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

　　12、得心应手出作品，“方向”太高不敢当

　　此时此刻，赵树理信心百倍，心情畅快，在写作上可为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时移事易，反专制，反独裁，反内战，争取建立联合政府，成了当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一切为了人，为公平，为正义，争自由，求民主，维护人的权利和利益，是他的的创作执着的永恒不变的主题，现在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又有了新的创造。

　　赵树理在1946年2月出版的《新大众》上发表了小唱剧《巩固和平》，反对专制独裁，力主实现联合政府。剧中的义务教员唱道：

中国为啥多内战？

不民主是他的总根源——

少数人专权来独断，

多数人反抗理当然。

想叫永不起内战，

除非是大家掌政权。

国家大事大家管，

才能把内战根子剜。

争取联合政府早实现，

到那时就是太平年。

　　1946年2月下旬，赵树理随华北新华书店迁到邯郸。3月11日，陈荒煤从延安来新华书店商谈工作，首次与赵树理相见。陈荒煤说，从外观上看，“他完全是一个山西的农民模样：上身穿一件黑布对襟的小棉袄，下身是农村长见的棉裤，戴一顶棕色的小毡帽，脸色有些苍黄，丝毫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样子。甚至也不像一个普通农村干部。”（陈荒煤：《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这次相见，他给陈荒煤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他对开展农村戏剧运动的重视，一个是他建议抓通俗文艺创作。赵树理认为，现在还有广大农民不识字，但他们从小看地方戏，通过晋冀鲁豫区的地方戏进行宣传，老老少少的农民都能看，听得懂，又喜欢看。谈到他自己创作通俗文艺的愿望和经验，他用最通俗的语言形容他唯一的志向，就是像在农村集市上摆一个“地摊”，让自己的作品像一些小唱本一样，挤进《封神榜》、《施公案》、《七侠五义》、《笑林广记》这类市场里，去夺取封建文化阵地。这可谓赵树理的初衷，终生坚持，至死不变。

　　4月13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在邯郸成立。范文澜为理事长，陈荒煤为副理事长，赵树理等 31人为理事，他还被选为常务理事。同日，文协晋冀鲁豫分会成立，赵树理等15人被选为理事。

　　会后，他回到了他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阳城县，住在太岳《新华日报》社。他在这里熟人很多，现在又是名满太行的大作家，来客应接不暇。赵树理秉性生怕应酬，特别厌恶那种投机钻营、逢迎拍马的恶劣作风。在这里，赵树理写下短篇小说《催粮差》。他说，他写这篇小说是挖掘旧衙门狗腿子的卑劣品质的，他在阳城见到了好多像《催粮差》中崔九孩那样一类人。小说写一个名叫崔九孩的法警下乡催粮的丑恶嘴脸，他在财政局长的弟弟面前，不仅不敢要粮，还要给人家陪礼道歉，一副低三下四、溜须拍马、奴颜媚骨的丑态。而对山上贫苦农民孙甲午，则是另外一副恶霸土匪的嘴脸，任意敲诈勒索，活脱脱一个丧失人性，毫无人格可言的走狗和奴才的形象。由这号不是人的东西执法，哪里还有什么公正与法治可言？这篇小说获得了1946年年度太行区文化奖会甲等奖。

　　接着他回到老家尉迟村，景象大变，夏粮丰收，场上地头一片欢声笑语。他这次回来，听到儿时同伴冯福归的悲惨遭遇，深感悲痛。此人受尽苦难，为了不饿肚子，送死人，偷吃喝，当忘八，什么被村民视为卑贱的事都干过，备受凌辱，在村里名声极坏，连减租、清算翻身大会都不让他参加。他也自轻自贱，觉得无脸见人，于前几天默默死去，一生未享受到做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赵树理联想到1926年各轮哥被族人活埋的惨剧，写下了短篇小说《福贵》。

