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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篇论文，也不是访谈，而是一篇问答。
之前想过要写一篇文章，思考再三，觉得很难下手。突然想到朱德熙《语法问答》和朱晓农《语音答问》，觉得这个形式很合适。首先，问题间不必有逻辑上的紧密关联；其次，问题足够直接，主题也足够明确。
由于字数限制，加之水平有限，很多问题没有展开，错误之处也不可避免，欢迎指正及交流。
问：近期有关汉语新诗写作存在危机的话题引起诸多讨论，对此你怎么看？
答：这个话题在网上有很多讨论的文章。我注意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些诗人认为不存在什么危机，毕竟自己还在写，还没有被“注意”到，怎么就危机了呢？另一方面是有抱负的诗歌写作者面临的焦虑，如何自我更新、自我推进，实际上还远没有完成，但一定意义上的诗歌观念和“诗法”实际上已经形成，甚至僵化。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多诗歌读了两句就看不下去，因为还是老一套的东西，没必要再看了。一方面文本泛滥，一方面又无诗可看。很多批评家估计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对所谓当代诗的危机做出了自己的诊断，很多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我的看法和他们有些不同。在我看来，这个话题，在诗歌研究的层面，实际上是所谓诗歌史的终结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如果有些问题还没有讨论，感觉我都可以上手了。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需要写论文。
问：什么是诗歌史的终结，它与现在的诗歌写作又有什么关联呢？
答：诗歌史的终结，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不过诸如小说的终结或艺术的终结的说法倒是很常见。我的看法也是参照外国已经非常成熟的有关“艺术史的终结”的讨论而来的。艺术当然不可能真的终结，艺术史倒是确实有终结的趋向。相关讨论不需要我细说，可以自己查找资料了解。具体到新诗史，它是否会终结，也是有疑问的。这与如何定义与研究诗歌史有关。究竟是写法的演进、观念的转换还是风格的流变或其他的方面应该占主导地位，是可以讨论的。具体而言，这些方面中的哪几个面临危机，诗歌的研究者、批评者或是嗅觉敏锐的写作者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讨论诗歌危机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历史叙述这个层面。在当代，艺术的领域早已实打实地面临这些问题。几十年前的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到现在还是主流，这很能说明问题。一定程度上，艺术史已经无法对它们进行合适的叙述，有关二战后艺术历史的叙述，主要处理观念问题，它关注的课题始终是那么几样东西。关于形式、技法或风格的演变的分析已经让位于对几个著名人物及其影响的档案式描述。当代艺术如何进行历史叙述，学术界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通用方法。当代艺术杂乱无章的现实也使得这样的叙述难度倍增。就拿风格的演变来说，福西永《形式的生命》对其作出了很精当的分析，并认为这种演变史是有迹可寻的。不过他的判断对当代艺术却似乎失去了效力。当代艺术不同的风格是共时错杂在一起的，不同风格的不同阶段也交杂在一起。艺术家往往把完全不同的几种东西混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样的情况下，风格的演变已难以追寻。如果追求对当代艺术的整体把握，那么艺术史的写作很可能变成人名陈列室，一个个艺术家汇聚于“同题创作”之下。当代诗也面临类似的境遇。这说明了艺术史与诗歌史的失灵。
在所谓“诗歌危机”的讨论里，存在一个不言自明的背景，那就是它的参照系是九十年代诗歌风格为主的当代诗。如果诗人的写作没有超出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生成模式、观念及技巧，就不能说是有所突破，没有突破，那自然就是危机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古诗的状况，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就是我说的诗歌写作与批评的场域。一个对九十年代诗歌没有了解的人，对这个话题当然是有疑问的。我们对比一下古诗的情况，在古诗写作的场域下，明清的诗人就不会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处于危机之中，他们中的多数会认为前人已经解决了诗歌写作的大部分问题，如果存在完美的诗歌写作，那照着学不就行了。但新诗不是这样，诗人们往往也不认为有什么完美的典范，都认为自己是在戛戛独造，认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不少当代的“旧诗”写作者也都这样认为，并且他们的写作也并不像很多新诗写作者认为的是什么陈套、完全没有新的进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新诗写作者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怎么将这种外来的影响整合进诗歌史，也始终是一个问题。
问：九十年代诗歌和当代诗究竟有什么特征，这与年轻人的诗歌写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答：有人认为所谓的危机不过是那些中年人向诗歌领域投射的自我焦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代的批评家也确实存在乱开药方的情况，而诗人们的自我主张也是很强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这些批评家说的情况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存在，与其说危机是自我焦虑的产物，不如说它与诗歌史焦虑更加相关。
