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的家在辽南盖州城里，乡下的五叔每次进城到我家来，一进门便笑呵呵地喊我“小狗子!”
“谁是小狗子？”我气得鼓鼓的又不敢发作，于是一转身“噔噔噔”跑了出去。
可五叔并不介意，下次来照样笑呵呵的“小狗子”长“小狗子”短的叫着。我心中讨厌，可他是长辈且爸妈也没反感，我只能咽了。 那年，已是军官的我带着未婚妻到乡下去看望五叔，他一见到我，隔老远就高兴地大声喊道“小…”，忽然他停住了，狗字没吐出来，他拍了一下锃亮的脑门，拐了个弯儿把我的大名喊了出来，“志刚，你来了!”然后，锅碗瓢盆交响，山珍海味叠加，给足了我面子。
从此，他再也没喊我“小狗子”。
我一直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叫我“小狗子”？当我想问他时，他已故去了。
其实，我的小名叫“说子”。
父亲寡言少语，母亲低声细气，我的小名里也许寄寓了他们的一种期待。
似乎名字和命运有某种感应或联系，我这一辈子真的说了太多的话。
作为主持人，我经常主持演出、婚礼、酒会；作为记者，我经常采访、演讲、授课；退休后定居北京，参加了区里宣讲团，在北京宣讲大赛上被评为了“北京市优秀宣讲员”。而今，我又成为了快板书演员，一年七八十场的演出，不知说了多少话。 有一个叫红酒的女网友，曾在网上盘根究底的问我是做啥的。我说“耍嘴的”。她不信，又问我“没听说过有这个职业呀？”我说：“相声演员是不是耍嘴的？播音员是不是耍嘴的？……”她沉默了。
我的左耳边有上下两个黑痣，妻说：“那是个冒号，你一辈子净说话了。”
我因说话而名。
我骄傲，我是“说子”。
其实我原名叫姚振刚。
1972年12月，我被解放军某部征召为文艺兵。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接到通知后匆匆赶到武装部。进门就体检、然后发军装，接着接兵的朱班长通知我“明早7点出发”，并塞给我一张入伍通知书。
一切太匆匆。
我打开入伍通知书一看，我的大名姚振刚被写成了姚志刚，我赶忙对朱班长说，“哎呀，错了。”
朱班长问“什么错了？”
我说：“名字写错了，我叫姚振刚。”
朱班长一把从我手里拽过入伍通知书，转身就往外走，“我去让他们重写一张。”
那一刻，我脑子里不知哪根弦扯了一下，“志刚志刚，志气刚强”，我喊了一声：“朱班长，等一下!”
朱班长停住了脚步。
我说：“不用改了，从现在起我就是姚志刚了，这个名字可以激励我奋进。”
朱班长把入伍通知书还给我，两手把着我的肩膀和我对视了一下，点点头，啥也没说。
就这样，我摇身一变成了姚志刚!”
1989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刚到家，就听见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抓起听筒问道：“哪位？”
电话里传来一个好听的男中音，“我，姚志刚。”
我有点恼怒，“开什么玩笑？！”
那个男声“我真的是姚志刚。”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辽宁新诗学会的理事里有两个姚志刚。
我惊喜地喊道 ，“你是抚顺的姚志刚？”
“对，是我，是我。”
我问：“你在哪儿挂电话？”
他说：“我就在你们报社传达室呢。”
我又问，“你什么时候走？”
他说，“我明天一早就走。”
我说：“你等着，我马上回报社。”
15分钟后，我见到了抚顺来的三十左右英俊帅气的狱警姚志刚。
我把他请到了小龙园饭店，边抽边喝边聊。
我问他，“你来营口做什么？”
他说：“卖书呀，卖我的书。”
我有些诧异，问道：“你在哪儿卖？”
他笑嘻嘻的说：“高中门口，签名售书。”接着，他加重了语气说，“大哥呀，这年头咱得推销自己。”
“推销自己？”我心中有点震动，似乎有一种新鲜的东西撞击着胸口。
接着，他送我一册他的诗集《活过爱过》，扉页上写的是：赠姚志刚，下面署名还是姚志刚。
我也送他一册我的诗集《辽河风》，扉页上写的和他一模一样。
我俩相视一笑。
接着，我们海阔天空，谈国家大势，谈辽宁诗坛，谈写诗的那些女人们......
夜深了，我俩相互搀扶着离开了小龙园，桌子上留下了八九个啤酒瓶子和一个盛满了烟屁股的烟灰斗。
两天后，一个朋友告诉我：市图书馆读者书店的橱窗里并排摆放着营口姚志刚的诗集《辽河风》和抚顺姚志刚的诗集《爱过活过》。
我去看过，真的。
201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快板邀请赛，并获得了一个创作奖。
拿到了大红的获奖证书后，打开一看，耶，我的名字姚志刚被写成了姚志钢。
我有点生气，要求工作人员更改，但被拒绝了。
一个男生笑嘻嘻的对我说：“偏旁变了读音又没变，将就着吧。”
“这不是我！”我愤怒地将证书摔到了地上。
他们依然沉默。
终于他们说了实话，这次比赛是三个单位联合搞的，再跑三个单位去盖章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
我说：“我不要了！”转身就走。
走了几步，我的心底倏的蹦出一个念头，这事儿出了门就是往事了，明天已如过眼云烟。又何苦呢？
想到这儿，我回身走过去，将证书拣了起来，掸了掸。
我走出剧场大门，我再没想过这件事儿。
如今，那个证书也不知弄哪儿去了。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