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多次提出以法治国，实行法治。因为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现代治理的基本遵循。法治的要义在于用公开的规则去约束权力，让民众能够有合理的预期，免于对惶惶未知的恐惧。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铁笼中养着一只小白鼠，左右各开一个门，左边放着一根通电的棍棒、右边放着一块蛋糕。然后，用木棍驱赶白鼠。经过几次训练，白鼠习惯性的向右跑。此后，试验者把食物与棍棒对调，白鼠又学会向左跑。几次对调后，试验者发现：不论用什么刺激白鼠，它都不愿再跑了。因为，它已经疯了。它之所以疯，是因为失去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不知道世界为什么变了。可见，对未来的预期是所有生物存活的基本条件。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更需要合理预期。而法律法规则是保障人们的这种需要，以免于恐惧的必然。

清朝咸丰年间，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军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当地百姓造成了巨大损害，如何改善军民关系，赢得民众的支持，这是他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为此，他动笔撰写了《爱民歌》，总共有三条：第一条是扎营不要懒，不准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不准强拉民夫、不准擅闯民宅；第二条是行路要端详，不准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不准进驻城镇和乡村；第三条是号令要严明，不经批准不准走出营房。这三条为争取民心获得民众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祁门大营的时候，他又写了《解散歌》，规定了优待俘虏的“八不杀”。毛主席后来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或多或少地借鉴了曾国藩的《爱民歌》和《解散歌》。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又为我党我军立下了规矩，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从大别山里飞出了一纸电文，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在解放战争后期，制订了入城纪律守则：“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做到了野战军不野、民心即胜利。在上海时，解放军攻入上海、露宿街头的一张照片，上海人民就判定：蒋介石永远回不来了。也让远隔重洋的蒙哥马利元帅懂得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的道理。1949年，中央在西北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此不前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为此，要求全党要牢记和坚持“两个务必”，如一针清醒剂，警示全党要防止出现、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行为的“病灶”，为顺利建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