刚才说了有些写作者不了解九十年代诗歌是什么，在年轻诗人那里尤其如此。几年前，我在某诗歌节朗读了自己的一首诗，有位前辈就说某个地方像九十年代诗歌。当时我对中国诗歌史还没有了解。后来读的诗多了，我才知道什么是八十年代的，什么是九十年代的。
九十年代诗歌的写作与八十年代的诗歌是有明显区别的。有几个关键词是人们常说的，比如元诗、及物性、叙事性、经验性等等。学术界已经有非常充分的讨论。我认为对经验的强调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里尔克的名言“诗是经验”已经是老生常谈，很多诗人都服膺于此。经验几乎无处不在，一个强调经验性的写作，对很多不同的写作倾向都有兼容性，这也是人们总是愿意提及它的原因。正因为它足够广阔，所以有一些人并不认为九十年代诗歌写作在整体上有什么问题。现实写够了，可以写二次元、写网络生活，都不错。但在当代丰富经验的表层之下，经验的同质化及贬值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甚至连带着某些未经审视的情绪也跟着贬值。当代诗歌的危机背后是当代生活所带来的经验及体验的全面危机。而在这一危机之下的当代诗歌写作，尤其是那种预设了写作前提也即诗人自己的经验及情绪的写作，已经呈现出内卷的疲态。诗人如果不能及时更新自己，写作就可能会呈现出相应的僵化状态。新的观念和内容当然是重要的，但与之相应的写作却可能并没有脱离九十年代经验性写作的生成模式。之前看到有人说新诗正进入它的盛唐，但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盛唐没看见，直接奔着明清去了。
当代诗歌的更新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主体能不能自我更新的问题。庞德的座右铭“日日新”或是臧棣的“新诗就是新于诗”是很多研究者都认可的，但如何新，还要看那个“我”。这种自我更新的主体已经内置于新诗写作之中，也是其具有的现代性的体现。自我更新的要求是不是有问题，不断求新是否有尽头，是值得思考的。在现阶段主体自我更新放缓及诗歌史焦虑的双重影响下，即便不夹杂其他大大小小的问题，也已经足够批评家们怀疑当代诗是不是遇到了某种危机。
谈到经验性写作，它的内涵当然远没有穷尽。更何况它也可以自我更新，女性主义、关注他人，或是与超验的联动，都是可以并正在推进的。应该说，这种强调经验性的写作方式是当代最普遍的，也是年轻诗人可以用来定位的参考系。
想要突破这样一种框架是很难的。虽然困难，却值得尝试。它需要的是更加谦逊的主体意识以及更加决绝的打破边界的勇气。不断思考与实践，才能够摆脱写作方式上的路径依赖。有些人害怕变化，以为抓住了某种理论或显示出某个姿态就是掌握了写作的绝对基础，抓住了救命稻草。但我认为，去掉这一颗稻草不仅不会死人，反而可能会让人变得更加自由，更能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重要或基础的。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关注底层写作的原因，因为他们确实更赤裸地抓住了生存，虽然他们的写作很可能并没有什么真正新的东西，在诗歌自我的更新上也几乎没有什么建树。
问：你是否认为现在的诗歌研究及批评忽略了年轻人的写作？你认为自己是被忽视的吗？
答：相比于八九十年代或是国外，国内当代年轻人的写作肯定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的。年轻人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觉得有些批评家是在自说自话，也是正常。我丝毫不怀疑有些年轻诗人有非常独特的东西，不过要说真的有很多年轻诗人突破了九十年代诗歌的范围，那肯定是瞎说。有时候，诗歌的革新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杜甫、杜牧或是杜默，可能都认为自己的诗是新的，杜牧在当时就有影响，杜甫却是他的当代人没有辨认出来的。我不是一个敏锐的当代诗歌辨认者，这个工作还需要诗歌研究者及批评家的共同努力。
当代诗歌代际更新出了问题，批评家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在当代诗歌写作圈子化的氛围中，批评家要勇于突破圈子的限制。圈子导致诗歌的同质化，很多人只欣赏自己圈子的写作，有了话语权肯定首先推荐一个圈子的人，这使得一些与他们不同的写作很难有出头之日。而有些诗歌奖又强化了这样的圈层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圈子也可以说是为其中少部分占据核心地位的人服务的，几乎只会使他们的地位更加稳固。即便是民间的或是年轻诗人群体间的，往往也是这样。有些年轻诗人认为自己受到了忽视，但其实他/她很可能就是某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这让那些与绝大多数写作者隔离的真正独立的诗人情何以堪。如果他们某一天停止了写作，即便他们有值得注意之处，大概率也会湮没无闻。这样的状况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批评的失职。清朝诗歌选集泛滥，就是为了避免这样极端的状况。有些诗人的集子散佚了，但同代人的选集或诗话还往往能够保留他们写的比较好的诗句。当代的选集能不能起到类似的作用，还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年轻诗人与前辈诗人有更密切的来往，状况可能会好一点，但找到能够互相交流的同龄人，可能是更重要的。现在很多人感慨前辈诗人与年轻诗人来往越来越少，这是双方的问题。你不能指望前辈主动关心，也不能指望他们把诗歌的写法教给你，很多诗人不希望自己的诗歌是可以模仿的。现在的诗人很少谈论自己的诗，可能是因为忙碌或谦虚。但也可能存在其他的情况，一方面是他的写作在前辈诗人的笼罩之下，并没有什么真正新鲜的东西，而前辈又把话都说的差不多了，另一方面，有的东西说出来可能会让人感觉不过如此，还不如不说。当代诗歌领域确实缺乏真正的细读，那种一字一句的分析已经非常罕见。对不少年轻人来说，新诗也确实有入门困难之感。至于九十年代诗歌这种东西，就更不知道了，无怪乎他们对所谓危机之说颇为不解。
至于我自己，我不认为是被忽视的，但可能没有我期望的那样受重视？和很多人一样，我的诗发表很少，也没有进入过任何选集，不过我至少被几个我认为做出了一定成绩的诗人朋友认可，可能已经够了。
问：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速，你认为这会对诗人的写作造成冲击吗？
答：人工智能对诗歌会造成重大的冲击，这是肯定的。
