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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蓝天龙山下 池中水鸟尽浮游
白浮村边麦浪翻 农夫学生齐开镰
——白浮村三夏记事
许京生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从北师大来到昌平东南的龙山脚下，去追寻记忆中的白浮村。
传说五代十国以前，白浮村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沼泽地，水面上栖息着成群的白色水鸟。山前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像小岛一样的土地，这里居住着几十户人家，靠种地、打鱼为生。随着大自然的变化，沼泽地逐渐漂移，那些白色水鸟，也随着水流，浮游迁移。
在以后的岁月里，村子土地面积逐步扩大，居住的人家也多了起来。经过长期的辛勤劳作，那里成了有名的富户，号称“百富屯”。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白色的水鸟和那片沼泽地，便把百富屯，更名为白浮村，意为白色水鸟浮游的地方。
自五代后唐以来，白浮村这一村名沿袭至今，可谓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站在龙山之山上，俯瞰白浮村，抚今追昔，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白浮村参加三夏劳动的一段往事。
1974年，我在北航附中读初中，当时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在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开展了学工、学农、学军运动。具体作法是组织在校学生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有条件的学校还要组织学生深入部队，进行军事训练。
学农，不仅使学生们学习了农业生产知识和培养了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农村完成生产任务的支农作用。
我就读的北航附中是安排我们初二的学生，在“三夏”的第一个大忙期，到昌平县马池口公社白浮村，帮助生产队收麦子。
所谓“三夏”是夏收、夏种、夏管的简称，从每年5月下旬开始，到6月中旬结束。此时，上年秋季播下的麦子逐渐成熟，需要抢时间收割、晾晒，在雨季到来之前，龙口夺粮，颗粒归仓。北京郊区的夏收是在6月中旬前后，靠天吃饭，每年开镰时间并不固定，天气热得早，开镰的时间就早，天气热得晚，开镰的时间就会晚几天。
1974年的夏天，6月初，天气已经热得发狂，为了躲避白天的高温，学校按照白浮村的开镰时间，安排我们10号晚上从学校出发。
那天晚上8点钟，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在附中教学楼下集合。736班的三十几位同学，在老师和辅导员的带领下，背着背包和水壶，出了北航东门。
上个世纪70年代，从北航到昌平，走的还是一条不到三十米宽的柏油路，路两侧种的是生长速度较快的杨树，杨树边上是排水沟。再往东、西两侧走，便是生产队的玉米地。据说当年修建这条柏油马路，一是为了出入京城的方便，二也是出于备战的考虑，一旦有战事发生，将杨树砍倒，就可以当作军用飞机的跑道使用。
6月上旬，京郊的春玉米已经长得有一人多高了，足以挡住路人的视线。休息时间需要上厕所，辅导员就下令：男左女右，于是同学们按照性别的不同，纷纷钻入两侧的玉米地。班里的一位女生，不知是因为尿急，还是因为听错了口令，跑到了左侧的玉米地，闹了一个不小的笑话。幸亏是女生，要是男生走错的话，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以耍流氓论处了。
从北航附中到白浮村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但对于背着背包的初二学生来说，就好比万里长征了。
过了北安河，走到沙河的时候，我的脚磨出了水泡，只能一瘸一拐地赶路，因此掉了队。和我一起掉队的还有一个姓韩的男同学，我掉队也罢，因为在班里，我是最瘦小的一个，体重也就是七十多斤，而韩同学长得人高马大。他是校队的手球队员，有一次打比赛，他把对方的守门员和球一并打进了球门。他的掉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也给了我些许的安慰。由此看来，能不能走路，能走多远的路，不在身高体重，是靠毅力。要不，怎么掉队的偏偏是两位男生，而女生没有一个掉队？
好在掉队的距离并不算太远，离大部队也就差个四、五百米。辅导员接到队尾同学的报告，赶了过来，见我俩狼狈的样子，就笑着说：“手球队员也掉队了？”韩同学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我俩在辅导员的搀扶下，终于赶上了队伍。我和同学们顶着星光，在午夜到达了白浮村。
据说当年白浮村有邱、计、翟、邢四大户。清朝末年，翟、邢二户迁出，另谋出路。而今的白浮村原始姓氏已经绝迹。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王的村干部，他对村里情况作了简单介绍，然后就安排我们到白浮村小学入住了。
