路线和主张”。
1955年《文艺学习》第11期发表了赵树理《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答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来信》一文。作者对中学生中文艺爱好者说：爱好文艺是好事，但如果把它当成自己的“业务”，放弃了学校里的功课，那是不对的。爱好文艺的时间一定要放在课余。不要想在中学生时代当作家。作家有个最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要懂得社会。中学生生活的圈子只是学校和家庭，所接触的社会面太狭窄。只是这一条件不具备，就不要打未出学校就当作家的主意。因为可写的太少，基本知识也太少。不要以为将来当作家可以不学文艺以外的知识。知识是一切人都需要的，因此对任何知识都不应忽视。不要乱投稿。他对业余创作者，主要讲了业余创作一定要保证“业余”性，还讲了要参加政治学习，端正自己的思想，提高文化水平，以及文艺学习等问题。
1956年5月《长江文艺》上发表赵树理《和青年作者谈创作——在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上的发言》。在谈到文艺的作用问题时他说，有些地方的文化部门要求他们所领导的剧团按时配合具体工作，“一路‘赶’来，越赶越远，越赶越不像戏，越不像戏群众越不爱看，既耽误了宣传，又破坏了艺术，两不上算。”“艺术都是宣传，但宣传不一定都是艺术，希望在宣传工作岗位上的写作者自己分清这一点；并且也不要要求别的写作者这样作。”在谈到实际工作和写作的统一问题时，他说：“在实际工作中争取主动，就是在日常工作中找出推动工作的关键来，划分开工作阶段，在每阶段中首先作出成功的事例来推动一般。在写作方面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在认识工作关键，认识先进事物这一点上和实际工作是统一的。”“不应只打搜集材料的主意，而要多管事，管全面的事。从这点上看，实际工作对写作是大有帮助的。”在谈到材料与创作的关系时，他说：“材料在自己的记忆里，有整块的，有化了的。整块的就是真人真事；化了的就是某人或某一类人物的一连串的特殊（不是一般）印象。整块的材料在我说来用处不太大（特别是真‘事’），因为它不是为某一个主题而产生的，而某一个主题也不可因为造就它而缩小其普遍性。化了的材料虽然在脑子里或笔记本里查不出来源，但是积累得多了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主题要求它干什么它就能服从命令。我们碰到一个生环境，或者出了个什么事故，便可以想想让自己的父亲在场应有什么表现，哥哥在场应有什么表现，爱人在场应有什么表现，而真要是让他们来了，他们表现会大体上和我们想象的差不多。我们凭什么替他们规定出‘表现’来呢？这完全是凭材料，可是那些材料的来源分散得很，一一追查是查不出来的，但又都是见过若干遍而且又掌握了构成那些材料的思想规律的，我所指的化了的材料就是这一类。只要掌握了这一类的材料，便可以调遣你的人物到任何环境中去。”在谈到如何读理论文章时，他说：“任何理论（即‘学’）都有它的研究对象，也都应该是从具体的对象研究到抽象的规律，不应该是不与对象对照而只把若干抽象的规律割裂成一条一条来理解。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文艺作品，应该是和作品对照起来读。”要把全文的精神联系起来看，不要单纯强调其中的某些字句。在谈到群众文艺供应问题时，他说，第一，供应粮食应该是供应好粮食，不应该只供应糠。第二，群众最需要的粮，才正应该是走在时代前面、能指导现实的好作品；供应这种市场才是克服作品落后于现实的好办法。第三、正因为我们国土大，需要广，而且各地的需要不太一致，又要及时，所以才要求扩大我们的生产队伍。
1956年6月在《曲艺工作通讯》第10期发表《谈曲艺创作》。文章讲深入生活的重要，说：“要写出好作品，必须深入生活。不论写人、写事，深入生活是个根本条件。我们平常对一个熟悉的人，常好说是把他‘看透了’，写作者应当把围绕的人都看透了。”文章讲溶化的材料最宝贵，说：“写作如果不能够认识一个高潮来了之后的意义，便不能认识到下一步如何走。提高政治水平和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也是分不开的， 要把全厂的事作为自己的事，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并对周围的每一个人和事都有明确的认识。必须在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鼓舞下和周围的人共事，才能了解他们（即使共住在一个院中的人，职业不同，互相关系不大，就不容易了解他）。只要共事，对方对事业有帮助就高兴，阻挠就不高兴，这样方能爱憎分明，才容易把人‘看透’，把事看‘透’。凭什么把人和事‘看透’呢，凭得是日常生活中无数的具体材料，但这些材料已经被自己的脑子所溶化，也记不得哪一点是哪里来的。溶化了的材料，最为宝贵。”文章讲对艺术作用的认识问题，说：“艺术品不是政治讲话或工作手册之类的东西，它是用‘形象’的东来感染人的，不要只把它限在临时任务的圈子里。”“对艺术的作用不要理解得太狭隘了，不是看一场戏就能变成英雄，各种英雄形象影响人的性格是逐渐影响的，也正和天天吃饭一样，——哪个人也不是一顿饭吃胖了的。不要单纯为了一个个临时政治宣传来确定写作计划。”“理论文章可以写得艺术一点，但不要把艺术作用局限于说理。”“文字创作赶不上表演艺术的原因很多，对‘材料’的认识不全面和对艺术作用的认识太狭隘，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表现在作品方面就是照事实叙述一番的多，真正创造出生动的形象少。”
赵树理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要写出好作品，必须深入生活，不论写人写事，深入生活是个根本条件”；在深入生活中把人看“透”，把事看“透”，分门别类，形成无数具体的材料，这些“融化了的材料，最为宝贵”。这样当作家进入创作过程时，就会让形象讲话，就可以避免概念化。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赵树理多年来创作经验的总结，是很可宝贵的。
与此相关，他特别强调要向传统曲艺学习。他说：“曲艺是一种民族形式的艺术，是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我们过去对曲艺注意不够，作家写曲艺的很少，今后我们要注意曲艺，学习曲艺。”五四时代有人反对传统戏，认为不是艺术。中国的传统优秀作品和西洋优秀作品都是优秀作品，各有长处。有的把曲艺“提高”成西洋的东西，“提高”成“歌剧”，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很好地向传统曲艺学习。这个问题，他后面还要着重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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