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是有灵魂，有思想的，有生命力的。新时代，需要作家写出接地气，不愧于时代的伟大文学。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来宁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作品的最高标准，高扬人民性的旗帜，始终与人民同向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时代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文学。文学要有价值，必须深入生活，深入人心，了解文学的真谛，文学、文化不是某一些学者、专家口里的文学，而是要写出真正让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普通大众的生活的文学，才是时代最需要的文学，最接地气的文学，更是一个时代文化复兴的文学。当前，某些作家、诗人的文字，只是某个阶层，某个“贵族”圈子人们喜欢的东西，其他人看不懂，听不明，恰恰就是一种死的文学，自娱文学，可以说是文字游戏，根本没有生命力的文学，再过十年，还有人能想得起某个人写的啥，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诗人。好的文学，如四大名著，还有路遥的《人生》《平凡世界》等，人人都读，读得懂，记得住，他们思想，价值，文学艺术在时刻感染着人，所以高质量的文学，就是人们看得懂，还能教育人，鼓舞人的文学，不是高高在上，让人望着天花板的文学。（本期编辑：张少强）

文学与生命的交响

 文/史静波

五年前，我回到老家，创建了木兰书院。

曾经有很多人，不理解地问我，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深山沟里，花这么多钱，建一个这样的书院？

面对这样的提问，我常常一时难以回答。

其实，决定一件事情，往往有很多原因。

我曾经做出过几种不同的回答，都是也都不全是。其中最让自己觉得满意的是：

       这个叫作杨河的村庄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村庄。当年我爷爷逃荒要饭到这个地方，在一个文明的荒原上繁衍生息，我们几代人都不是文化人，但我希望我们这个村庄的子孙后代里能出几个真正的文化人。

五年后的今天，书院所做的事情未必就是当初所设想的。几年来，自己也在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想这些变化，我倒愿意把这五年看成是一场真正的修行。

书院刚建成的时候，我的理想是有一天书院能够再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兰亭集会式的盛景——那么多鸿学大儒走进书院，走进杨河，杨河就一定会变得与以往不同。

西吉是中国首个文学之乡。我一直说自己是文学圈外人，但几十年和文字打交道，对文化、文化人充满敬畏，也有很多像李兴民、马正虎老师这样一直从事着文学创作的师友。我热切地希望通过他们把书院变成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读书人云集的场所。

      那时候，我尽管知道作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的西吉，有很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是农民，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进入到我的视野当中。

2020年，在李兴民、单永珍等本土作家的积极推动下，固原市文联、作协在木兰书院召开了“乡村振兴：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座谈会。李兴民代表木兰书院邀请了李成山等农民写作者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由此，开始了我和西吉农民写作者越来越多的交往。

       如果回头看，我非常庆幸自己在人生中能够遇见他们。他们可爱而善良的灵魂，他们令人唏嘘也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生遭遇，他们将文学融为生命一部分的那种深厚情结，改变了我对文学、对人生、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可以这样说，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洗礼和革新。

老实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是萎缩的，低迷的，常常感到生命的虚无。正是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深切感受到他们创造美好家园的强劲力量，面对生活的那种坚韧不拔，那种对美好生活永不放弃的热爱和追求，使我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方向和意义。后来，木兰书院联系200多名作家，率先开启文学赋能乡村振兴的探索，发挥农民写作者在乡村振兴中的号角手、排头兵、生力军作用，都是因此而发生的。

我非常感谢宁夏评论家协会的王晓静秘书长和固原市作协主席李兴民先生，是他们最早建议我将书院和乡村振兴、农民写作者联系起来，把我带到了农民写作者面前，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李成山在参加完“乡村振兴：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座谈会之后，写了一篇记录自己感受的随笔。正是在这一篇文字里，我才知道他是怀着怎样一种急切、激动和崇敬的心情，来木兰书院参会的。我也才知道他原来已经辍笔二十多年了，是木兰书院和李兴民先生的鼓励，让他决定重新拿起笔来写作。

这让我深感震撼，原来木兰书院还寄托着农民写作者这样的期许。

2021年底，木兰书院举办首次“文学杨河”研讨会，双目失明的赵玲老师不请自到，在即席发言时激动地说到：木兰书院给我们农民写作者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家园，杨河里流淌的不是水，而是我们农民文学人的血脉。我们的作品就是要关怀生命的疼痛，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如同阳光一样照进人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其实，我和赵玲老师在二十多年前有过短暂的交集，那时我在乡政府工作，他得了脑瘤但还没有失明，依然帅气英俊。后来，他的家庭出现严重变故，自己也几次面临生死考验，可以想象得到，他曾经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至暗。

