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劳动力，也如现在的农民工，从胶东半岛、胶县、平度诸县涌入青岛。修铁路，盖房子，干苦力，做生意。在这儿生根，繁衍后代，成为第一代青岛人。

我姥爷曾是一个劳苦的农民，身高七尺，有一身好力气，但在老家平度却混不上顿饱饭，家里弟兄们又多，临到三十也娶不上媳妇，最后下定决心，推着一辆独轮车，脑后留着大辫子，独自闯青岛。他大字不识一个，什么苦力都干，后来收购旧麻袋，雇上几个小工，缝缝补补再卖出去。不出几年，在商铺林立的济南路买下一块铺子，有模有样的干起来，挣了几个钱，回老家娶了媳妇，也就是后来多年和我相依为命的姥姥。姥姥身材矮小，一双小脚，年轻时长得很是秀气。此后，姥爷在青岛做生意，姥姥在老家生孩子，伺候婆婆，料理家务。

姥爷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为人厚道，老实，对老人特别孝顺。每每开春渔汛季节，集市上的鲜鱼如鲅鱼、刀鱼、鲳鱼、螃蟹等等堆积如山，姥爷总是让伙计凌晨就去买上两大筐。青岛到平度一百多里地，姥爷就让那小伙计把一筐鲜鱼推回老家。傍晚时分，约莫他老娘见到鲜鱼，也差不多下锅了，然后推测鱼做好老人家已经动筷吃上一口了，远在青岛的姥爷这才吩咐伙计们，把另外一筐鲜鱼下锅炖上。家里老娘不先动嘴，姥爷是绝不动的。秋天新下的水果，像苹果、梨等也是如此，买两筐，待伙计们送到老家，老娘吃到嘴里，他方能吃。

逢过年，姥爷回老家，必先面见老娘，捧出一年挣的钱交给老人家，再与老娘喝茶，说话。待老人家发话后，再回自己的屋，与妻子团聚。在此之前，即使在庭院见到妻子，也不能有任何亲热表示，只是点点头而已。姥姥则是低下头，脸一阵红，赶紧抽身走开。一家人吃饭时，姥爷与老娘及几个兄弟围一桌，喝酒、吃饭、谈天说地。姥姥是不能上桌的，只是在伙房忙活，或端盘端碗伺候。

姥爷终其一生是个农民，虽然挣了钱，但很少想到再投入做点大生意，只是把钱送回农村，盖房子置地。房子盖多盖大了，几个弟兄人人有份，那时并没分家，是个大家族。弟兄们在家置理家业，种地卖钱。整个大家族的主要收入就要靠姥爷在外边挣。姥爷的老娘，只是盘腿在炕上，手持着长烟袋喷云吐雾，喝着茶，总管一切。

不料碰上战乱年月，到处是土匪和杂牌队伍，打家劫舍胡作非为。姥爷的一个兄弟被土匪绑票，用一大笔钱把人赎回来。可不知为何，土匪又一把大火烧了姥爷多年辛苦挣下的家业。据母亲说，大火烧了七天七夜，一切家产荡然无存。姥爷闻讯匆忙赶回老家，几个兄弟却暴跳如雷大骂姥爷，说这是老天报应。

对此事我始终不明白，姥爷在外辛苦挣钱，你们兄弟人人都有份，都盖上新屋，娶上媳妇，也算是小地主了，咋出了事，就一盆狗屎扣到姥爷头上了呢？那土匪打劫也并不是姥爷引来的呀！后来我想，大概世代种地的农民都认为土里刨食，种地为生才是正道。凡做生意经商挣钱都是不义之财，总有一天，老天会报应的。不知是否此理。同时也可看到，中国农民并非一味厚道，当手里有粮，家道平安，天下无事时尚可和平相处。一旦出事，个人的利益或安全受到危害时， 哪怕面对亲生兄弟也会大打出手，推卸自己的责任，一味怪罪别人，甚至群起而攻之。

