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2日上午，骄阳似火!烈日下的中岳嵩山更加巍峨壮观！河南省易学专家联谊会主席、易道创富专家、嵩山易学文化传承人、中国人民大学政经管理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EMBA国学管理研修生申易玄邀请河南省易学专家联谊会常务副主席、许昌周易学会执行会长梁九州，到嵩阳书院参观考察。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高等学府，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区北3千米峻极峰下。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初名嵩阳寺，为佛教寺院。宋景祜二年（1035年）重修太室书院时赐名嵩阳书院，并设院长掌理院务。嵩阳书院为宋代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其建筑风格是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 

嵩阳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建筑布局，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共占地面积10084.4平方米，东西宽78.6米，南北长128.3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的配房，均为硬山式建筑，分别为程朱祠、丽泽堂、博约斋、碑廊等，保存清代建筑26座108间。书院教育制度于清朝末年被废止，嵩阳书院作为这种已经消失的制度的文化载体，对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都有重要作用。作为历史纪念碑，其对于现代教育文化的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

嵩阳书院在我国古代儒学发展史上是一座不可小觑的丰碑，自五代、北宋至清代，儒学的传道授业始终在嵩阳书院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讲学十余载，他们主要讲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通过四书，达于六经。讲学期间，程颢、程颐以孔孟学说为理论体系，并摄取佛教、道教中的有益成分，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历史性的发展和完善，开创了理学发展的新阶段，世人称之为“洛学”。嵩阳书院也因此成为理学传播重镇，“新儒学”发祥地之一。

　　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培养的学生大多成为传播理学的主要力量，据河南嵩县程村二程祠中的《二程门人名单碑》记载，程颢、程颐一生中培养出的有名学者就有88人之多，其中，对二程理学南传起重要作用的是杨时。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早在元丰四年（1081年），杨时已拜在程颢门下求学问道。学成南归之时，程颢目送他说：“吾道南矣！”说明程颢对杨时南传其道寄予厚望。程颢去世后，杨时再次北上求学，投在程颐的门下，遂有“程门立雪”一番景象。后来，他继续潜心研究二程理学，将“洛学”传播至东南等广大地区，在“二程”和朱熹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被后人尊为“程氏正宗”。

　　到清朝康熙初年，以耿介为代表的学者普遍地意识到振兴“洛学”之必要，提出“吾辈居近伊洛，当使二程之学大振于今日”。窦克勤在《嵩阳书院记》中详细阐述了耿介兴复嵩阳书院的宗旨：“其学务以洛闽为宗旨，孔孟为要归，其教人务以主敬为根本。”可以说，清初嵩阳书院的复兴与“洛学”的传播、阐扬相始终。中州士人群体依托嵩阳书院传承、复兴“洛学”，他们通过祭祀、讲学、纂史修志等方式培养道统认同，对“洛学”的继承和开拓作出了重要贡献，使“洛学”收获了北宋以后的再度繁荣。

嵩阳书院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不仅传授儒学经典，而且传播经邦治国思想，不仅为学生授业解惑，而且为天下人提供济世之道。司马光在嵩阳书院讲学的同时，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第9卷至21卷就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编纂而成，他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总结历朝政治智慧，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留下千古佳话。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成为从嵩阳书院走出去的学生的志向。

　　　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至清代末年的970余年间，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学生，他们不仅学问扎实，而且品德和名节也多为世人所赞颂。如五代与北宋初叶的书院名徒，有冯吉、杨璞、安德裕、吕蒙正、滕子京等；北宋中后期书院名徒，有张载、杨时、游酢、李唐、张九成等；金、元时期书院名徒，有马祖常、滑寿等；明代书院名徒，有李敏、王铎、崔应科、刘景耀等；到了清代，书院名徒众多，其中，耿介门人景日昣由李先容介绍到嵩阳书院读书，1691年景日昣经过殿试考中进士，历任知县、少卿、侍郎等，官至一品，是清代嵩阳书院出仕官阶最高的学生。

　　2010年8月1日，包含嵩阳书院在内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嵩阳书院，继往圣开来学，始终传递着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始终传递着不囿成说的创新精神，始终传递着立德为先的人文精神，时间越长，传之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