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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5日召开的贵州省政协十二届十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2人被免职。
关于免去袁仁国同志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
（2019年5月5日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袁仁国卸任茅台集团董事长一年后，被免去贵州省政协委员等职
继袁仁国去年卸下茅台“一把手”身份后，再卸政协委员身份。
2018年5月，一场临时的深夜会议宣布茅台换帅，“袁仁国时代”结束了。
自1998年以来，袁仁国带领的茅台经历了一段炫目的财富传奇，也成为市值全球第一的酒企。
现在，大船仍在前进，下船的人却无消息。
茅台厂里酿酒的工人成千上万，自1951年建厂以来，能从一线制酒工人走到董事长职位的只有袁仁国一个。
2018年12月28日，一年一度的茅台经销商大会上，这位“传奇”工人没能出席。7个月前，他突然被茅台的“二把手”代替，平步青云的仕途戛然而止。
茅台厂里关于袁仁国的消息却满天飞。
袁仁国名字在茅台镇无人不知，但现在这三个字，似乎正变成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忌”。
12月12日，在茅台镇1915广场上跟几个已经退休的茅台员工聊天，当提起“袁仁国”的那一霎，老李的脸色瞬间严肃起来。
最近几个月，袁仁国从茅台集团董事长一职离开后有多种说法，但茅台官方并没有明确的信息，这让一些人猜测，他可能出事了。
茅台员工顾顺直言：
“老袁是个厉害的人。”
对于很多茅台厂的工人来说，茅台这些年效益好，工人福利好，全靠他。只要能改善大家的待遇，工人似乎对领导犯错有更高的包容度，末了，他感慨：
“新时代了，功不能抵过”。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中国，又逢山西朔州毒酒案，整个白酒行业岌岌可危，袁仁国临危受命，担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州茅台”）总经理，带领茅台扛过金融危机，并顺利上市。
上市后，茅台营业额节节攀升，利润猛增，股价亦从发行价的31.39元涨到最高时的792.25元，成长为A股独领风骚的“股王”。
2013年，即袁仁国全面接管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茅台集团”）后的两年，茅台一举超过霸占白酒龙头20多年的五粮液，成为行业的新霸主。
在他眼里，茅台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明星”茅台，老袁要领“头等功”，而这亦是市界从茅台酒厂员工口中得到最多的答案。
袁仁国在员工口中从“榜样”变成“禁忌”，2018年5月3日是一条分界线，那天晚上茅台集团干部大会突然召开，袁仁国也参加了这次临时会议，原本，他已经订好了去澳大利亚考察的机票，会一直开到23点多才结束，之后李保芳接替袁仁国，任茅台集团董事长。
李保芳身兼五职，担任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贵州茅台董事长、总经理（代行），茅台的“袁仁国时代”戛然而止。
在袁仁国离任的半年时间里，茅台酒厂正逐步去除他留下的痕迹。多名茅台员工向市界证实，以前酒厂正门到厂区道路两旁的酒文化墙上，有两本巨大的书本雕塑，一本是袁仁国写的《醉美茅台》，另一本是袁仁国、钱文忠等合编的《红色茅台》。
市界探访时发现，上述书本雕塑已经不复存在。文化墙上的书本雕塑有《茅台颂》《漫步国酒文化》《走近国酒茅台》《国酒茅台史画》《金奖之旅》，没有一本是袁仁国所著。
那个茅台镇上无人不知的袁仁国，正归于沉寂，他曾服务43年的茅台酒厂亦在匆忙扫除他的痕迹。
时光倒回43年，袁仁国远不会想到有一天会他成为茅台的当家人。
