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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木赖生产队
（散文）
作者：莫善贤
诵读：孔祥会
七十、八十年代，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管理体制的框架是三级架构：公社，大队，生产队。我插队落户的地方全称叫融安县大将公社板茂大队木赖生产队。每年公社都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当时的公社先改为乡，再升为镇；大队改为村；生产队称为屯。
所有这些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那时，生产队是公社的末端，是一个很完整的建制，生产队由队委来管理。包括政治指导员（又叫贫协主席）、生产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保管、记分员七人组成。这些农村“干部”都是不脱产的，适当给予工分补贴，各司其职。生产队还设有普通民兵排和机械民兵班，生产队长那里还保管着几支七九步枪。
政治指导员负责生产队的政治工作，把握生产队的政治方向。传达贯彻公社、大队党的会议精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必须是党员担任。生产队长是生产队的掌舵人，不一定是党员。生产队经营的好坏，社员有没有饭吃，有没有零钱用，就看队长的领导能力和经营能力。政治指导员对生产队的生产不用负责任，生产队长则必须负全责。当然，这样的负责也是有限的，生产队生产的好坏还完全由不得生产队长。
在文革后期，有割资本主义尾巴之说。生产队的经营方向，主要是看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把多搞副业都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光种田是没有钱用的，因为粮食不值钱，也不许自由买卖。当时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都在这两个为纲的指导思想下进行。
生产队要搞副业，才能增加收入。个人也想搞副业，来增加家庭收入。所有这些是受到政策严格限制的，指导员就是在这些方面要把关。不让生产队，不让社员多搞副业。这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管理政策就是这样的。
当时种田，不管丰收、欠收，都要给国家交公粮。公粮是按所使用的土地来计算的，具体怎样计算，大家不得而知，反正每年去公社交公粮就是。因为生产队距离公社所在地有20里的路程，社员送公粮都是用箩筐把谷子担到公社粮站。
公社粮站会拉出大幅横额，热烈欢迎社员送公粮。现在看来，送公粮就是农民给国家交税。除了送公粮之外，我们还要给国家卖余粮，卖余粮也是光荣的。但不是情愿的，是受政策限制而去卖的。当时政策规定，在交了公粮之后，社员最高粮食分配可以每人每年分600个斤稻谷，大概可以加工成400斤大米。如果再有多的余粮，就必须卖给国家。所谓的余粮价格也是很低的，你不卖不行，生产队不能私分余粮。
生产队长冒着政治风险，会想办法给社员多分点余粮。也多搞些副业，以增加社员的收入。我在的木赖生产队有田有山地，有竹林、油茶林。生产队有260多亩田，人口约160人，粮食是富足的。但是，捧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
劳动一天的工分值分红只有0.57元，想想，干一天农活，收入不到一元钱，这怎么过日子啊 。除了能够按要求满足每个人一年有600斤的稻谷之外。生产队还有一些杂粮。如红薯、芋头、木薯分给社员。在木赖生产队，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有钱花就很困难了。
生产队长在年初就要制定计划，要生产多少枕木，卖多少楠竹给供销社，通过层层审批，才能去生产。当时是计划经济，卖枕木、卖竹子，都是按计划收购的，说来也是一种特色。竹子不是按照它的口径大小而卖多少钱，而是按照离县城的远近，来给收购价。离县城远的楠竹口径小，相反还能够卖到大价钱。
生产队是一个集体组织，土地、山林是国有的，也是生产队集体所有的。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劳动成果属于集体所有。集体是一个大过一切的概念，大家都要维护好集体。包括修路、搞水利、公共事业。社员有少量的自留地，其实，都是一些山地。
生产队最重要的集体财产是耕牛。我们生产队有四个牛栏。一共有20多头耕牛，有水牛，有黄牛。当时的口号是，牛是农民的宝贝，不许任意的宰杀和买卖耕牛。换句话说，谁要是宰杀了耕牛是犯法的，当然，偷盗耕牛也更是犯法的。在当时生产力情况下，耕牛是用来犁田、耙田的重要工具。没有了耕牛，农民将无法种田。那时还没普及机械化耕作，用的犁是轩辕皇帝时期用的老式木犁，用的耙也是铁匠铺手工打制的铁耙。
生产队是一个小社会。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当时，生产队搞阶级斗争，队里有几户地主和富农家庭的子女，他们是主要劳动力，农活干得很好，但是，每次搞政治运动，他们都是斗争的对象。表面上大家乡里乡亲的，都是一个村的社员。其实在身份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家庭成份不好，很多原因是父辈留下来的。给后辈成为了包袱，成了负担。
说不复杂，是生产队劳动靠工分吃饭。每十天，一旬评一次工分。这一旬里，你的工作表现如何，由社员们互相打分。男劳动力最高的打十分，女劳动力最高的打九点五分。能够得到满分的当然是最好的，得不到满分的总有一些缺陷。为了一天少零点几分的工分，社员会争得面红耳赤。
生产队设立记分员，帮社员记录出工出勤的情况和工分的情况。到了年终，生产队就以工分的累积来进行年终分配。这样看来，农民的生产关系表面是简单的。但是也不一定，劳动有轻重，脏活、累活。干好农活，完成好任务全凭个人的能力和品质。有些比较投奸取巧的社员，看到不好干的农活就会躲避，这样的人，在生产队是不受欢迎的。
生产队社员的小孩去读书是一件麻烦事。一到三年级的小孩到隔壁生产队的一个教学点去上复试课，这个教学点只有一个叫罗品朝的老师。罗老师很幽默，每个月都有一天说是过生日，放假不用上学。时间长了，有些家长感到很疑惑。问小孩，你们老师怎么搞的？每个月都要过一次生日 ，就把这个问题告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经过了解发现，原来罗老师所谓过生日是到大队领工资。他是代课老师，代课老师的工资是到大队去领的，这才有了每个月过一次生日的笑话。
四、五、六年级的小学生要到大队小学去读书。大队小学要走七、八里路，学生的学习时间是很短的，早上很迟才去上学，下午很早又回到家里了。农村小孩的学习就是这样，学习是轻松的，没有多大的压力。家长也不去理会学生的学习情况，基本上是放任自流。
木赖生产队，因为交通不便，外来的信息很少，流动人员也很少。当时还是比较和睦，和谐的，没有刑事案件，社员之间也没有大的争吵，没有大的矛盾。大多数社员之间都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在生产队这个集体里劳动、生活，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是一个寂静的小山村。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山已不是那山，田已不是过去的田。木赖人的后代与父辈的生活已经截然不同，他们过上了小康的生活。
【作者简介】莫善贤，广西融安人，现居广州。曾受聘任为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兼职研究员，大粤网专家智库专家，广东省未来预测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九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诗歌在海内外文学刊物均有发表。出版《阅读名片》《七蒂莲花》等七本诗集。诗观：生活里有诗，诗在生活里。著作：传记《不经意的拐点》（上下册）、（70余万字），以口述历史的方式，通过手机写作。介绍了作者的经历、履历和心路历程。从一个知识青年，成长为高级经济师，诗人、作家、书法家的过程。书中《知青生活》生动的讲述了作者在木赖当知青的经历和乡土文化。以及作者通过学习在认知明理方面的提高；与书法、绘画、诗歌、等方面艺术家交往的故事。《知青生活》篇章在《晓犁文化传媒》文学平台、今日头条、都市头条连载刊登。
【朗诵简介】孔祥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喜欢朗诵，愿用我的声音带给您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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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余禄珍（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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