姥爷一心巴望有个儿子，一来可承接祖宗香火，二可继承家业。可几十年，姥姥连生九胎，竟无一个是带把儿的。姥爷很是恼火，姥爷的老娘，含着烟袋坐在炕沿上，每到姥姥产子总询问“是不是带把的？”当得知无把时，老太太敲敲烟袋，下令：“扔尿罐子里，憋死！”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还不如一只鸡。勉强活下来的，逢小病不治，久之则成大病，人还没咽气，就草草处理掉。最后只剩下俩闺女，我母亲和我姨，算是命大。姥姥没生儿子，在家永远抬不起头，平时伺候婆婆，包揽全部家务，说话压低声，大气不敢喘。常年日久，不及中年背就驼了，走道需扶着墙根，人像个虾米一样。姥姥带着俩闺女吃饭从不得上正桌。伺候婆婆小叔子吃完饭才胡乱吃两口。老太太吃白面馍，姥姥及闺女吃高粱面窝头。小姨五六岁时，哭闹着要吃个白面馍，姥娘顺手给她一巴掌：“谁让你没个把！”小姨抹着眼泪：“俺也要个把！”她的亲爹，也就是我姥爷，有心给孩子拿过白面馍，但在老太太及他兄弟跟前，则不敢吭声。

一九三七年，泸沽桥事变，日本人大举侵略中国，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老家因战乱又加之刚被土匪洗劫，无法再呆下去了，姥姥携俩闺女跟着姥爷，来到青岛。从此母亲开始了在青岛的大半生。

虽说是战乱年月，青岛也被日本人占领。但因为偏居一隅，比内地稍安定些。姥爷的生意照做。凭着他待人诚实，厚道，讲信誉，生意竟也做大了许多。批发麻袋，油桶，家里安有电话，逢有大客户来，到春和楼吃饭，烟馆抽大烟。那时生意人抽大烟也平常，也是待客之礼。

姥爷只有一门心思，眼看着年纪越大，可膝下无子，谁来继承家业？终于他又娶了一房媳妇，姥爷虽年过六十，可体力超人，加上运气好，竟连生两儿，两闺女。姥爷是喜上加喜，姥姥与母亲则被冷落，甚至被撵出原来的家门。

搬出姥爷家，姥爷另给一块小房，姥姥带俩闺女艰难度日。后来姥爷得急病撒手而去，姥爷的二房则继承了姥爷的房子、店铺、存钱等大部分家产，姥姥则没分到啥值钱的，据说只分到了那么几个元宝和美金（美元那时老人叫美金）。再后来到了挨饿年月，姥姥拿出金元宝想换点钱买粮食时，却被一个街道干部全部骗去。美金被她小心藏起。姥姥死后，正逢改革年月，老房子搬迁，我找遍了每个角落也没找到。

四

解放了，父亲知道生意没法干了，再捣弄黄金可能犯死罪。可一时不知干什么好。母亲经常参加街道举办的思想教育会，回家来就劝父亲赶快洗手不干。可全家人又不能坐吃山空，父亲曾想办个小厂，可总也没成。参加新政府的工作也没成，兴许他闯荡江湖惯了，一时无法规规矩矩上下班，更别说去当工人、做体力活了。不得已只好混日子，与他的好友们喝茶、打牌。

最后父亲下定决心，把手头的黄金一遭出手，变现。母亲听说他又要出去，苦苦相劝，可是父亲主意已定，母亲咋说也不管用。于是父亲买了去东北的火车票，准备最后干上一笔。临走那晚，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家借钱，父亲一向不喜欢此人，就没借给他。可是与此人的交谈中父亲无意中透露了要到东北做生意的信息。打发那人走后，父亲第二天就登上了北上列车，出关外到沈阳。不料父亲刚下火车，即遭公安逮捕。据后来想，正是他那位朋友，因为没借到钱，告发了父亲。