那时，年轻的袁仁国还是仁怀县（市）中枢镇的一名知青，只有19岁。1956年，袁仁国出生在距茅台镇25公里外的茅坝镇。镇上的赵先生回忆，“他们家条件不错，有6个小孩，袁仁国排行老二”。
从多名熟悉袁家的人处得知，袁仁国的父亲曾在仁怀县（市）政府任职，一家人很早就搬去了仁怀，由于当时年代特殊，袁仁国在父亲的庇护下得以接受教育，并在1973年完成了高中学业。
毕业后，袁仁国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紧挨仁怀市区的中枢镇当知青。多年后，袁仁国对那段记忆依旧印象深刻，“我们从中枢镇城里挑粪到生产队，八九里崎岖山路，担子压得两个肩膀都红肿不堪，脱了好几层皮。”
父亲看不了袁仁国受罪，于是托当时在茅台酒厂做副厂长的旧识邹开良，将儿子介绍到茅台酒厂工作。彼时，茅台酒厂是国营企业，福利待遇较好，工人大多是茅台镇本地人，袁仁国一个外地人能进入茅台酒厂实属不易。
刚进酒厂，袁仁国从最基础的制酒做起。跟袁仁国同时期进厂的人告知，因为茅台酒特殊的酿造工艺，制酒非常辛苦，从下沙开始，润粮、蒸粮、摊晾、入窖，要反复经历9次，工人每天人均要搬运近5000公斤的东西。尤其是摊晾环节，工人们要用铁锹把滚烫的高粱迅速摊开，脚经常被烫得通红。
据回忆，袁仁国跟其他老老实实干活的工人不一样，他非常“聪明”，跟在老师傅后面问东问西，跟他们打成一片。时任茅台酒厂厂长季克良有时下厂房，袁仁国同样抓住机会请教，“很会表现自己。”
勤学好问的袁仁国很快引起厂长季克良的注意，并得到“聪明，文字功底也不错”的评价。
1978年恢复高考，袁仁国报考贵州工学院（现贵州大学）没过分数线，只能留在酒厂工作。
因为季克良的赏识，1983年，袁仁国还是如愿去贵州工学院进修，当时茅台为了培养人才，选拔了一批员工去贵州工学院脱产学习，袁仁国名列其中。根据茅台集团官方记录，每个学生每年的培训费用是8千元至2万元，而当时人们工资普遍不足百元。
在季克良的安排下，袁仁国历经制酒、制曲车间工人，供销科科员，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三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厂长助理等岗位。
季克良评价袁仁国有干劲、有闯劲，在多个岗位的轮换中得到锻炼，能力迅速增长。
一个茅台酒厂人尽皆知的例子是，1989年，茅台顶着“国酒”的光环参与国家一级企业评选时却意外落选。袁仁国得知这个消息后毛遂自荐：“我就不信，就这么让人打发了！让我去趟北京，我要试试。”
得到批准后，袁仁国直奔北京，向评委讲述了三个多小时。
最终他以“日本、欧洲技术多先进，茅台却谁也模仿不了。这说明，茅台的标准比国际标准更高，世界上只有一家茅台”为理由，为茅台赢得了参评国家一级企业的资格。回厂后，袁仁国担任“上等级办公室”主任，为即将到来的评选工作全力准备。
1991年，国家一级企业的牌子如愿挂在了茅台酒厂的大门上。同年，袁仁国升任茅台酒厂副厂长、党委委员，踏入茅台管理层行列。
步入管理层后，袁仁国“好学”的一面隐去，“狠”的一面显露出来。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余威犹在，一向不愁卖的茅台，陷入“滞销”危机。当年前两个季度的销售量加起来不足700吨，只达到了全年销售计划的30%。
已在茅台集团副总经理的职位上安稳度日的袁仁国，再次跳出来担纲茅台酒的销售大任，出任贵州茅台总经理。
上任后，袁仁国立即在酒厂广发“英雄帖”，组建一支包括他在内的18人营销“敢死队”，去完成剩下70%的销售任务。
袁仁国下死命令“我不问过程，要的只是结果。我给你们的时间是两个月。记住，只有两个月。”
一名熟悉“敢死队”的退休员工告诉市界，非常时期，袁仁国要求“敢死队”采取非常手段。“敢死队”在各地举办白酒研讨会、订货会和名家诗会，席间袁仁国豪爽地把30年、50年、80年的陈酿茅台拿出来敬经销商。
价格不菲且难以买到的陈酿茅台征服了经销商的味蕾，为茅台打开销路打下基础，袁仁国也借此跟经销商搞好关系。
袁仁国曾回忆，那时他把各地糖酒公司的负责人请到了自己家里，又亲自下厨张罗了一桌丰盛菜肴。饭桌上，他举起酒杯：“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是杯患难酒，希望各位能帮助茅台酒渡过这个难关，够朋友的干了这杯。”
