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语

作者：石会文

    岁月啊，总是匆匆而逝，这不经意间，春风已化为白雪，风霜已退去韶华，她和阿秋已至垂暮。然而，在生命的流淌中，总有一些情与事，无法风干，永远守在不老的心上。是啊，往事如烟，情愫如泉。

    她和阿秋是在知青时代的一次邂逅认识的。

    她有一幅魔鬼身材，应是最适合的舞者。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总是闪烁着一股青春的灵动。可惜因父亲的反对，她失去了部队招文艺兵的机会。

    小镇上也有这样可秀的姑娘，让阿秋悸然心动。

    说起来有点浪漫，她与阿秋的鸿雁竟是一幅肖像画，阿秋稍稍懂点画画，他给她画了她的肖像，从此让她俩越走越近。

    冬去春来，知青返城，她俩是第一批走的，却被当地政府留在了小镇上。而后的第二批、第三批都去了武钢、一冶。真是幸与不幸，只在偶尔之间的转换，一种无言的委屈憋在心里，眼巴巴地看着她的同学们进了大城市，而她俩都留在了当地工作。这也许就是命吧，宿命思维，解脱了她俩内心的那点不甘的纠结。后来她俩总是自嘲，这真是天意弄人啊。

    两年后，她俩该成家了。阿秋很穷，他的全部积蓄只有两百块钱。那年头物质匮乏得很，买东西都是要凭票供应的，无奈之下只好求助武钢的堂妹和同学，凑了一点供应票，这也促成了她的嫁妆是去武汉置办的。

    阿秋用一百二十块钱在武昌人民钟表店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用六十块钱在武昌红旗服装店给她做了几件衣服，在汉口解放照相馆照了张结婚纪念照，剩下的钱做了路费。

    寒酸啦，阿秋觉得亏对了她，她却以为很知足，她向他嫣然一笑，显得那么淡定，让阿秋感动不已。真是“入我心者，待以君王”啊。

    阿秋连一张结婚的床都没有，他的母亲拆掉了自己的床，给他拼了一张床，说起这事，母亲总是怨自己没用。这件事给老人家留下了一生的叨念。

    婚礼是在阿秋单位会议室举行的，两斤水果糖就乐得大家笑语不断。按当时的话讲，这是办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婚事清淡如水，她说清好，清得看到了心底。富有也许是一泓沙滩，那沙滩上的丰丽，只怕会随水而逝。抹去世俗的灵魂和幽幽而来的尘缘，心念如花，贫瘠中依然绽放。

    她是一个十分勤劳、节俭、能干的女人。

    她曾对阿秋讲过她的童年，她上小学就开始为父母分担家忧，每天放学回家，要编十多条芦席，后来越编越多，一个星期天居然能编二十五六条，这连大人都无法完成的，街坊们说这孩子能干，真不敢想象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是如何编出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刚满十岁就带着弟弟进了柴山割草、摘野菜。劳动几乎就是她此生童趣的全部。想想现在的孩子们，心都碎了。

    婚后两年多她们才有了第一个女儿，女儿长到两岁的时候，她就再没有过过早了，她把省下来的钱给女儿买馒头、发糕。女儿总说一个馒头吃不饱，却不知道妈妈还是空着肚子上班呢。

    她俩工资都很低，低得让人说不出口，她说她早已习惯这清苦的日子，她很满足。只要全家无事无忧，轻风浅雨，便是一生的安暖。

    两年后，她们第二个女儿出生，她的日子更加艰难。阿秋是一个不管家的人，心里只有工作，不经意间却忽视了她与这个家，直到退休他才明白，让他留下了一生的遗憾，他如何去补偿？

    她几乎担起了这个家所有的家务，除了自已的工作外，还要抚养两个孩子，买米、买媒、换气等重体力活也是她一个人担着，连换灯泡、送孩子上学，都是她去干，可从来没有指责阿秋的无视，阿秋的母亲总是夸她是一个会持家的好媳妇。

    上世纪70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天晚上都要开展政治学习，揭发、批判，九点多钟才能回家。

    一到家她就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当时，全家人的鞋子，棉靴、毛衣、衣服，都是她一针一线缝成的，，真省下了不少钱，针针线线都倾注着她对这个家庭付出的爱与心血。

    大女儿5岁那年，小孩子流行穿列宁服，她照着画报上的样子，自裁自缝给大女儿做了一件军绿色的列宁服，女儿高兴的得连睡觉也不肯脱，因为她是镇上第一个穿上列宁服的孩子。这件衣服后来小女儿接着穿。

    在她们年轻的那段日子里，阿秋工作调动频繁，从小镇到县城，又从县城到专区，再从专区到省城，这段时间她俩都是两地分居，她一个人担起了这个家。在他参加工作的前二十年里，她俩总是分多聚少，刚刚凑到一块，阿秋又被调走了，二十年来就这样分分合合过来的。她时常自嘲，这种升迁对她来说未免代价太大。她是一个真心读懂时光的人，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她只能怀着一个平静素然的心，释然眼前的情景。