　　小说中的福贵在辽县民主政府的安排下已经有地种，有房住，他的人身权、生命权、发展权已经得到了保障，他是回来接老婆孩子去那里生活的。现在，他要的不是土地钱财，他要的是他的人格权，是他做为一个“人”的尊严。他理直气壮责问老万族长：“我欠你的是30块钱，两担多谷；我给你的，是3间房、4亩地、还给你住过5年长工。不过你不要怕！我不是跟你算这个！我是想叫你说说我究竟是好人呀还是坏人？” “我赌博因为饿肚，我做贼也是因为饿肚，我当忘八还是因为饿肚！我饿肚是为什么啦？因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来块钱杂货，怕还不了你，给你住了5年长工，没有抵得了这笔账，结果把4亩地缴给你，我才饿起肚来！我从29岁坏起，坏了6年，挨的打、受的气、流的泪、饿的肚，谁数得清呀？直到今年，大家还说我是坏人，躲着我走，叫我的孩子是‘忘八羔子’。这都是你老人家的恩典呀！幸而没有叫你把我活埋了……我想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我这个坏蛋名字，还不知道要流传到几时，因此我想请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释解释，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看这个坏蛋责任应该谁负？”福贵的这番维护自己做人的权利、人格的尊严的理直气壮的责问，既是对老万的恶行的愤怒谴责，也是对封建剥削制度，对吃“人”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血泪控诉，更是一个人性的觉醒者铁骨铮铮的誓言。

　　这篇小说感人肺腑，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东北野战军有个战士叫杨有国，他听了《福贵》后，号啕大哭，“福贵”唤醒了他，促他自尊，自重，自强，放出了作为一个“人”的灿烂光辉。在紧接着的战斗中，他异常勇敢，飞身炸毁了敌人设在要道口的核心地堡，为部队进攻打开了缺口，身负重伤，荣立一等功。首长在立功授奖大会上说：“杨有国同志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说他是二流子，到部队后，也有人奚落他。他平时不吭声，作风有点稀拉。他听了报上的文章（即转载在《东北日报》上的《福贵》）竟大哭了一场，说自己的遭遇和文章里谈的那个人差不多。同志们，旧社会的二流子，不是天生的，是被逼的。”说着，他翻开报纸，一边念，一边讲福贵自小是个好孩子，后来被逼走上邪路，赌博，偷窃，当吹鼓手，怕地主活埋，连夜逃跑了……他讲到这里，战士们群情激奋，喊起了“为阶级弟兄报仇”的口号，立功授奖大会，变成了请战大会，各连干部纷纷要求在新的战斗中担任主攻的突击队任务。（彦克：《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在部队》，载《山西文学》1982年12月号）

　　6月9日，赵树理的小说《地板》在《解放日报》刊出，并在编辑前记中说：“《地板》的作者赵树理曾写过《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这都是很受欢迎的作品，本版将有专文介绍。这里发表的《地板》，是通过地主王老四和佃户们的斗争说明，只有劳动才能产生价值，才能产生财富。象这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的作品，是很难得的。”

　　6月26日，《解放日报》开始9天连载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并配有工柳、杨君的木刻插图。同时登出冯牧的评论文章《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

　　这时，各解放区正在贯彻党中央的“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地板》和《李有才板话》被列为干部必读的参考资料。

　　8月14日，郭沫若在上海委托即将返回解放区的周扬带信给“北方的朋友们”，对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大加赞赏。他说：“我费了一天工夫，一口气把《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读了一遍，这是我平生的一大快事。我从不大喜欢看小说，这一次是破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这样可歌可泣的事实，在解放区必然很丰富，我们希望有笔在手的朋友们尽力把他们记录下来。即使是素材，已经就是杰作。将来集结成巨制时，便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我恨我自己陷在另一个天地里，和光明离得太远，但愿在光明中生活的人，不要忘记应该把光明分布到四方。”（郭沫若：《向北方的朋友们致意》，载1946年8月25日《解放日报》）

