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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张伟栋《朝向一种未来的诗学——基于当代诗历史问题的准备性讨论》的讨论期待及相关学科史思考
首先，我所要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如果我们把“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讨论当作一次可能具有历史位置的文学/思想史事件，那么我们有必要在展开讨论之前，对这次讨论中被瞩目的“绝境”一词可能携带的价值感有所评估。而非简单地囿于具体经验、以及具体经验所生成的惯性方法论，随意征用一些历史/现实表象，轻易越过、偷换、无视“绝境”所说出的真问题。其次，为什么要基于张伟栋？因为我以为一行1.所基于体制机制所作出的对诗歌“绝境”的阐发，有效、准确，但不足以构成对一种生成性诗学方案的把握。2.我还是认为太过轻易地把诗歌自身的问题给转嫁给了一种外部的、实用政治意义上权力纠缠。一种权力纠缠可能不构成“绝境”的必然条件。换言之，体制机制/权力结构层面对诗歌的松绑，不一定意味着“绝境”会豁然开朗。比如特殊时期权力结构的瓦解，并不意味着80年代到如今，“诗歌的路呵”不会“越走越窄……”（化用“潘晓讨论”中名言）。基于此，我认为张伟栋试图在诗歌自身的处境之中，发现既往诗歌逻辑最重要和最有效的论述，在面对当下历史现实时，那种创造力的匮乏和一触即发的精神危机。并试图还魂/新生一种“不可能”的诗学方案。正因为此方案面对当下处境时，实践的高难度和“摸着石头过河”，方显出“绝境”的价值感和真问题。最后，我为什么要基于学科史进行思考？因为基于我有限的学识，我并不认为张伟栋的思考是一个个案，也并不认为张伟栋的反思的基点是对“现代主义”的发难。我以为张伟栋的思考恰恰是学科史反思后现代思潮对“历史瓦解”/非本质化/个人化/景观化等等命题中的重要一环。一切怀疑、一切“反题”已经使创造力走向了“绝境”，我们必须对这样的后现代范式做出反思。很显然，大量有识的学者重新回到了对“历史”的形塑，对超越个人性的总体性历史内驱力的找寻。而非仅将“历史”仅视为局部，或“历史叙述”。比如王德威将历史内驱力放置于一种颠扑不破的“抒情”传统之中，贺照田把历史内驱力放置于“人文知识思想”之中，钱理群把历史的内驱力放置于一种“生命史学”的框架中等等。我们日益发现一个耽溺于后现代处境中的个人没有办法生成一种有效的创造力、没有办法安顿好个人身心。重新识别“历史”自身所携带的总体性能量，大概成了21世纪以来，有识之士不断反思的关键命题之一。当然张伟栋的思考自有其不同，我下文会谈及。
饶舌完之后，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绝境”何为？当一个看似“耸人听闻”的词汇出现，一个看似于我们引以为傲的诗学资源相抵牾的判断出现，我们下意识地依靠固有经验进行反驳或修正，而不是沉下心来，将“绝境”语境化，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无意义的。其次，“绝境”作为一种独断性的语汇的出现，绝不是让我们去考量在现存的诗学基础上补充新知以修正。其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重返“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发现那个历史的胜出者“先锋诗”的建制走向了自身的“绝境”。换言之，这个“时间神话”逻辑下的“先锋诗”的不断迭代，并没有在21世纪之后形成一种更“新”的创造动力。如此，“绝境”不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程度副词，而是名词。“绝境”不是思考如何“狗尾续貂”，而是一种“换轨”的决心。诚然，“90年代诗歌破产论”也不应该如其题目那么惊悚。如果我们整体把90年代推至85前后的后朦胧诗时期，甚至以朦胧诗为起源。更重要的不在于激进地“弑父”以召唤一个新的价值主体，而在于深入90年代之中，发现溢出“先锋诗”建制，或那些另找路径的诗学/诗歌实践所携带的诸多可能性。
楼河《历史主义诗学是必要的还是可怕的》中诸多批评可能是不得要领的。与本文论述有关的三个问题是：1.他对70、80年代诗歌和90年代诗歌的判断显然基于一种进化论的思维模式，以及断裂论/线性历史叙事。90年代所面临的历史处境和诗学问题，显然已经在80年代新启蒙内部就有所发酵和辩证。90年代诗学理所应当“全面”优于80年代诗学，也是一种被“先锋诗”建制塑造的“历史叙述”。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做出这种判断，显然是无视了90年代以来不断“重返80年代、90年代”所作出的精神史/思想史/文学史的诸多重要反思。2.楼河先在地把对“历史/真理”的回归，想当然理解为对总体化宏大叙事的回归。这两者之间当然不构成一种等价，如果说宏大叙事通俗理解为服务于一种民族国家话语下的集权政治（楼河所谓“权力思维的秩序”），那么难道说“历史/真理”等同于一种集权政治吗？这两个概念自身无法形成互相指涉。“历史/真理”超越于简单的实用政治的想象，它自身意味着一种更高/稳定的价值感。3.历史主义诗学和历史诗学是一件事吗？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张伟栋“历史”所强调的总体性、生命感，是存在相当视差的。厘清如是问题，我们才不会轻易滑过“绝境”所内置的真问题。