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既感到羞愧，又感到震撼：原来，相比于我心中的作家，他们才更需要木兰书院。同时，我也重新找到了被需要的价值。

于是，我越来越愿意和更多的农民写作者深入交往，并且愿意从一个滔滔不绝、自以为是的讲述者，变成一个虚心的聆听者。原来，在每个人平凡的文字背后，几乎都隐藏着令人动容的人生故事。这其中包括双腿残疾、靠文学站立的马骏，孩子夭折、靠文学照亮生活的王晓云，身患癌症、靠文学快乐生活的李鹏飞，一生坎坷、靠文学支撑信念的马凤梅.......

我曾经自以为熟知我的家乡、熟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但当我越来越多聆听他们的故事，才知道我对这片土地的认知是多么浅薄，并深深感到羞愧。当我们在一起座谈文学的时候，讲述者常常会泣不成声—-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感恩。他们的文学故事是和他们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在讲述文学的时候，其实在讲述生命。和那些以文为娱的作家们不同的是，文学在他们心中，是严肃的、神圣的，甚至可以说，是生命最后可以依赖的力量。

       我从他们那里看到的文学，和我之前所知道的文学是那么不同。他们的文学，是用生命演奏出的交响，是一种信仰般的精神图腾。他们的故事告诉人们的是，即便生命遭遇怎样的苦难，也绝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论生活是如何的艰辛，如何的困窘，也绝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信念和对文明、文化的追求。

作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的西吉有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就是全县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有1300多人，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写作者。也许正因为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的这种文学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文学内在的本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西吉是中国文学的宝贵粮仓。中国首个文学之乡才会落户西吉。

当我称呼他们是农民作家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一些作家的不适，他们认为这是对文学所谓纯洁性的冒犯，他们断定农民是成为不了作家的，因为农民写作者常常缺乏系统的语言教育和文学训练，有时甚至连句子也写不通顺。我曾经认真拜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篇纲领性文献里，总书记振聋发聩地指出了当前文艺工作中存在的疾疴。这些病症，我觉得恰恰主要应由专业的作家们负责，而农民写作者的文字是质朴的、真实的、鲜活的、有力量的，也许并不华丽绚烂，却是倾注生命的全部真诚写就的。

是这些农民写作者的文字告诉我，要写出好的作品，就要掏心窝子说话。不需要编造，不需要雕饰。而要掏心窝子说话，首先得掏心窝子活着。没有生命蓬勃向上的生活，就没有生命力旺盛的作品。现在一些作家，写出来的东西鼓弄词句荒腔走板不知所云，根本上是因为贫乏腐朽的生活导致了文字上的贫困。

现在，我经常跟人讲，木兰书院是在西吉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火热实践的感召下创办的，这是真话，但这种感召，主要来自于真切感受到农民写作者推动乡村振兴、创造美好生活、建设美好家园的火热实践和百折不挠、勇毅向前的生命张力与坚韧、蓬勃的脉动。正是在这样的实践面前，让我从虚无感中重新获得生命的力量，重新找到生命的确切意义。

也正是从这些农民写作者身上，我认识到，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乡村振兴首先是农民的自我振兴。文学写作是一个自我觉醒、自我审视的过程，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方式和途径。乡村需要自己的作家，需要自己的诗人，需要自己的作品，他们需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记录，就是对伟大时代的记录；他们用文字书写的生命交响，就是人性最耀眼的光辉；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人民的期待；他们推动乡村振兴、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就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现实力量和实践品质。

铁凝说，文学是与人为善的事业。与其说，这些农民写作者在用文字追求着真善美，倒不如说，真善美爱正是他们的生命本色。他们都不富足，却从不吝于给予。和这些善良、可爱的人们在一起，总是沉浸在人与人之间那种最本真、最简单的温情当中，我常常觉得，自己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关于人生的教育和启迪，收获的人生的幸福与快乐，比以往的总和还要多。

因此，我将他们的文学故事编辑成册，献给所有善良的人们，和那些决定将文学和真善美爱作为一生追求的人们。

固原市作协副主席、西吉县作协主席史静波

作者介绍：史静波，固原市作协副主席，西吉县作协主席，木兰书院创办人，自由写作者。代表作有《木兰闲话》，《幸福教育学》，话剧《洋芋花开》，地方歌剧《情系黄土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