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九个月时，母亲被迫与父亲离婚，我从未见过他，也习惯于没有父亲的生活。在我居住的大院，似乎这也平常，许多小伙伴们也从小失去父亲，比如有的是解放前，其父两房太太，解放后国家不允许，其中一房就被抛弃，再过个一年半载的也许能见上一见。有的是刚解放，因其父在旧社会做过什么事，比如当过军官，警察等，解放后就被管制入监，剩下孤儿寡母。又有其父临解放跑到台湾去了，虽巴望着一家再次团聚，可这一天却总也遥遥无期。母亲带孩子苦苦守望......有这样多的小朋友做伴，我从不觉得少了什么。

这种状况，直到有一天被改变，那年我十岁。

九月中下旬，已接近中秋。天气稍有些凉意，几个小伙伴心血来潮，相约去栈桥钓鱼。栈桥是青岛的标志性建筑，一条长长的石桥延伸四五百米，直插进深海，游人可步行桥上观赏海景。矗立在海中的桥头处是一圆亭，现在看来也十分的美观，与周围海景相得益彰。那时我们手持长竹竿，高兴地来到桥头钓鱼，结果瞎折腾半天，一条小鱼也钓不上，反而让海水打湿了我的鞋子和衣服。一怒之下，我扒掉鞋子衣服，只穿着小裤衩，对伙伴们说：“你们从桥上返回，到前面沙滩等我，我游回去！”

此时辽阔的海面上，杳无人迹，水已经凉了，没有人再下海游泳了，我很有把握自己的水性，从桥头一跃而下跳入海中向岸边游去。大约游至一半时，我从水中观察到岸上有许多行人驻足观看，不时用手比划着，大概是指向我，我猜他们是在议论，这个季节有人在海中抓狂的游泳，当真有些奇怪。当我游的距离岸边又近了一些时，发现沙滩上的人群在向当中聚拢，好像在等待着我上岸。我想他们发现有人游泳已经奇怪，待到近时，才注意到竟是一个小孩的脑袋，就越发好奇，非要当面见到我不可了。终于我浑身水淋淋地游上了岸，果然他们向我聚来，整个把我围成了一个圈，纷纷向我提出问题，好像我在开记者发布会。

“小朋友，你真勇敢！”

我看着他们不好意思地低头笑着，心里却是很得意。

“你多大了？”

“十岁。”

“上几年级？”

“三年级。”

“你家大人怎么没陪你来？”

“用不着。”

我注意到，这些人大都不是本地人，说话都是普通话，心里越发骄傲。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没爸爸”我脱口答道。

......

正待我急切地等他们再问问题时，竟无人再提问。我接过小伙伴递来的衣服，抬头看看他们，期望着他们再问什么，可他们就那么望着我，再无人说话。

我多少有些失望地与小伙伴离开。我忽然明白，就是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我没爸爸”，让他们无言。在当时的我看来很不当事的一件事，在大人们眼里却十分严肃和重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弄不明白，但这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我从没问过别人，深藏于心里。好像从那天开始，我隐约明白了一个孩子没有爸爸是一件很大的事。

第二年，夏天。

我正在院中玩，远远地看到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提着一堆水果走入我住的楼梯道。起初我并没在意，直到一个小伙伴告诉我，有个人打听你家的地址，到你家去啦，我这才匆匆跑回家。

一推门，我正看到刚才那个中年男人，头枕着被子半躺在我家床上。母亲立在一旁，一脸笑容。我脑子迅速闪过，这个叔叔怎么半躺在我家床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事......

那个男人手指着我，对母亲问：“这是谁？”

“一个邻居家的小孩”，母亲笑着说。

我忽然很纳闷。

“这是福善！”母亲这才笑眯眯的对那个男人说刚才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听到我的名字，一下子坐起来向前倾着身子一只手伸过来一把把我拽过去，紧紧地搂在胸前，我感觉他的胳膊还有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颤抖着，半天不说一句话。

“这是你爸爸”，母亲忽然对我说。

我没吭声，惊慌的挣脱开他，跑掉了。

第二天，我随他出门逛街，他在前我在后，像条小狗步步紧跟。小伙伴悄悄地拉住我：“这是谁？”