　　9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赵树理暨边区文艺工作者9月5日《给郭沫若的复电》。复电说：“谬承鼓励，信心倍增，今后自当格外自勉。诚如你所云，我们解放区数年来可歌可泣的事迹随处都有，可惜我们都缺乏写作素养，过去由于反扫荡，现在又由于反内战，不仅难以写出完整的作品，只记录素材也难免挂一漏万。先生倘能动员大后方作家来解放区，共同写作，广为收罗，以免埋没英烈事迹，群众创造，则更为盼祷欢迎之至。”

　　10月3日，赵树理结束回家探亲、采访和写作，带着妻子和女儿，搭上一辆拉木炭的汽车，回到了驻地河北武安冶陶村。书店同事喜开茶话会为他们接风洗尘。

　　赵树理抓紧时间，创作长篇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从11月开始在《新大众》半月刊连载。小说写的是少年生活，这是他唯一部富有自传性的而非解决问题的小说。原计划写三部分，每一部分写三章，《新大众》发表了第一部分三章以后，就没有继续连载。后来发现了第四、第五章的手稿，第六章以后，不知是原稿遗失，还是没有写下去，现难以判断。

　　一个可能的原因，也许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正在进行，他到乡下参加土改工作，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吸引着他，他对此不能不特别上心，创作那个长篇小说的兴奋中心转移了。

　　1947年1月，赵树理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杰克·贝尔登采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外国记者接触。赵树理在同他两天的相处中，向他披露了自己的全部经历。在谈到赵树理作品的畅销情况时，“贝尔登问赵树理：‘你出书收了多少版税？’赵说：‘我不收版税。’贝问：‘收了多少稿费？’赵答：‘没有收版税，又没有收稿费，我们是供给制，我是写小说来为人民服务。’贝说：‘他们剥削了你。在我们美国，你早已成为百万富翁了。’赵说：‘我们各行各业之间分工不同，这中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贝尔登表示无法理解。”（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第115—116）在贝尔登看来，赵树理是“解放区鼎鼎有名的作家”，“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他看着赵树理那营养明显不良的脸色和寒碜的衣着，他确实无法理解。赵树理微笑着诚恳地对他说：“你知道在中国‘文丐’是什么意思吗？抗战前，自己不掏点钱，书就没法出版。中国大多数作家是付钱给出版商，而不是出版商付钱给作家。没钱就别想出书。关于群众运动的书就更不能出了。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就帮助出版。再说，在这种时候，我赚钱干什么？有志愿战士，就有志愿文化人。正因为如此，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从前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在边区出版社当编辑。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组织，能纺纱织布，能种地。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出版社每天发我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服，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毯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冻。过去我从来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给我钱，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500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千块钱。我现在简直没什么负担了，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了。”（《赵树理全集》第3卷第167—168页）贝尔登写道：“不过赵树理并不幻想要做个大作家，他也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那样会使他脱离人民的。‘我应该投入社会生活’，他说，‘我要跟上革命的各个阶段。现在最重要的搞土地改革，以后大概就是搞工业化。我们将来要组织合作社，需要美国的机器，所以我想去美国看看。我很想写重大的题材，也许内战结束后，我可以安顿下来专心专意写它一阵子。不过我决不愿完全脱离人民’。赵还说，‘……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我还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我就能知道我是否有很多的读者。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都不识字，所以我就写能为他们演出的剧本。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117页）

　　6月下旬，新华通讯社著名战地记者李普在他重返前方之前，花了两天时间，赶了40里路，特地到赵庄，拜访正在那里参加土改的赵树理。李普写下《赵树理印象》一文。李普说：（10多年以前）“他发现新文学的圈子狭小得可怜，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习写这样的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的写的东西事实上又只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去。这只不过是在极少数的人中间转来转去，从文坛来到文坛去罢了。他把这叫做文坛的循环，把这种文学叫做文坛文学。至于他自己呢？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用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李普又说：“我看见有些成名的作家教育后辈，叫他们随身带一个小本子，记群众的语汇，也看见有些辛勤的青年学习者真是这样做的，因此，我问赵树理的办法怎样？他以为与其这样去记录在本子上，不如记在心里，就是长时间的到群众中去工作，做群众运动或基层政权工作，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几年来，赵树理每到一个地方住下来，总是参加当地的工作的。他说：‘我会说两种话，跟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话，跟农民说农民的话。写的时候信手写下去，不用临时去寻找。”（《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34-35页）