    她终究觉得好累，无奈之下，她背着阿秋给他单位的领导写了一封信，恳请放阿秋回来。省里的这位领导没有批评她，反而把她及全家很快调进了省城。因调的仓促，还来不及找到接收单位，就暂时把她的工作关系放在了阿秋的单位，只拿工资不上班，谁知这一放就是一年多。为此，她后悔死了，怪自己给领导添了麻烦。

    阿秋没有责怪她，阿秋知道，在她看来，她并不期望什么升官发财，她只要生活，一个普通人家安乐团聚的生活。这一点，阿秋似乎并没有给她。

    好不容易熬到阿伙退休，她以为等到退休，一切都会安好，可她万万没想到，退休后的生活却让她更苦更累。

    阿秋退休后的七年间，生了三次九死一生的大病，七年里她几乎都是和阿秋在医院里过来的，她一刻也离不开他，陪着他与死神抗争，三次大病八次病危通知书，她过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她一次次向阿秋隐瞒真实病情，自己却在病房的楼梯口暗暗落泪。三次大病阿秋都是走到了死亡的边缘又转来的，她的心悬了七年。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生病。二零零七年夏天，阿秋刚退休就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三个多月，三个多月里阿秋无法进食，全凭吊针维持生命，一天二十四小时吊着针，她连合眼的机会都没有，守在他的床边。阿秋已骨瘦如柴，昏睡不醒，她不断地摸着他的鼻孔，生怕他就这样走了。病危通知书已经下了三次。医生每天来查房，听完她介绍病情，总是一言不发转身离开。她感到了医生似乎放弃了治疗。医生告诉她，像阿秋这样情况的病人，近几天已经走了两个了，要她有思想准备，他们尽力了。

    听完医生的话，她躲在病房的楼梯口暗暗流泪，唯恐被阿秋听见。她时常看到一些病人的家属在这里啕哭，没想到她也来了。她很伤心，很无助，绞痛的心在苦寻着还有什么救回他生命的稻草。她不甘心阿秋就这样走了。

    阿秋的堂妹是个居士，劝她去庙里试试，她本不信这，但是她想，既然这个城市里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也救不了他，那就去庙里试试吧。

    她和堂妹去了离城区六十公里以外的道关寺，那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寺庙，香火甚旺，近日寺里刚巧从广州南华寺调来了一位老主持，名声显赫，拜访他的人都排着长队。

    她和堂妹天不亮就站在了老主持门前，抢了第一名，天亮后老主持刚开门，她和堂妹就跪在了老主持面前，头腑在地上，泪求老主持救救阿秋。

    老主持十分为难，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病人办一个专场法事，怎么可能？可是当老主持看到她长跪不起，拼命磕头，哀泪洗面，苦楚欲绝的样子，终于被她的真情所感动，答应了她的恳求。

    当天晚上，老主持领着寺里的二十个僧人，在大殿里做起了法事，场面十分的庄严宏大，僧人们随着忧伤愁然的钟声，唱着他们烂熟于心的梵曲，时跪时行，绕着大厅转圈，她和堂妹却是一直跪着，听着僧人们的唱诵。

    僧人们唱些什么，她一点也听不懂，但是她能听懂阿秋的名字，每当听到他的名字，似乎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大堂充满了神秘的气氛，香雾缭绕，诵曲飘然，一张张沉默的脸，在不紧不慢的钟声中显得格外肃穆寂凉。

法事做了一个半小时，她和堂妹就跪了一个半小时，法事结束时，她俩都站不起来了。三个月了，她第一次有了一丝兴奋，眼里透着一缕希望的光。

    说来真巧，做完法事后不几天，阿秋的病情急剧好转，不到十天便出院了。这条命是怎么捡回来的？是神的能量？还是医治的水到渠成？她无法求证，她兴奋的忘了一切。

    阿秋说，各方都是付出了努力，但是他心里，最应该谢的还是她，是她的真情，她的心血，她对他那颗秋水天长的心，感动了宇宙间的一切。这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一段经历。

    面对这段曾经的痛，她只能在酸甜苦辣里体会那最浓最浓的情怀，这无私的爱，不顾一切的爱，才是最昂贵的珍藏。

    这些点点滴滴的片段，深沉地温柔了她俩的心灵。多少辛欢编织着彼此一生的年华，篆刻着那一世不忘的春秋。阿秋愿意长久地行走在这段回忆的长廊，去品味她一生的润着血红的柔情。这无法风干的故事啊，永远在他的心里存念。

【作者简介】

        石会文，银行高管退休，大学，高级经济师。中国金融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武汉市作协会员，武汉市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乡村》杂志认证作家，《首都文学》《现代文学作家》特约作家。退休闲遐偶有写作，在各种纸刊和微信平台上发表文学作品近三百篇。曾荻省报告文学二等奖，《中国乡村》全国散文优秀奖，《现代作家文学》全国散文一等奖。出版散文集《那是白鹭飞翔的地方》。在《人民日报》、《新华社通讯》、《经济日报》发表杂文、通迅十余篇。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出版经济专著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