我大概记得，在私下张伟栋曾说，“未来的诗学”有一个不过审版的真名叫“不可能的诗学” 。这其实对我或者这次讨论来说意味着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把新的“诗学”方案作为一种与新诗歌实践一一对应的“行动指南”（工具论），还是把其自身作为一种精神史/思想史的事件来看待（一种有价值的主体）？在这学期学科史的课上，李浴洋有如是说法：在英美的传统下，大概每个重要的学者都会讨论文学史问题（也就是给出自己的“文学史观”），但大多数学者并不会把自己的“文学史观”落实于文学史实践。因为对“文学史观”的讨论，面对的是文学史的元问题。同样，一种新的诗学观的提出，如果我们把诗学观语境化为一种诗歌观，那么其实际上面对的也是诗歌的元问题。如此，更应该追问的是：即使目前历史/真理的诗学没有一种实践的土壤（诗歌实践和诗学方案的时间差），但其有没有真正基于对诗歌现状之同情，在诗学范式的换轨中提供一种真思考，或者至少真思考的方向？我们不该轻易以一种惯性的人性论思考，面对去个人化、去主体性的提案。于我而言，张伟栋“托古改制”所依借的古典，首先不是一种“回到”的关系，而是“去向”。楼河对“碎片化”处境的判断是一种现实表象。“碎片化”背后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景观、“茧房”全部被数据化——被整合为一种“普遍性知识”，而这种知识可能不服务于我们，而服务于一种算法。我们日益陷入/朝向一种后人类的情境之中，所以张伟栋说：“诗是一种历史性机器......行动、技术、机器，是其核心概念”。我大概会以为，这是在人类/个人主体性日益弥散之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后人类的诗学取向。但仅止于此，并不是张伟栋想说出的全部，因为“托古改制”，仍是一次“回归”古典的决心。也就是说，在个人主体性不具备可靠性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人类的主体性中寻找一种可靠的尊严——“个人经验的历史性转化，是从内在感发中升起的绝对之物”。这种尊严在历史（绝对之物）中生成。总体性历史是一种更为强大的有关人的生命力量，它与冰冷的后人类处境、以及后人类处境下历史的瓦解，形成对峙。
在此意义上，楼河的超验和张伟栋的总体性其实不构成反题。楼河对批评家位置的批评/牢骚，可能来自于一个诗人位置的焦虑，但更多是来自于诗坛的现状。这一点，我心有戚戚焉。但学院里的批评家更重要的学术生产可能不仅在于对当代哲学靠拢，而在于史学化、知识化倾向。这里面涉及到对经典的矫正，对文学以外问题的处置等等，不做细谈。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说“跨学科”成为了我们思考的题中之义，我其实会在想诗歌究竟是不是张伟栋所想处置的终极命题，还是诗歌作为“普遍知识”之后触及的那个大“历史”。换言之，诗观是不是一种史观问题？张伟栋曾说“当代诗写作者的最大驱动力是经典化谋求......这种经典化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参照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语言范式与审美姿态而制作的。”如是，“换轨”同样意味着我们要对这样一种经典文学史观的绝弃。同样，也就意味着，我们如果仍然安然处于如此的文学史逻辑中，以一种“压抑——反压抑”的循环（彭杰语）来面对张伟栋的方案，显然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对话的，并会陷入一种似是而非的自说自话。
总之，我期待的是一种有效讨论的展开——必须把如是富有价值感的语汇、方案语境化，以发现其中的真问题、局限。而非在惯性的经验下，把一个语汇、一种方案换置为另一个令自己安心的语汇、一种可把控的方案，全然不管“换置”之中的价值感和能量的损耗。最终，仅仅是在自己的经验内部，完成一种真问题和假问题的价值判断。
吴虑，2000年生于江西南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在读。曾获第十二届复旦“光华诗歌奖”，第四届“零零国际诗歌奖”。
附：近期重点关注专题栏目——
“未来诗学”往期文章
2023年5月，活跃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当代诗歌困境和危机”的专题研讨，这场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和诗学理论，引起了极大关注。根据这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一行、王东东、张伟栋等人的建议，南方诗歌开设“未来诗学”专栏，用以刊发关于这一主题的有关作品。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诗歌的时代，南方诗歌秉持“开放、包容、自由”的诗歌精神，欢迎争鸣，并希望为中国新诗的未来，找到更多的共鸣！
《南方诗歌》2023年六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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