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出生的农民父亲

              文/蔻子

1951年11月，我父亲在陕西省西安市呱呱坠地。

我爷爷在西安市做陶瓷生意。西安火车站人来人往，爷爷说话和和气气，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全家五口人依赖他一个人，肚子没饿着，身子没冻着，在火车站附近置了两间瓦房，还略有盈余。即使脾气暴躁的二姑一生气抄起盘子、碗碟就扔，也没有扔跑爷爷赚的养家糊口的钱。

我二爷做石灰生意。整个耀县的石灰厂全部是他的。他一次卖出去的石灰能装满十几节火车车厢。和爷爷一样没有多大学问，但嘴皮子比抹油还溜的二爷，头戴礼帽，手拿文明棍，嘴里叼着烟卷，老板派头十足。

1951年12月，父亲的爷爷病故。

在接到河南老家我三爷说老爷子病故的电报时，二爷舍不了如日中天的生意。作为长子的我爷爷毫不犹豫带着老婆，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儿子，手里牵着十四五岁的大女儿、六七岁的二女儿，坐上哐铛哐铛响的绿皮火车回老家奔丧。

父亲的爷爷不当官，在老家卖红薯。凭着长年累月在十里八村卖红薯，他为三个儿子一人置了一处宅子、一间房子。

我三爷在他父亲弥留之际，抢在我爷爷回家之前，一家人搬离草房住进了唯一的一间瓦房里，留下两间草房。我爷爷悲痛于父亲的离世，愧疚于很早离开父母出去闯荡，感念弟弟守着父母在床前端茶递水伺候的孝行，并不介怀弟弟抢占了本来是分给长子的那一间瓦房。

我爷爷身材高大，脸膛四方，却有严重的哮喘病。像冬天里家门口的那株老榆树，挺拔却少气无力。他再也不想经历携家带口的长途奔波。老父亲不是留下了两间草房吗？自己不是能做生意吗？农村老家比不上西安城热闹，那就做小生意。在哪儿不是凭本事吃饭？干脆，不挪窝了！

城里出生的父亲，就这样扎根农村。

农村的小生意，小得出乎我爷爷意料。西安的生意太忙了，爷爷经常是又喘又咳，却满脸的乐乐呵呵。但农村的生意，不论夏天的瓜，秋天的梨，一年四季的瓷器，不论哪个季节都让我爷爷满心忧虑，他咳喘得好像一天比一天厉害了。

父亲自从断奶，尝到的就是生活的苦。家里本指望嫁到邻村的我大姑能帮衬一下，岂料她老老小小一大家子自身难保。一家四口人种一亩多的预结地，我奶奶是大人，年龄大力气不大；我二姑瘦得细骨伶仃没一把力气；我父亲是家里唯一能干活儿的大男人，但力气就是个小男孩儿的力气。常常，我的年幼的父亲在月光下，举着铁耙，一下一下，使出吃奶的劲儿，翻地。

“我多翻一下，妈和姐就少翻一下。”父亲这样想的结果常常是被我奶奶背回家——他累得实在走不动了。

土地却冷漠。庄稼的长势像我爷爷的小生意一样，欲成还休。玉米种下去，不长个不结棒子。小麦一亩地打四五十斤就算高产。好在红薯个个长得大如碗口。但一家人碗里的饭还是稀薄得能照见人影。哪怕算高产的红薯也禁不住顿顿吃饱，全家人也就是中午那一顿不饿，早晚喝的只是红薯味儿的一大碗热水。

吃，成了父亲做梦都想的事。知儿莫如母。有一次我奶奶估摸着村里人都睡着了，偷偷生火，把白天扫下来的“磨底儿”（那时我家有全村唯一的一个石磨，祖母总是等来磨面的人走后仔仔细细地扫干净磨上的残留。一把半把白面的残留能让祖母欣喜好久）拿出来，打算熬一碗白面稀饭。火刚生着，门外就响起了脚步声。祖母闪电般把手里的半把白面按进碗里，把碗推到床底藏起来。生产队队长进门一看，只是冒烟，没有做饭，不说啥就走了。为生产队食堂做饭的我奶奶吓得一个多月不敢给儿女开小灶。

