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生产队

  文/豫川闽人

（原创首发）

        生活中处处都有美好的回忆——开心的回忆，激动的回忆，还有难忘的回忆，这里我要说的是我的难忘而又带有点凝重的回忆。四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那时候我刚读初高中，经历了生产队时期的许多往事。那些事至今还常常浮现在我脑海里。

        我的家乡是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山村里有两个生产队，共两百多人。按当时双康大队的排位，我们村这两个生产队是十四队和十五队。我们生产队是十四队。那时每个生产队干部有队长、政治队长、贫协组长、会计、出纳等组成。每当上午七点半左右出工的时候，队长便“唧唧、唧唧”吹着哨子，并大声催着社员们出工。另外一个生产队长房子坐落在比较高的地方，他便站在自家门前的坪地上，大声喊叫着自己的社员们赶紧到那块地里干什么什么活，从大清早起来到晚上，两个队长不是他叫喊，就是他吹哨，似乎在比赛一样。尤其是一天三顿饭前后更是此起彼伏，热热闹闹的。

        那时候生产队里社员们干活一切由队长安排，每位社员干的活不一样，根据各人的身体状况，老弱病残的安排到牛棚喂牛、水渠查水沟、田间看水、菜园浇水等轻巧活，让他们赚点比较轻松的工分。而那些青壮年劳力和家庭妇女、刚毕业的男女学生都要到地里干活。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除了干地里活外还要到二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去挑化肥、农药、石灰、氨水等。他们干活最累，得的是硬工分，每天10分，一天能换取3毛钱，妇女每天最高的是9分，刚毕业的中学生每天只有5～6分。直到什么活都学到差不多和老农民一样了，才每天给9～10分。

        村里大部分社员都会抽烟，差不多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一个四方形的小铁盒子，盒子里装满了烟丝和一叠飞马牌的卷烟纸。干活累了便拿出来卷一支抽抽。休息时队长都会叫或吹哨子。出工除个别岗位单派外，大部分社员都是大呼隆冬的在一起干一样的事情。有个别社员会“磨洋工”（即偷懒），“磨洋工”最好的方法就是抽烟，三五个人躲在一起，抽了一根接一根。一个上午要抽好几趟。冬天躲在弯道里抽，较避风不会那么冷，热天躲在大树下或芦苇棚里抽比较凉快。队长是会巡查的，发现后就会大声的狠狠地批评这种人，而“磨洋工”者会派人放哨，一旦发现队长来了立即把抽着的烟丢了。极个别人有时也会大声地跟队长顶嘴，有时吵得很长时间，这时社员们都会聚拢前来看热闹，听他们吵架。这样的事是常有发生，记得我们生产队有的人骂队长是“阎罗王”，大多是因为他管理严格，而得罪了他的人骂的。

        生产队里社员们除了白天出工干活外，那时经常晚上还要开会，开会时强调要政治学习，政治学习由政治队长主持，学习政治的内容就是读读报纸，学习文件，了解国内国际形势。可是社员们几乎都没有文化，读不来，读初二时记得我就去读过好几回报，刚开始的时候我读得止止节节，很不流畅。后来慢慢的就不怕了，读得多了，也就读得流利了，上高中后读得更多，社员们都夸我读的好。有时候上面要求政治学习就读报纸上批判谁谁谁的文章，可是社员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没有见过面的人名是谁。在游行时喊着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名，打倒谁或者拥护谁，尤其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口号，走街串巷，更多的是一种大呼隆凑热闹的意味。

        上高中后暑假回乡，我也开始出工了，队长说给我每天记八分，我很满意。出工时队长对我比较照顾，派的活都比较轻松点的，比如去给妇女们记拔秧数，妇女们拔秧是按拔多少个记工分的。当然那秧把也是不能太小的，拔的越多得的工分也就越高。

        队里养猪的人少，即使有人养了猪也很难长大，因人都没有粮食吃，那还顾得上猪，因此一年到头养一只猪才二百多斤，不肥且毛倒是很长，这猪养大了，大家都争着要扛到公社或县里去支前，（据说这猪扛到公社后是送到部队的）因它能换取更多的钱来维持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费。大家都不愿意自己杀，更愿意扛去支前。

