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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胡先其）：这篇“异构诗学”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诗人个体如何实现与现实、社会和历史共生？大部份当代诗人在处理个人精神体验方面的技艺精湛，但在回应社会现实和历史问题等宏大叙事时的精神向度是单向的，之所以如此，或许是缘于缺乏洞察，或许是缘于缺乏勇气。应该指出，作者在表达观点时有关问题也许阐述得还不够深入和系统。但作为一种诗学观点的提出，编者认为应该引起大家反思。
总论 异构诗学批评观
在本文中分析了批评的方法论失效、批评“文化-诗学”观和批评“哲学-诗学”观的问题。讨论了诗歌的客观性与客观性评价体系的建立、诗歌现象的整体性考察、高级观众的批评等问题。批评了个体诗学的局限性和诗学庸俗保守主义诗学的顽疾，提出了“改革元年写作”和90年代诗歌的多线程叙事的构想。讨论了当代诗歌的诗意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超验维度下诗歌与人的关系的问题。
1. 客观性评价体系应该如何建立？
建立客观性评价体系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关注诗歌文本的客观性，把诗歌现象作为诗歌文本的延异作为整体性考察，吸收高级观众的批评。只有依据以上三点，评价才能更加客观，打破诗歌体制的封闭和僵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诗歌体制。同时，不信任不具有客观性的小圈子互捧，各系列诗歌大奖，各种流派推手推动的诗歌潮流。
2. 个体诗学的局限性是什么？
个体诗学在处理自我与现实关系上存在局限性，过于强调诗歌是个人心灵的表达和抒发，忽视了诗歌与现实、社会和历史的紧密联系。因此，个体诗学容易表现为自我中心主义，表现在自我神话、戏剧化、自我崇拜、自我命名、自我虚构等方面，导致诗歌迷信和诗人形象各种造型的产生。此外，个体诗学对诗歌价值的评估过于主观，缺乏客观性。个体诗学的这些局限性使得诗歌无法真正地与现实、社会和历史共生，也限制了诗歌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提高。
3. 诗意与伦理的关系如何处理？
在异构主义诗学中，诗意和伦理是相互联系的。诗意不仅仅是诗歌的形式美学，它还体现了诗人的审美情感和人生态度，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和思考。而伦理则涉及到人类生活和道德的规范，是诗人必须考虑的社会问题。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应该通过运用诗意，传达和表达对伦理的思考和肯定，把诗歌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一种回应和思考的途径。只有在诗意和伦理的紧密结合中，诗歌才能更好地传递其价值观，触及人们的心灵和生命。
异构主义诗学主张建立普遍客观性诗学评价体系。一、关注诗歌文本的客观性。二、把诗歌现象作为诗歌文本的延异作为整体性考察。三、高级观众的批评加以吸收接收。以此三点客观性评价评估诗歌创作的历史化。
异构主义诗学试图填补个体诗学的不足，提出诗歌不仅仅是个人心灵的表达和抒发，更是与现实、社会和历史的紧密相连的。异构主义诗学强调诗人应当跳出自我，更加关注他者与现实世界，将诗歌的社会意义与个人抒发相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诗与世界共生。
在异构主义诗学的视角下，我们能够看到，诗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既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也融入他者与社会、历史的互动。这种全面的视角有助于诗歌更好地传达其价值观念，更加深入地触及人们的心灵，产生真正的共鸣。