强力的非常手段，效果明显。1998年年底，茅台如期完成2000吨的销售任务，全年销售比上年增长13%，创下当时茅台历史最好的销售业绩。
重庆一位经销商告知，“袁仁国对经销商很热情，就算当上厂长，我们去茅台镇基本都可以见到他，他招待我们喝酒吃饭，不会甩牌子（摆架子），为人不错”。
袁仁国确实经常流连在各种饭局，他曾经的一位邻居告诉市界，“袁仁国很少在家，就算到家也是很晚，有时碰到会闻到他身上的酒气。”袁仁国自称：
“从1978年开始，每顿饭都喝上三两茅台，天天如此，喝过的茅台酒恐怕也有两吨了”。
在袁仁国的觥筹交错中，经销商逐渐成为茅台的编外生力军，助推茅台酒销售一路走高。
2011年底，一瓶飞天（五星）茅台的零售价一度突破2000元，还经常出现有价无货的状况。
据一位有十多年炒茅台酒经验的当地人透露，茅台涨价最疯狂的时候，茅台一瓶难求，需要打通茅台高层的关系，才能拿到买茅台的批条，“拿到批条，到厂里提货，一转手就是翻倍的价格，拿到批条就等于拿到钱”。
从当地的经销商获悉，李保芳上任后，“袁仁国时代”的茅台批条全部作废，任何人无法直接从厂里提货，就连茅台酒厂的员工也不例外。
2012年，茅台酒几乎炒到历史最高峰，然而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依靠公务消费的茅台遭受重创，经销商纷纷抛售茅台酒，飞天茅台的价格一路狂跌至800元一瓶。
年底的茅台经销商大会上，袁仁国再次出狠招，他要求经销商“53度飞天茅台的零售价不能低于1519元/瓶，谁低价卖酒取缔谁，毫不含糊。”
袁仁国还要求经销商回去必须要开微博，每天必须要在微博上宣传茅台，对于在网络上攻击茅台的声音要反击，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考核依据。
茅台酒得以稳住价格。
因为白酒行业特点，经销商至关重要。
自袁仁国时代开始，一直到新任董事长李保芳上任，茅台掌门人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梳理经销商的名单。
这需要高超技巧。一方面要为经销商留足利润空间，让马儿奔跑，一方面要进行严格管理，避免经销商拥兵自重，携渠道以令酒厂。
在茅台发展最快的2001年-2017年间，袁仁国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经销网。恰到好处的恩威并施，不仅让经销商大军与茅台利益紧紧捆绑，与此同时，经销商大军也如同遍布全国的管道，将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茅台小镇。
事实证明，经销商也是此后茅台问题高发区。
深谙营销之道的袁仁国，会讲故事，也懂理论。他摈弃了前任董事长季国良的思路，将茅台引向了“奢侈品”路线，这种理念的转变，成功让酒桌一箱箱茅台，变成了巴黎LV店里的一款款包包。
袁仁国曾总结出工程营销、文化营销等“九个营销”的理论，“坚持九个营销”的横幅至今被挂在茅台酒厂包装车间的门口。
“文笔不错”的袁仁国，还写下多部著作，包括《最美茅台》《茅台地理说》《茅台论道》等，为茅台卖力宣传，中国知网还收录了他关于茅台的120篇学术论文。
不过，9个营销理论变成茅台庞大的经销网，这是乔洪的功劳。2000年，乔洪从贵州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的位置“空降”到贵州茅台，担任总经理，主抓销售工作。
“空降”的乔洪起初并不受待见，袁仁国依旧被认为是茅台集团董事长的“接班人”。
然而，在贵州省轻工业主管酒水行业的乔洪显然更懂市场策略，他到任后，继续开拓市场，在在全国大规模铺设专卖店，并主张开发不同层次的系列酒。
军人出身的乔洪，还带领茅台为机关、团体和知名人士定制专用产品，为党政军部门和大企业封坛窖藏茅台酒。
茅台很快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2006年茅台的销售额达到62亿元，是乔洪到任时销售额9.8亿元的7倍有余。