白浮村小学是由村中央的一座大庙改建而成的，一共有三排教室。每年“三夏”大忙季节，学校都要为学生们放麦假，教室空了，我们才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教室里的课桌椅被放到了一边，地上盖着一层稻草，我和同学们打开背包，把自带的被子铺到稻草上。我把被子展平，半边当褥子半边当被子。微弱、昏黄的灯光下，闻着稻草的香味，同学们感到新奇，没有一点睡意。
那个年代，出于学军的需要，学校按照部队的管理模式，安排高年级学习好，思想觉悟高的学生到低年级去担任辅导员。我们班的辅导员是高二的学生党员。他和我们住在一起，见同学们还在说笑，就讲了一个白浮村的故事：
“清朝的时候，白浮村有个大力士叫王三楞，臂力过人，力拉千斤，而且还侠肝义胆，乐于助人。一天，一辆三套马车搁浅了，车把式挥舞着马鞭，打得老马前蹄蹬空，仰天嘶叫，车还只是在原地晃动。三楞碰巧遇见，他让车把式卸下牲畜，把马车夹板上的绳子往身上一套，两手紧握车辕，双膀一叫力，硬是把大车从泥坑里拉了出来，从此，王三楞力拉千斤的故事远近闻名”。
同学们在传奇中进入了梦乡。
赶了半夜的路，大家都累坏了，早上7点，才被起床的哨子叫醒，洗漱完毕后，就去小学校旁边的食堂吃早饭。食堂是当年为插队知青建的，墙上贴着毛主席语录，破旧的大门上贴着标语。饭厅里放着几张旧方桌，我们吃了窝头、咸菜后，就跟着村干部到麦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年的白浮村有五百多户人家，麦田一千多亩。来到地头，火辣辣的太阳照在麦子上，闪着耀眼的金光。头戴草帽的农民伯伯，指着堆放在地上，锈迹斑斑的镰刀说：“拿好镰刀，俺教你们割麦子。”
我和同学们依次选好镰刀，围拢在周围。
“割麦子的时候，两腿叉开，右腿弓，左腿伸，用镰刀把一把麦子搂过来，斜靠在腿上，边割边收拢，三把捆一个麦捆子。”
见同学们一脸茫然，他补充说：
“右手拿镰刀，左手抓麦子，弯腰低头，把镰刀头靠在麦子的根上一拉，一把麦子就到手了，然后放在身子后边。这样不仅割得快，还不会让镰刀割到腿上。照俺说的法子练，保准没问题，明天清早正式开镰。”操着河北口音的农民伯伯连珠炮地说。
于是，同学们散开到地里，一边交流，一边比划着、练习着。
6月12号一大早，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一块四方形的麦田。农民伯伯站在麦田里发号施令：“头朝南，腚朝北，每人一垄，割完收工。”
“啥叫腚？”一位女生不解地问。
没等农民伯伯回答，站在女生旁边的一位男同学就抢先大声喊道：“就是屁股”，女生羞红了脸，同学们欢笑成一团，各自占领一行麦地，开始收割。
农民伯伯动作熟练，镰刀在他脚下舞动着，发出了一阵带节奏的唰唰声，没过多久，麦子躺倒一大片。看着他那结实有力的臂膀和远去的身影，我非常焦急，虽然赶不上他，但也不要让他落的太远。我手忙脚乱地使劲割着，麦芒把手臂划出了血，但仍然咬牙坚持，亦步亦趋缓慢地向前移动着。
不到2分地的麦子，我用了将近半天的时间才割完，而农民伯伯割了足有一亩多地。到了地头，看见他悠闲地坐在地上抽着卷烟。再看看自己被划伤的手臂，伤心得想哭。强忍着剧烈的腰痛，一手扶着腰，一手撑着地，慢慢地坐了下来。
农民伯伯熄灭了卷烟，拿起靠在腿边的那把明晃晃的镰刀，往腰里一别，就像八路军战士别军刀一般威武。看着他腰里那把锋利的镰刀，心想：“贫下中农也太不够意思了，他们整日劳作，已成习惯，而我们初来乍到，从来没干过农活，你们还把生锈的镰刀分给我们用，这不是有意为难我们吗？”
我两手撑着后腰，自言自语地说：“镰刀太钝了，所以割得慢”。
“又没批评你割得慢，大忙季节，有镰刀用就不错了，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还是空手拔麦子呢，用不好使的镰刀也是一种磨练。再说，即使给你最锋利的镰刀，你也不会用，弄不好，割伤了自己，那就是生产事故了，我可不想担这个责任。”他不紧不慢地说。
贫下中农又给我上了一课。
天气热得人口干舌燥，地头上的小草也都打不起精神来。我伸手抓起放在地上的一只白瓷碗，从铁桶里掏了一碗水，生猛地喝起来。
他干的是农活，但举动颇有军人气质：“你当过兵？”我小声问。
“当过解放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也立过功，俺们村里还有老八路呢，打过小日本，多次立功受奖”。
“他的话不多，但形象却忽然高大起来，也许我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就是这个样子。”想到此，刚才的敌意和怨气也就消失了。
聊了一阵，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起把收割的麦子装到驴车上，沿着高低不平的田间小路，把麦子送到麦场，为脱粒和晾晒做准备。我跟在驴屁股后面走，但又不敢跟得太近，害怕被驴踢了。
按照村里的安排，我们上午割麦子，下午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晚上还要到场上去干脱粒的活计。
午休后，我进行了自我批评，检讨了内心深处，对农民分镰刀的不满情绪。
