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动乱不止，不仅仅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还是北洋军阀之间的内乱问题，又或者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民国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自然便是不太平，在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能够生存下去就已经是一种奢求。但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文化事业也迎来了一个繁荣开放的时代，直到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作品依然影响着许多人。
近现代文艺界的主流人物中，但凡能被大家耳熟能详的，无一例外多是出自那时，比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等，还有梁启超、梅兰芳、钱穆等等，又或者科学界的人物，也都是成长于那个年代之中，尤其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招揽了一批当时颇有盛名的学者，更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后继之人。
到了今天，很多人也在反思，为什么条件有限的民国时期，却诞生了极度繁荣的文化，但到了生活条件大大改善的今天，却“论文造假、大师徒有虚名”呢？
1931年，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校长时，临场演讲时说了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说是化用孟子了《见梁惠王下》的经典论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梅贻琦在清华17载，为其带去了众多树新之风，也使得清华逐渐在众多高校中脱颖而出。
其实，仔细看来，民国的文化繁荣很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忙于征战，诸士子也忙着著书立说，以期得到国君的重用，也恰恰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环境给了它一定的生机，让中国的文化事业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流传至今的众多经典著作被人们所敬仰，赞叹于古人千年前的智慧。
而民国时期也同样如此，军阀之间的相互倾轧，反而为文化上的繁荣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使得对于文化事业的管控有了放松，之后，又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这都为文化事业的创造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大胆的想象加上热情的创作，使得一些经典作品逐渐显现。
蔡元培执教北大之时，提出了“兼容并包”的思想，让传统的封建思想逐渐沉寂于历史之中。民国时期，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一些沉寂于天朝幻梦的老腐朽们，依然整天是“之乎者也”，这对于文化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蔡元培推陈出新，对文化、学习方式等等进行变革，让学生从思想深处得到改变，不再是按照旧中国的一套来办事。
其实，仔细看来，此时的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和自由的阶段。
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思想，会有自己的喜好，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创新。在民国军阀争端不断的情况下，反而给了他们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也便有了文化界的盛世。
文人素有相轻的心理。民国时期，报纸是这些文人们的主战场，他们会将自己的所学、所想、所悟成文发表于报刊之上，而一些人也会对此进行辩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辩论中，使得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当然他们的辩解都是有理有据，并非是无稽之谈，也不是今天的无事生非能够相比的。
当然，除了一个相对较为开放的环境外，知识分子与祖国的命运时刻相连是现在的人很难理解的一个感情。鲁迅可以弃医从文，用自己的笔唤醒更多麻木的中国人，因为不想让他们继续沉沦下去，继续生活在旧时代的阴影之中。除此之外，还有诸多人，将自己的所学与国家需求相结合，当时的中国相较于世界来说，一穷二白，因此他们从最基础的学起，试图将沉寂许久的东方巨龙再次唤醒。
这种民族责任感可能是众多人所缺乏的。看到今天一些人在自己生活多年的土地上转而攻击生养自己的国家，这样的人，又怎能对得起先辈们的付出与努力。
民国的自由开放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有那些敢想敢拼的人，尤其是能够对自己的祖国保持赤子之心的人。
“民国辈出大师”可能是今天一些人的伪命题，毕竟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确实那个时代留给了我们不少耳熟能详的人物，但并不代表，今天的祖国中，没有优秀的人物，没有我们的值得尊敬的人物。
在诸多的岗位上，有许多隐姓埋名的人，也有许多为国家贡献一生的人。可能在民国时期，那些颇负盛名的人物是极为耀眼，毕竟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十分有限，能够接受教育的人本来就屈指可数，但是在今天的时代里，受教育的人多了，所学的更加精细化，反而少了一些那种被人们熟知的可能，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成就要低于民国的那些大师。
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自由独立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价值观的问题，人们的麻木忽视了对“知识”的尊敬。当娱乐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时，自然就会忽视那些真正为时代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毕竟人们所求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当很多人的梦想不再是科学家、航天员，而是娱乐明星的时候，确实是值得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错误的价值观引导下，让他们早已经放弃了一些赤诚。
很多人常常自怨自怜这个时代没有大师的时候，不妨好好看一下身边的英雄，那些到了暮年，躺在病床之上，仍在心系祖国科学事业的科学家们，他们难道不能承担一个“大师”的名号吗？与其羡慕昔日的人物，倒不如好好了解一下身边的英雄。
可能病得不是这个时代，而是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