乔洪带来的业绩改善，逐渐赢得集团上下的认可，成为袁仁国争夺茅台集团董事长的“头号”竞争对手。
袁、乔二人关系不睦成为亦公开的“秘密”，曾有经销商表示，“在中国只要是做酒的，没人不知道（他们）有矛盾。”
2007年，茅台集团时任董事长季克良已经67岁，早过了退休的年龄，茅台集团屡屡传出换帅的传言，袁、乔二人暗中较劲达到顶峰。
这一年4月，乔洪遭人举报，被贵州省纪委的人员带走，随后被“双规”。11月前后乔洪因涉嫌受贿而被捕，具体是指他在2002年茅台奖励经销商赴韩国看世界杯的活动中受贿300万元。
2010年，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乔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年后，季克良退位，袁仁国顺利坐上茅台集团董事长。
茅台的成长故事，爱马仕、LV们都不敢想。
2001年，贵州茅台在A股上市时，营收、净利还不及五粮液的1/3。但是，仅仅4年之后，茅台就将五粮液甩在身后。
到2017年，贵州茅台实现了582亿元的营收，较2001年增长了35倍，净利润290亿元，较2001年增长了84倍。
现在，茅台几乎每天都可以实现王健林眼中的一个“小目标”。
袁仁国掌舵的茅台集团，保持高速发展，股价一路飙升，市值超过帝亚吉欧，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酒厂。茅台集团2018年前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达到522.42亿元，同比增长23.07%，日益接近千亿营收的目标。
提出千亿营收目标的袁仁国，无缘亲自带领茅台实现。
12月10日，《财经》援引贵州当地人士称，“袁仁国目前还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对其涉及的问题仍在查，他的“问题多了去了”。袁仁国卸任后，茅台高层大换血，他的多位“身边人”落马”。
日进亿金的茅台面对汹涌的财富洪流，出问题似乎是不可以避免。在中国，也没有哪一种商品能像茅台这样，和一个企业家、一名官员的职业生涯如此紧密。
在2012之前，占据政府采购高达30%销量的茅台，曾“醉”倒了众多官员。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河南2018年查出的一名副厅级干部李新中，认定的578万元受贿金额中，有236万元是茅台酒，重量近1吨。
贵州茅台近年多位高管落马，案情也多与经销商问题相关。
据了解，就在袁仁国离任的一个多月后，2018年6月24日，贵州省纪委披露了茅台集团原党委委员、贵州茅台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谭定华涉嫌严重违纪的消息。
对比年薪不到80万元的袁仁国，谭定华收受的财务金额高达3460万元，另有200克金条一根。
谭定华的生财之路非常简单，跟茅台酒相关的酒瓶、高粱，随便哪一项，都可以让自己顺利超过80万年薪。
茅台的造富传奇让不少官员也铤而走险。
据公开信息，六盘水曾查处专门利用茅台谋利的两名官员。
一位是公安交通管理局原政委赵福军，另一位是钟山原常委兼副局长郭锐，市场上一瓶难求的茅台，成为灰色利益渠道，前者收受茅台酒后直接转卖，后者是转卖茅台酒批条。
另外一起案件更具典型性。
2018年12月20日，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案一审开庭，检方指控其受贿4870多万元，内幕交易累计成交金额4.9亿元。王晓光2006年在遵义任职，一直到2017年。
茅台镇正是在遵义辖区内。
《廉政瞭望》杂志披露，王晓光爱喝酒，且只喝年份茅台，每当有酒局，王晓光都会吩咐下属，多给他备一箱酒带走。
日积月累，好酒堆积如山，于是王晓光在贵阳开了四家名酒专卖店，交给家人打理，他则负责货源。落马前的半年内，王晓光夫人将上百瓶名酒倒入下水道。
袁仁国也曾陷入被查传言，这让很多人关注，曾经的茅台传奇，能否平安落地？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