父亲12岁那年，我爷爷病逝。

那时，二姑也已经出嫁，家里只剩下父亲和祖母。一个寡母带着一个少年，在缺吃少穿，草房房顶一遇风、雨、雪就被掀翻，一分钱必须掰成几瓣花的年代，娘儿俩相依为命。

那时，父亲刚上小学四年级。他哭着要退学，要回家干活。一年两块钱的学杂费，像一座大山压在母子心头。父亲眼见个儿不高、脚很小、瘦得像冬天梧桐树上那片孤零零的树叶，就连面色也和秋天的树叶差不多焦黄的母亲，不论白天黑夜，脚不沾地，不是下地挣工分，就是去大队食堂做饭，或者被村里派去挖河。

全村一百多口人，几十户人家，父亲没有看见过哪一个当妈的像自己的妈这样忙得像一个陀螺，像一颗星星，像一轮月亮，白天黑夜好像没有歇下来的时候。家里头却没有太阳的光芒。我奶奶太像一盏煤油灯了，灯如豆，光如萤。

我父亲清楚地记得我奶奶每天晚上躺在铺着麦秸杆、盖着一片破麻袋片儿的床上，又是揉腰又是捶腿，疼得忍不住直哼哼。父亲听着听着睡着了，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妈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我要做这个家的太阳，照亮母亲，温暖母亲。我要让母亲多些再多些歇息的时候，让母亲不为一毛两毛的盐钱愁得唉声叹气，不为过年的一顿饺子东拼西凑，不为我买作业本铅笔的钱从牙缝里抠很久很久……

我奶奶没有哭，态度坚决：“你大姐从小到嫁人就是干活儿，你二姐二年级就回家干活儿，我还能干活儿！你好好上学，做寇家有学问的人，改改咱家的命！“

“改改咱家的命”，父亲哭着点头，记住了我奶奶这句话。

自那以后，父亲回回语文数学考双百分，回回考全校第一名。学校减免了他两块钱的学杂费。父亲更加努力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手里攥着小小的煤油灯，步行五里多路到黄庄小学（我和父亲竟然是校友）上早自习。下了晚自习，父亲有时顶风冒雪，有时淋雨踩泥，总是一溜小跑跑回家。推开窄窄的木门，我奶奶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正在纺棉花。父亲把在学校学的课文绘声绘色背出来，把学的数学题抑扬顿挫地讲出来。我奶奶笑着听着，纺车摇得像儿子往家跑的步伐一样，欢快，有力。

六年级，父亲为了备战中考中午不回家，在学校争分夺秒的刷题、背书。他到现在也不明白，我奶奶每天早上塞到他手里的白面饼子是从哪里弄来的。

1966年6月，xx来了，中考就停了，刻苦复习了半个多月、摩拳擦掌准备考试的父亲，和全国很多孩子一样，没有来得及考试，像忽然遭受霜打的茄子，蔫头蔫脑回家了。

等到几年后又能上学了，原来只看例题就能考100分的父亲却听不懂老师讲的课了。

 我奶奶“改改咱家的命”的愿望，黄了。

14岁那年冬天，父亲换下我奶奶去禹县拉煤。他实在不忍心瘦弱的母亲为了两个人的生活，离家四五天，来回跑一百多里地，累得回家后几天吃不下饭拉回家一架子车煤。

父亲第一回拉煤，揣了五块钱，和村里的叔叔伯伯七八个人一起出发。从天不亮走到天擦黑，走六十多里路到了花石，在一个干店（小旅店）歇一晚。熬一锅饭（就是自己带的干馍用热水泡泡）是一毛钱，住一晚是一毛钱。第二天清早又是早早出发，走六十多里的路到白沙水库，歇一晚熬一锅饭又花去两毛钱。第三天早上还是早早出发，抢着去山上拉煤。返程时复制来时的“套路”。

第一回，父亲拉了800斤煤。我奶奶再三交代：“你年龄小，千万别拉一满车，累坏了咋办？”把煤拉回家，父亲很得意很高兴：“妈，不累！可轻松！”

第二回去拉煤，父亲不仅拉了满满一架子车1000斤的煤，还改良了全村人去山里拉煤的时间——从冬改到夏，来来回回可以省掉四毛钱——在路上找一片石头块儿少一些的地儿，窝在车地下就能过夜；干馍使劲嚼使劲咽一样能哄住肚子不咕咕叫。

14岁，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撑起了只有母子两个人的家。

我的农民父亲认为，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他就这样一辈子就和黄土地打交道了。

他那时还不知道，命运自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