首先，它会制造大量的文本，从文本的层面来看，这些诗歌与很多诗人的作品在修辞、技巧、推进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AI能写什么样的诗，不能写什么样的诗，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那种只有简单主谓句的诗，完全是散文语言的诗，还有语法缠绕或破坏以致不知所云的诗，可能会是容易模仿的。这种模仿恐怕不仅会使部分作品贬值，也会使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贬值。如果我们将诗的作者名字去掉，或许根本分不出哪个是人写的作品。如果我拿一首AI的作品给你，你解读出了作者的生存处境及对他人的关心，结果我告诉你这是一首AI诗，你会不会有不快或被骗了的感觉？
其次，就要说到AI对人类主体性的冲击。AI诗歌与人类诗歌究竟有什么区别？既然文本上瞧不出来，那么就强调诗歌背后的人，这个逻辑是顺理成章的。即便未来的人工智能具备了心智能力，它也并没有人类的主体性。不过，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AI写出了你想要写的作品，你的心理肯定会非常复杂。将来，如果人类不可避免地要与AI同台竞技，到最后恐怕会认为自己技不如AI吧。在这种情况下，诗歌或者诗歌史是不是就已经算是终结了呢？那个时候，肯定还存在诗歌，不过，恐怕大部分作品会变得更加私人，自娱自乐会成为常态。更不要提，人们完全可以利用AI生成自己的作品，AI辅助写作的流行使得诗歌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而是可以不断生产的创意，诗歌会变得娱乐化、波普化。这样的写作主体性肯定是不强的。虽然如此，诗歌史，如果有的话，也并不能将它们排除在外。
AI是否会令诗歌进入穷途末路？我们或许不会知道答案，但这个问题却是值得思考的。AI的写作只有文本层面，而缺乏背后的主体性，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平时强调的主体性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对主体性的强调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它随着西方现代性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进入其他文明的视野。主体性当然是存在的，它的地位也不容忽视，但这是否意味着人们一定要对主体进行无限度的扩张及拔高，却是值得怀疑的。面对主体，人们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这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诗歌。有人害怕AI对主体性造成威胁，依我看，主体性这个东西，威胁一下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AI的威胁下，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人们生活及写作的基础是什么。写作的基础可以不是那个人们固守的主体自我，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事实。即便是强调自我，也应该意识到自我并不是那么固定的东西，自兰波以来的很多诗歌都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很多写作的问题不在于强调主体性，而在于他们将很多附加价值作为配重绑到了主体性及诗歌之上，并强调它们才是写作的基础及它的重要性之所在。这些附加价值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有时却会使诗人的写作形成路径依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事物以及主体的遮蔽。AI对主体性的威胁，实际上就在于它要求人们不再那么注重这些附加物的价值，而是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实及不可或缺的。对人类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减负。
在AI的时代来临的前夜，我们可以畅想一种主体附加价值松动乃至脱落的诗歌，它只用它的自由及完整便定义了它自身。这种诗歌既可能是重要的也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它使诗歌重归于它的本来面目，即诗歌只是诗歌，并不需要加什么限定词，也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住那种使诗歌，或许还有主体，在写作中不断显现其真身的快乐。这虽然是最宽泛意义上也是最具包容及孕育性的诗歌写作，但这种写作的内涵或许已经被很多诗人所遗忘。在这种写作中，经验或其他当代诗歌关注的主题，虽然依旧有其重要性，却不再居于首要地位，反而是诗歌如何不断出发并成为它自身，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不过，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李照阳，1992年出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
附：近期重点关注专题栏目——
“未来诗学”往期文章
2023年5月，活跃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当代诗歌困境和危机”的专题研讨，这场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和诗学理论，引起了极大关注。根据这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一行、王东东、张伟栋等人的建议，南方诗歌开设“未来诗学”专栏，用以刊发关于这一主题的有关作品。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诗歌的时代，南方诗歌秉持“开放、包容、自由”的诗歌精神，欢迎争鸣，并希望为中国新诗的未来，找到更多的共鸣！
《南方诗歌》2023年六月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