晚上，天气凉快了一些，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到麦场。两盏大灯挂在高高的电线杆上，把夜晚的麦场照的通明，脱粒机发出阵阵轰鸣声。
老式的小麦脱粒机，前后各有一个长方型的口，一个是进料口，另一个是出秸口，里边安装有脱粒元件，对麦子进行碾压脱粒。在这两个口干活特别脏，只有右侧带筛网的出粮口，还算是干净，一般是安排女生在那里。我和韩同学把麦子一把一把地塞进料口，其他同学有的拿着麻袋站在出粮口接粮，有的拿着三股叉，站在出秸口，收拢散落的麦秸。
虽然这些活儿，比割麦子似乎轻松一些，但是整个脱粒过程尘土飞扬，呛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那年代也没有劳动保护用品，连口罩都没有，但是，看到麦粒随着筛网的运动，缓缓流到麻袋里，颇有收获的成就感，也就不觉得脏了。
干完麦场脱粒的活儿，满脸、满身都是灰尘，回到驻地，打一桶井水倒在脸盆里，从头往下一冲就算是洗澡了。
经过一星期的艰苦奋战，我们完成了学农任务，周日就要返校了，白浮村的干部们为了表示感谢，研究决定请我们吃饺子。周六一大早，先前接待我们的那位姓王的村干部，提着几斤带血的猪肉，对我们班的辅导员说：“你找两位同学，晚上到食堂值班，任务只有一个，看猪肉，千万别让狗叼了去”。
辅导员找到我和一位姓马的同学，对我俩说：“你们白天就不要出工了，在教室里睡大觉，晚上到食堂值班看猪肉”。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和马同学来到食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挂在屋外墙上的那几斤带血的猪肉。
村西头传来了几声狗叫。那个年代，还没有宠物狗，农村的狗，都是农民看家护院的，还有个别无人看管的流浪狗。狗饿急了，什么食物都不会放过，更不用说是新鲜的猪肉了。
我和马同学擦了食堂的桌椅、板凳，扫了地，就没有其它的事情要做了。于是关了饭堂的灯，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聊了起来：
“其实，我本不该答应辅导员看猪肉，因为我从小就怕狗。上小学的时候，曾被豆腐坊的狗咬过，虽然只是咬破了裤腿，但带来的惊吓确实不小，几年过去了，一见到狗，赶紧退避三舍。”
“那为什么还答应来看肉呢？”
“一是怕丢面子，二是也想锻炼一下自己”。我对马同学说。
“几斤猪肉还用人看吗？放到一个狗找不到的地方就行了。”马同学不屑一顾地说。
“狗鼻子特别灵，你放哪里，它都能找得到。再说了，天太热，把肉放屋子里也容易变质。也许不止是看肉，还想考验一下咱们的战备观念。”马同学点点头，算是赞同。
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单位都加强了战备观念，站岗、值班，这也是军事训练的内容。
我们俩望着满天的繁星，说着、聊着。到了后半夜就困了，迷糊中，突然听到有响声，我睁开眼睛一看，一只大黑狗正向挂肉的地方靠近，准备扑向窥视已久的猎物。我连忙从旁边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棒，向黑狗挥舞着。狗被激怒了，朝我狂吼起来，吓得我连连后退，身体已经贴到了挂猪肉的墙壁上。月光下，黑狗吐着舌头，眼里闪露着凶光，还不停地用爪子刨地。它前腿向后伸直，准备猛扑猎物。只是不知道是想扑我，还是扑猪肉？对黑狗来说都一样，因为挂在墙上的和站在地上的都是肉。
我紧贴着墙壁，只能背墙一战。三国混战，关羽提刀护幼主，三夏学农，我是提棍护猪肉，鹿死谁手，全然不知。我鼓足勇气，用木棒朝狗劈下去，狗往旁边一跳，躲过一劫，我又来了个横扫，还是没打着，黑狗后退几步，又扑了上来。急中生智，我大喊一声：“用电筒照它。”狗和狼一样都怕火和强光，马同学大梦方醒，他迅速打开为值班员配备的，装有四节1号电池的手电筒，朝着狗脸不停地晃动。
黑狗在强光的照射下，放弃了到嘴边的肥肉，夹着尾巴，仓皇逃去。
一夜惊魂未定，不知不觉天就亮了，我和马同学终于完成了看猪肉的光荣任务。中午，我们吃着食堂为我们包的猪肉大葱馅饺子，欢笑中，我向同学们讲述了值夜班时发生的“提棍护猪肉”的惊险故事。
几十年过去了，“提棍护猪肉”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
今天上龙山时，听路人说，白浮村准备拆迁了，按照规划，这里将变成绿地和公园。
历经1200余年的白浮村，就要从地图上抹去，心中有些感慨，希望未来的公园能够再现“池中水鸟尽浮游”的胜景，这也许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最好回答。
作者：许京生，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出版长篇传记文学《瞿秋白与鲁迅》，主编《中国古代发明图话》《名人早逝之谜》，发表《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历史档案中的张申府其人》《从〈雷雨〉到〈王昭君〉——记忆戏剧大师曹禺》《开“心锁”——台湾女作家郭良蕙印象》等多篇作品，其中《一位作家在抗战中的经历》获全国爱国主义主题征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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