异构主义诗学的批判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个体诗学在处理自我与现实关系上的不足，把诗歌从纯粹的个人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其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及历史深度，提高了诗歌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这种批评意识有利于诗歌创作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让诗歌更加接近人们的生活和现实，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勃勃生机。
然而，异构主义诗学目前在诗歌界的影响仍不够大，许多诗人仍然囿于个体主义的范围，忽视诗歌与现实和历史的紧密联系。为了真正实现诗歌与现实共生，还需要诗人们不断地努力和探索，将异构主义诗学的理念融入到诗歌创作和批评中去。
一 谈诗歌学习问题。
美国诗人们学习中国诗歌可谓身体力行脱胎换骨这里面的秘诀一会再说。反观中国诗人只不过是言必西方而已，中国诗人普遍的只会谈抽象的诗而不会具体的诗。谈不上学习，学习翻译而来的汉语而已，只能说是知道。两相比较，秘诀就出来了，源头的两条分流只能异构各自奔流，为什么要融合？而中国诗歌以为无所不包的硬性融合生造的所谓“异质性”，还是另一条河流的异质而已。
美国诗人学习中国诗歌的秘诀不过是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石成金，是语言学的学习，精气神谈不上，他们不知道中国诗的学习，是诗人对诗人的学习，绝不是诗歌对诗歌的学习。这一点，中国诗人自己也不澄明。
二 批中心诗人论
哪有什么“中心诗人”？在古代没有，假设按照中心诗人论的逻辑李白杜甫是唐朝的中心诗人，从陶渊明，屈原，李白，杜甫，截止到苏轼，谁又是中心诗人？返回来说李白杜甫在唐朝，李白还不一定有王维更中心，杜甫五百年后才中心的。当代解构主义力图的就是去中心化，也就是解构罗格斯，扁平性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这是现代性对古典主义的解构：去除中心化的迷信与权力崇拜。再说的明确点：90年代的个体诗学——个人主义——个人写作的局限性就是：迷信个人崇拜。异构诗学从来不偏颇解构主义，而抗议未经消化的拿来就用。
三 论所谓中国好诗
好诗的标准：读起来意醉神迷不分东西南北。
诗人的标准：就目前的中国普遍诗歌而言，只能两分：好诗人、坏诗人。这里的好坏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是对诗歌而言的，拿诗歌成私器的怎么都不是好诗人。
坏诗人也写好诗，然而比起来好诗人的坏诗，并不会是绝对的好。因此我们看到“好诗的标准”，仍然是诗与人二分法，人在这个提法里消失了，“好诗”是一个形容很权谋的说法。
头条诗人：因为诗与人二分，这是个90年代历史后遗症顽疾，所以头条诗人并不能产生相应的公信力，即头条诗歌。也很遗憾，具体诗歌具体诗人在一个“具体已死”的时代里只能潜形隐迹。
四 对批评方法论的批评
（一)批评“文化-诗学”观，这个是一个不科学的叙事，一缺失多线程，二，缺失调查，用文化现象得不出科学判断，社科院的工作文学无法承担，社科院应该调查一下，1，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的生成与趋势，进行福柯的微观权力批判，2，语言与文字二分下的社会景观，人的异化，缺失主体责任，单向度的人的生成机制——教育体系的官僚化。
（二)批评“哲学-诗学”观，这个转向已经是理性杀死了感性，在异构诗学中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拒绝哲学转向的过渡未消化的引入，从存在主义到解构主义，自己没有哲学就不要拿别人的哲学当哲学！
（三)缺失高级观众这一维度造成的方法论失效：“常常会发现批评主体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状态，这一时在“新批评”中体会作品细读的方法，下一时就可能用德里达解构“作品”；一会儿认可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与性欲之间的关联，一会儿又信赖拉康对欲望主体之“言在”的结构主义认知；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方法的同时，也赞叹罗兰·巴特对文本确定性的放逐；言必称福柯的自我技术，又觉得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也有道理……”