　　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的指示，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专门讨论赵树理的创作。从7月25日开始，到到8月10日结束，整整开了6天。会上，赵树理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创作过程和方法，认真听取与会同志的发言。会议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了全面探讨和评价。《人民日报》报道说：“大会首先讨论赵树理创作。在讨论中，大家实事求是地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的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

　　会上，主持边区文联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作了总结性发言，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刊登于1947年8月10《人民日报》。

　　陈荒煤在文章中说，在这次文艺座谈会上，大家都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口号。他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文艺工作者要从以下三点向赵树理同志学习。第一，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他反映了地主与农民的基本矛盾，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写的，爱憎分明，有强烈的阶级情感，思想情绪是与人民打成一片一片的。第二，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赵树理同志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

　　陈荒煤对赵树理的创作活动作了全面的总结，指出：“十余年来，赵树理同志坚持通俗化工作，在小报纸副刊、在街头、在剧团……写过不少小说、快板、小戏及其他文字，生活与工作都曾遭到相当的挫折，但始终如一坚持了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志愿。工作中从未计较过个人的名誉、地位，也不想把自己的创作当‘艺术’——那种脱离群众的艺术。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为了成为一个作家，才立志写作，他写作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群众的，为了战斗的，为了提出与解决某些问题的，现在是如此，抗战前就是如此，因此他不多写，更不乱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文章认为赵树理这两句话“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本质的认识，也是我们实践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朴素的想法，最具体的作法。”

　　陈荒煤说：“因为以上我们所能共同认识到的几点，我们觉得，应该把赵树理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

    赵树理对提“赵树理方向”是不同意、不赞成的。陈荒煤回忆说：“《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就请赵树理同志看过。他曾一再提出意见，希望我不要提‘赵树理方向’这个字句：我不过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也像我多次讲的，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当时也有同志认为‘方向’太高了，但是我当时认为，老赵实际是一个具体实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标兵，提‘赵树理方向’比较鲜明、具体、容易理解，所以最后还是以这个篇名发表了文章。”（陈荒煤：《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243页）

　　实在说来，赵树理的成功，是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从群众中调查研究得来的材料而创作，并不是从学习某个政策条文或领悟某位领导的意图出发。他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是，的确如他所说，是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很难得，极重要。他一心一意为维护农民的权利和利益，为他们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为帮助他们创造新生活而奋战。一切都是那样实实在在，朴朴素素，一点也不虚假，一点也不浮华。他的成功，还得益于他的独具匠心的叙事方式和洗炼的群众化的语言，简洁、明快、幽默，生动有趣且韵味十足，让人百读不厌，在娱乐中受到教益。可以说，这些都是他一生中都在坚持的“创作路线和主张”。

　　我们党在工作方法上一向特别喜欢树标兵，立样板，举旗帜。那时，在农业上有“吴满有方向”，工业上有“赵占魁运动”，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在抗日根据地尽人皆知。毛泽东几次公开谈话要求向吴满有“看齐”，还给他题词“天下有名”，诗歌、电影、美术、戏剧一齐上，宣传声势之浩大，“赵树理方向”绝对望尘莫及。从实际情况来看，文艺界许多人对提“赵树理方向”其实也并未十分在意。

　　赵树理不同意、不赞成提“赵树理方向”，这固然与他为人谦逊一向低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他的民主精神、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文学艺术创作是作家艺术家自由驰骋的天地，特别需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独创精神，在文学艺术领域，不宜树“标兵”，立“样板”，倡“看齐”，那样做，容易形成某种有形无形的束缚，即使对被树为“方向”、““标兵”和“旗帜”者，也会形成某种压力，这样，将会影响宽松、宽容、自由的创作土壤、气候和环境的形成，从而对文艺园地争奇斗艳局面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实，把赵树理树为“实践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标兵”，不过是一时的政治需要罢了。赵树理在这个问题上的清醒的认识，实事求是的态度，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