“我爸爸”，我回答他们，声音不大，语气中却充满骄傲。

父亲身材高大，约有一米八，身材微胖，那时刚刚四十出头，头发已经半秃了。我注意到他穿了一双黑半高胶鞋，这双鞋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那时我觉得这双老式的鞋子让我很没面子。记忆里我以前曾看过他的照片，与母亲一起的合照。那时的父亲西服领带，脚底还穿着那时候非常时髦的皮鞋。我还见过我家箱底里收藏着的他的英国呢料西服。每年母亲总会拿出晾晒，我朦胧的觉得，他一定是很“排场”的。可是再见他时怎么会穿这样一双鞋？

父亲话不多，我说话他总是玩味的看着我，最多的话“你这个傻样，你这个傻孩子！”至于他这些年怎么过来的，为什么服刑，他从不说起，后来才从母亲那里慢慢知道……

他服刑在东北漠河，河对岸就是苏联。开始服刑的时候很累很苦，日本人撤退时，留在坑道里若干炮弹，每颗百多斤，这都要服刑人员一个个抗出来。刚去的时候他还年轻有力气，扛起一个没什么问题。可是硬撑了一两年后就不行了。尤其接到母亲要离婚的信，他彻底垮了。他不是心底很宽的人，想想前半生风风光光，而如今妻子离婚，老父不能尽孝，遥遥万里无法见到儿子，眼前残酷的现实让他很快撑不下去了，接着就病倒了。那时国家对犯人的政策比较好，病了就住院看病，后来的几年他就一直住在医院。刑满释放后，他又在劳改农场待了几年。

后来我明白了他为什么穿这样一双鞋。

我生平唯一一次，与父亲母亲到海水浴场游泳、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父亲故地重游，感慨甚多，与母亲喃喃低语，回忆着他们永不再来的往昔。我只顾玩自己的，挖沙游泳，虽然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真的很快乐。

还记着唯一的一次与父亲下饭馆，那年月正是大饥饿时代，饭店里也冷清的很。我们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父亲叫了一大盘肉包子，他几乎不大吃，只是抽着烟看我吃。我从没吃过大饭店的包子，原来那么好吃，我拼命地吃，嘴里塞得满满的，手里还不停的从盘子里拿起包子。边吃边听父亲问我：“你将来做什么？”

我摇头不知，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看做个演员吧”，大概父亲年轻时好看京剧，电影，对演员名角很羡慕，加之我小时长得挺精神，所以父亲这样说。

大概我表示不喜欢，父亲说：“那就做个海员吧，可以驾驶轮船，到世界各地。”

我可能对这个行业表示认可。

因为父亲已和母亲离婚，他不可能久住，大约待了一个星期就要走了。那时候母亲靠绣花挣几十块辛苦钱钱，还要养活姥姥和我。父亲已是一个丧失劳动力的人，加之重病在身，再走在一起已是不可能的了。

父亲要回离青岛几百里的老家——昌邑县去。那时爷爷已不在了。他老人家命也够苦，中年丧妻，独自靠教书培养俩儿子，小儿子因抗战被打死，唯一的依靠大儿子即我父亲，却又早年叛逆，让爷爷劳心上火，待而后又入监，押解于万里之外，平生无法相见。每每想到这些爷爷都夜不能寐，父亲被关押后不久就撒手而去。

但父亲老家还有一个早已离异的农村妻子，还有俩儿子，他们愿意接纳父亲，两个儿子也愿意为他养老。

父亲临走的那天晚上特别想让我到车站送送他，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我呼呼大睡，任凭母亲怎么敲门我也不醒，父亲只好独自坐夜车离开了青岛，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年，父亲来信说很想念我，想让我回去看看他，母亲也同意，我便随一位叔叔回了趟老家。

那是一个不大的小村庄，离潍坊不足百里。村头一个很深的大水湾，一面是高一丈多的土崖。我刚回村看到这景象，立刻显露出我的顽劣，从土崖上直接跳入水中。这对我算不了什么，在青岛时，我不也常常从栈桥大堤上跳入大海吗？可村里的孩子们却佩服的不得了，都瞪大了眼睛围成圈看着我。几十年后，我曾回过那个小村庄，彼时的小孩子们也都变成了灰白头发的老农民，几十年不见却都还清楚的记着我，记得那个从土崖上跳入水中的野孩子。总之我这一壮举在那时很快就传遍村子，传到父亲耳中。父亲听说勃然大怒，狠狠教训了我，还一再嘱咐二哥要时时盯着我，生怕出什么意外。