对于高级观众来说，批评不具有批判性，基本上就一眼而过，怎么批判的，批判的有没有道理，启示了什么，这些读着才过瘾。
五 批判个体诗学：诗是个人的
解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之前的存在主义在90年代被引入诗学体系，二元对立从庞然大物与个体无主体状态，转变成自我与现实的新二元对立。以至于诗歌的边缘化，以及个体诗人“自我中心主义”涉及他者、社会、历史的立即以虚无主义面目示人，成为了90年代诗歌后遗症。这个诗学问题一直困扰至今。异构诗学提供了解决自我与现实的诗学方案——这一点请关注。个体诗学：诗是个人的，通过80年代90年代先锋诗人励精图治进行了诗歌事实的落地，这一点毋庸置疑，不容否定。其历史性功绩已经逐渐进入了诗歌当代史。然而这是上一句话，下一句话完整表述：诗是个人的，然而是共生的。下一话迟迟不见未来踪影，令人忧心忡忡。而上一句仍然为新来的迟到者奉为诗学真理，这种局面不得不加以批判。
自我中心主义，表现在自我神话，戏剧化，自我崇拜，自我命名，自我虚构，这中间出现了种种诗歌迷信，以及诗人形象各种造型。以拒绝作为姿态，往往变成各种邀功获奖之丑态。最显著的就是拒绝阅读，连读者都拒绝的新诗自我主义有何合理性？无外乎是自说自话的自我神话与迷信，这种诗歌毒素已经成为一种现世主义的思想温床！不加以剔除，感染式传播将不会放过每一个系统内之人。这是平庸的恶！
诗的语境里，诗神在古典那里，自我这一现实语境不沦为平庸的恶就已经是奇迹了，我并不认为当下的新诗能提供什么强劲的复兴式的精神动力，这是一个共生的，群式时代，上演自我神话，我全当是单向度的人的穷途末路。
以写作时间来看80.90年代的诗人，个体诗学的个人主义写作是辉煌的，然而更多的是他们停留在了个人写作范畴。考察当下：以诗歌无穷的创造力与批判性介入性文本完成自我更新，诗人主体性内在塑造，说出“诗是个人的却是共生的”唯龚盖雄一人！
六、功利主义下的顺从之笔构成的90年代新诗景观
90年代的个体户诗歌、计划诗歌，国有刊物诗歌形成的国产当代诗连个菜市场诗歌都没有！这就是主流所说的“多样性”？
90年代以降的知识分子写作，完全是伪概念，那只是某些身份写作的命名，即败坏了知识分子又败坏了诗人。诗歌现象应该是诗歌文本的延异，怎能不做整体观？仅以诗歌文本做遮羞布，恐怕这样的谎言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晓之。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不合作而不是投身功利之间。某些大师以专业化面目媾和，进而以个体诗学做辩解，再次以获得话语权个人神话。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介入性全部被败坏。
诗学庸俗保守主义的顽疾：双标，普遍缺失客观性。
七、论改革元年诗歌
阐述一种思路：改革元年诗歌，以混合所有体来解释90年代诗学，异构诗学认为，90年代的诗歌呈现的面貌不再是“国家诗歌”，也就是说90年代诗歌与朦胧诗时期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转向为诗歌与“经济诗学”的关系，以这个视角关照，以学院派为代表的“计划诗学”与民间派为代表的“个体户诗学”，在争夺刊物这块“国有诗学”进行了洗牌重整博弈。最后的结果是三者都没有走向市场诗学。这里面是个体诗学主观主导了诗学走向？还是受普遍的客观诗学制约下形成的诗歌格局的诗歌走向？这样可以看出90年代诗歌“边缘化”的被动一面与主动一面，以及三大类型诗学代表的诗歌群体命运。这样就将当下的当代诗学与社会学二分的局面彻底打破，当下诗学乐于僵化，圈子化，无非是博弈到了大家都满意的一个虚假平衡状态，与市场化诗学彻底二分的偏居一隅的平衡状态。
八、再论改革元年写作
70后写作，这个代际命名，异构诗学不予以承认，我不赞同诗歌话语的代际划分，这一点思考如下：中国新诗缺少说服力的一点：以一首诗的诞生为标志进而以一首诗反驳另一首诗，以此诞生的外延被思想化历史化。这样的分析结构是脆弱的，从诗歌内部发生来说，其一，有互文生成的语言机制，因此就反驳来说可能是文本意义的互文而非断然是新思想的诗篇外表。其二，代际诗人之间缺少明显的标志划分，如同深度意象派不满意学院派，学院派不满意浪漫主义，这样的诗歌内部艺术性迭代缺失历史性考察。其三，新诗的迭代缺失社会学，美学，思想哲学等多维度的外延异构性。表现为朦胧派在诗刊亮相等等诗歌事件为标志的阐释羸弱，以及以诗歌为中心的叙述方式的失效。可以说，新诗有自封为王孤立系统的摆不正位置的思想倾向，导致了多线程的历史被单一化，孤立化，形而上学化——新诗以失败自居的理论根据。