那年父亲刚三十，这后半生算是毁了。

而我，刚出生四十天。

那天夜里，母亲刚安顿我睡下就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母亲开门，若干公安民警闯进我家，他们告诉母亲，父亲犯法已遭逮捕。他们拿出搜查证，搜查、抄家。我被惊醒，大哭大叫，母亲惊慌的搂住我。公安民警搜查的很彻底，家里翻了天，连地板都被撬开也没搜到什么东西。后来母亲告诉我此次父亲北上，家中的黄金都被他拿走了。

若干年后，我长大成人，每当夜晚睡不好觉，或大白天迷迷糊糊时，总隐隐约约出现一系列电影场景：在我家楼梯上，忽然传来若干人同时上楼的声音，急促而杂乱，很恐怖。我从楼上往下看，好像许多人都带着钢盔，手持步枪，样子像是日本兵，又看不清他们的脸，正冲我家而来。我立刻倚在门口，或趴在地上，掏出枪射击，前边撂倒几个，后面又涌上来。我边射击，边喊着让我妻子抱上女儿从凉台上逃走......这难道是看打日本的电影看多了，似乎又不像，那是为什么？这种梦若干年内反复出现，挥之不去。后来我看弗洛伊德的‘释梦’一书，他说到人在幼年时受到过度惊吓，恐惧会深藏于人的潜意识深处，它可能伴随一生。这种常年的积压偶尔会在人的梦中宣泄、释放。他们的表达方式，常以变形的形式出现。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年公安的抄家过度惊吓了我，从此这种恐惧深藏于我意识深处。待我成人后，又以梦的形式再现，释放。那为什么公安民警变成日本兵呢，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说“变形”。而梦中的我以正面形象出现，阻击日本鬼，保护家人，则是一个成年男人应该承当的责任。

当我的面被抄家，我经历过两次，后一次是我十五岁那年，这是文革刚开始，这次来抄家的是红卫兵，他们手持棍棒，几十人涌来，其来势远在当年的公安民警之上。所有的家具全扔到大院子，母亲抱九个月小妹被押上一辆大卡车，迁返至农村。这两次足以使一个孩子心灵上永远蒙上一层阴影，恐怕会伴我一生，而那个噩梦也将会再重现。

父亲被判六年。在我家对面是市第三公园，凡重大的公审大会都在此举行。父亲与许多反革命犯、刑事犯被押上卡车，从我家窗下走过前往第三公园。为了加强震撼力，汽车走得很慢，高音大喇叭一遍遍历数犯人的名字、罪行。母亲抱着我，目睹了父亲被捆绑着押上卡车，身后站着武装的军人。过后我母亲曾说，要不是因为怀中抱着我，她会一头从楼上跳下去。

父亲被判刑，服刑是在几千里之外的东北漠河，母亲带着我将何以为生？她买来一台缝纫机，在家学绣花，但街道干部说，要想加入绣花社，需与父亲划清界限，彻底离婚。母亲没有别的选择，与父亲离了婚。把姥姥接来照看我，一家三口老少三代，艰难度日。母亲没白没黑蹬机器绣花。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总是看到她的后背，从我一睁眼，她已经咔嗒咔嗒干起活来。当我睡觉时，她还是趴在机器上咔嗒咔嗒踩机器。有时我半夜醒来，还是看到她弯曲的后背，咔嗒咔嗒地干活，实在困的不行，就一只手托腮在机器上趴一会。过很多年后，老邻居们对我说‘凌晨起床，就隔着窗看你妈踩机器，半夜起来上厕所再抬头，还能看到你妈在干活，她简直是个铁人’。我想母亲如此拼命地干活，一天十几小时的工作，从无休息日、节假日，以致人到中年时全身的骨骼就都变形走样，臀部巨大，两腿弯曲。一来是为了挣钱养家，二来大概是只有不顾死活地干活，才能抵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几近崩溃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