虽然父亲曾经抛弃过家乡的妻子、儿子，又落下大难，最终两手空空的回到老家，但倒驴不倒架，在家里仍端着个架子，像太爷一样端坐在太师椅上，行使家长的权威。常来看望他的乡亲们似乎对他也甚恭敬。每每听他高谈论阔，讲起天南地北的所见所闻，天下大事，人情世故时，亲戚们也都连连称是。他那前妻为他守寡多年，再见面也还是战战兢兢，百依百顺。可是父亲并不领情，似乎也不大理睬她，自己单独住一间房。父亲与前妻的两个儿子，即我的两个哥哥对他也很孝敬，端茶倒水送饭，还时不时的要听父亲教诲。

唯有我，在父亲眼里算的是“正根”，对我很是溺爱。

亲戚们来吃饭，父亲总是让我陪着坐上座，还给我夹菜夹肉，而我那两个哥哥还有他的前妻却只能在一旁照料，端茶送饭，不能入桌。一顿饭吃完若能剩下他们就吃一些，若剩不下就只能另吃地瓜面窝头。平日里自己家人吃饭，父亲总是吃小灶，我也跟着吃小灶。

大哥对我似乎很不满，大约他认为我沾了太多的光，抢走了父亲的爱。有一次趁着给我理发，几推子下去，就给我理成了个大光头，气得我大喊大叫，他却洋洋自得，很是高兴的样子。

与父亲住在一起的日子不长，很快就回到青岛，可是现在想来也甚是幸福和快乐的。

再一次返回老家，是接到老家电报，父亲病重，急于想见我与母亲一面。

接到电报母亲便带我连夜乘车赶到潍坊。刚到时天还没有亮，那时只有一趟长途汽车能通到老家，可等待我们赶到汽车站时，车早已发走，住下又不可能，母亲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手提起带给老家的礼物，一手牵着我，迈开腿徒步往家走。从潍坊到我的老家有近百十里路，天越走越热，太阳暴晒，我口干舌燥，肚子也饿，两只腿越发迈不动了，最后瘫坐在地上哭着喊着让母亲拦住路过的汽车捎我们一程。母亲又气又急，被我逼的不得已，只好站在路边胆怯地伸出手拦车。一辆辆汽车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扬起满天的尘土，呛得我和母亲捂住口鼻不断地咳嗽，纵使这样却没有一辆汽车停下。我恨母亲的无能，扯着嗓子与她吵闹，可是我们还是毫无办法，只能一步步挪回家。

待到傍晚，终于走到老家的那个小村庄，我像头死猪一样，一头栽在炕上呼呼睡去。朦胧中却还感觉有人为我烫脚、挑掉脚底的大泡。

第二天天一亮，母亲便带我去看父亲。他已是肝腹水后期，肚子涨的老大，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他很清楚自己来日不多，却很是平静，对我说话还是傻孩子，傻孩子的叫。我虽然还小，心里也已朦朦胧胧的感觉到他很快就要离开我，我纵是难过，却又不会说安慰他的话，只是絮絮叨叨没头没尾的给父亲讲我青岛的小伙伴，讲我的学校，我的学习成绩，他说话不多只是听着。母亲在一旁向父亲夸赞我学习好，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父亲听到这些频频点头，好像很高兴。

在老家待了几天我便和母亲坐车回去了。回家的路上，我呆呆的坐在长途车最后一排，扭头望着窗外，可眼里却并没有看外面一一闪过的小河，小桥，庄稼地，心里想的啥也都忘记了，只记得，当我转过脸时，车上的人都齐刷刷地扭盯着看我，我那时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是满脸泪水。

若干年后，我与朋友出差，经过那个汽车站，那条路，我笑着说：“当年我曾与母亲走过......”话还没说完，我便觉得嗓子一哽，眼泪夺眶而出，朋友什么没说，点上一支烟递给我。这一瞬间，恐怕不仅仅是为曾经的那条路，那片景，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太多的回忆，那里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年幼的我，似乎还有我的一生。

回到青岛没几天，又接到电报，父亲已去世，我没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