我是70后，对于70后诗人有一些认识。我认为70后的诗歌写作是失败的，基本属于“从属”关系写作。既没有代际诗歌主张，又没有诗歌实践成就。实际上到70后，诗歌已经不适用代际命名，主要是诗歌传播，发表，出版等诗歌外因大于了诗歌创造的诗歌内因，在网络化，去纸刊化的传播模式下70后既没有60后纸刊检验的历史优势又没有80后90后网络化先天优势。70后身处夹缝的一代，无疑是尴尬的一代。其诗歌愿景，要在60后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当下60后可谓群星闪耀其写作态势正从成熟期延伸至晚熟期统治诗坛最起码还有十年光景)，与80、90甚至00同时登台。届时跨过了“中年写作危机”的70后仍然摆脱不了“尴尬”。
现在再补充一点，改革元年写作的现实层面，一是，1978年作为社会变革结构的分水岭，二是，1978年作为计划生育的分水岭，独生子女一代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伦理解构。改革元年写作的提出是让前现代与现代做个切割，这个切割有两个明确指向：一是1978年前的写作一并打包进入历史博物馆，二是1978年前生人的写作也一并进入当代文学馆。清理一下当代文学偏安一隅的促狭的话语空间，为当下的现代性确立一个时间起点，不论承认与否，这个时间原点就在那里。
九、当下诗歌史的多线程叙事：
从改革元年作为初始时间点
一、80年代将历史性的人抽离为具体的人
二、90年代将群体性的人解构为表演性的个人
三、汇集时间点的选择当下
分叙述：
（一）具体的人——当下
（二）表演性个人——当下
四，当下的人的景观
（一）八十年代的人的当下
（二）九十年代的人的当下
（三）当下的人的当下
（四）改革元年——当下——未来多线程叙事：
十、新诗需要接受的拷问：诗与人的关系
诗意的人，审美性的人，伦理人，社会人。这几个备选答案中，很少诗人完成了诗人形象的塑造，更谈不上诗对读者的塑造。往往观察到的是单向度的人，也就是异构诗学所言的“能会”。
在诗的超验维度，纯粹理性批判与新感性主义语言是匮乏的。在思想领域内，工具理性的准则成为普遍的思维模式，形成了压抑性的社会心理机制，甚至在哲学和艺术中都表现出维护工具理性统治的形式。这是新感性主义对“单向度的人”的揭示，康德说过的另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二律背反”。二者对于我们在超验维度下的经验世界以及生存世界构不成了新的有效性。艺术从“压抑”起到“反压抑”形成精神之光，世界镜像从三维经验走向四维想象。古老知识需要全部激活，慧能需要来到此地此刻顿悟。这是一个崭新维度的人必须要生成的时代，危机重重，困境多重，艺术的重任先一步抵达。我们当下的危机有来自未来危机的种种情境化。在AI不断进化的当下，“永恒的生活与新的科学神话”之间的敌意愈发彰显。
箭庆国，字陵霄，号箭白。诗人。
附：近期重点关注专题栏目——
“未来诗学”往期文章
2023年5月，活跃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当代诗歌困境和危机”的专题研讨，这场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和诗学理论，引起了极大关注。根据这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一行、王东东、张伟栋等人的建议，南方诗歌开设“未来诗学”专栏，用以刊发关于这一主题的有关作品。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诗歌的时代，南方诗歌秉持“开放、包容、自由”的诗歌精神，欢迎争鸣，并希望为中国新诗的未来，找到更多的共鸣！
李照阳｜诗歌史的终结，经验写作、自我与诗的更新，及AI的冲击
《南方诗歌》2023年六月目录
“崖丽娟诗访谈”：李海鹏｜齐达内说过，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做马赛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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