        秋收的季节到了，层层的梯田上金黄的稻谷等待人们去收割，饿慌了的社员们知道分得的粮食不多，但似乎还是带着些喜悦的。因为分到粮食后，能较长一段时间有饭吃了。每年大队里对收割时节极其重示，要求每个生产队派一名民兵，在中午和傍晚下工时在路口检查社员的篮子或带饭的袋子，甚至搜身，看看有没有人夹带粮食和公共财物回家。一旦发现了，除了没收非法所得还要处罚和扣工分。严重的要开批判会游街示众。有时民兵还会根据别人的检举，到社员家里寻找“赃物”，为此被搜查的社员就会和民兵大吵大闹，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更是不依不挠。一旦这些临时民兵回到生产队里他们的日子往往也不好过，成了被孤立被打击的对象。有的民兵更是会记仇，当他再次看路检查的时候，对平常打击报复他们的就变本加厉地讨回公道。就这样人们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中，弄得人心惶惶，与当时阶级斗争大形势相吻合。因有这些因素在内，社员与队长、队干部之间，甚至社员与社员之间关系都很紧张，不断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弟兄姊妹多的，家族大的，一旦感到受气了，就成群搭伙地到民兵家里，队长家里，或者其他社员家里闹事。有时还惊动大队，甚至是公社里，有的人被批评一顿或批斗一场了事。

        每年秋收完后，人们的心情是喜悦的，总想今年能多分些粮食，可是生产队首先得留下要交的公粮和统购粮及种子什么的，再计算出一个工该低多少粮食，分配粮食的时候，看看你家得的工分多少，合计起来多少钱，够不够低你全家人的粮食钱，如够并有多余的工钱，你家就是余粮户，如不够你家就是缺粮户。记得每个人当时是三百斤口粮（是稻谷不含地瓜等杂粮），九块五角钱一百斤。余粮户家庭随时可到会计那里开发票，再到保管那里出粮食。而缺粮户就要到出纳那里交九块五角钱，凭发票到保管那里出粮食。扣除低你全家人口粮还有钱多的余粮户，生产队就要给他钱，有时出纳为了省事，开个发票，直接叫缺粮户把钱交给余粮户。那时的劳动日值实在是低，一个工才几毛钱，甚至是几分钱，真是可怜得很。当时大人小孩都是三百斤口粮，家庭壮劳力多的意见就很大，他们粮食几乎不够吃，而小孩多的人家粮食确有结余。但他们普遍都是缺粮户，每次向生产队要粮时就要交九块五角钱。为了给家庭多増粮，社员们只要孩子一出生就到大队和公社去核户口，一核户口当月就有口粮。有个别比较刁钻的缺粮户，他住往就是不交钱，硬是要队长给他粮食，说有户口就要给粮食。但队长是不会答应的，此时他就会和队长或队干部大吵大闹，这样的事也是常有的。

        那时的公社干部要到各个生产队里蹲点坐村的，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吃住同劳动。这段时间一日三餐要到社员家里吃百家饭，吃完后都会把粮票压在饭碗底下，社员们吃的饭里都要配地瓜丝，有的人家煮的饭差不多一半是米饭，一半是地瓜丝。刚开始吃还好，吃的多了就难吃了。社员们为了照顾蹲点的公社干部，往往是自己吃地瓜丝，把大米饭让给公社干部吃。把自己不多的舍不得吃的猪油拿出来炒菜，有的人家自己没有，就去借尽量努力的招待好蹲点坐村的干部。哪怕是自己一家，吃糠咽菜也在所不惜。真正的体现了农民对待当时干部的纯真纯朴和爱护。

        曾经生产队的那些事，今天回想起来真有点心酸，总觉得凝重多于美好，虽过去四十多年了，可依然历历在目，不断地出现在梦境里。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所特殊的经历，它在我心中却刻下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