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的 家 教

文／魏建彪

                   

     母亲文化不高，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平时也不读书看报。从没听她说过家教这二个字，但我分明感受到，她很重视孩子的家庭教育。

一 

     那时候，瘦小的母亲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劳动。于集体，她是生产队年轻的女劳力，于家，因父亲忙于公务，家务主要压在她身上。

   春耕，夏忙，秋收，生产队的农活，除了男劳力干的重体力活，样样要干。特别是农忙时节，一天常常要出四次工，在生产队长一遍遍的哨子声和催促声中，忙乱的脚步声夹杂着一些埋怨声，母亲和社员们从鸡叫做到鬼叫，辛劳至极。

    家务活繁杂，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做鞋纺纱补衣服，养猪养兔养鸡，还要伺弄自留地，忙得脚不着地似的，很多时候连吃饭也要抽忙落空。好在她手脚快，会安排，虽忙，但不乱。

     我耳濡目染，学着帮着做些家务，割草，洗碗，扫地，做饭时烧火等。养成劳动的习惯，生活的能力得到提高，母亲给我上了人生第一课。

     她在劳动中，处理公私关系的一些做法，则对我幼小的心灵，触动很大。

     母亲兼生产队现金保管员多年，一年补贴十几个工分，值3元多钱。一个带锁的小木箱，放在大衣橱里，箱子里边有一支笔，一个本子，一些票据，还有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现金。家庭经济一般，有时手头紧，连2角钱的打酱油钱也要借。母亲从不挪用现金，公是公，私是私，分得清清爽爽。每个月底，有半天时间，队里的会计来拍账，票据和记在本子上的流水账都对得上，钱是一分一厘不差的。结束时，会计总要说几句肯定的话，母亲就很开心。因为社员们信任，她到公社供销社工作后，保管员还兼了好几年。

     春天，生产队有大片的红花草，是沤肥的原料，也是猪羊兔可口的草料。那年月，大人小孩割草时，顺便弄点红花草，一般不算个事。家里养了猪，养了兔子，需要草料，但从来没有红花草进家门。母亲不背红花草回来，我也老老实实割野草，慢慢地，心里就有了一些轻易不会逾越的界线。

二

    家长用打的办法管教孩子，在当时的村巷上司空见惯，尽管有很大负面作用。又忙又累，又讲不出多少道理，抬手就打，表达想法最直接。他们还常把“棒头上出孝子，筷头上出逆子”挂在嘴边。打孩子，一般是当娘的唱主角。 

    我吃“生活”也不少，或轻或重的皮肉之苦，给我的一些行为划了红线。挨打最厉害的一次，至今印象很深。 

小学一年级的暑假，跟着奶奶和村上的几个人到无锡市里玩。村边公共汽车站等车，正巧碰见二姨，给了我5角钱。

    平时喜欢看小人书，借看的多，偶尔自己买。这次手头有了5角钱，算个小富翁，在市里的书店一下买了3本，5角钱只剩下不到1角。住在亲戚家，奶奶她们出去办事了。马路对面有个小卖部，糖果、橄榄等应有尽有。哪受过这样的诱惑啊! 口袋里有钱，一路之隔有好吃的。我跑过马路，1分钱买了个橄榄，一点点咬着吃，品味着，尽量延长享受的时间。其后，又花1分钱，买了颗糖，塞进嘴里，赶快回到亲戚家，一边看小人书，一边享受着糖的甜味，香味。可一会儿，糖化完了，舌头再努力，咽下的口水也是淡的了。口袋里钱还有，要不要再花，真是个考验。心中曾有过回家后在母亲那不好交账的念头，但在馋虫面前，小孩子还是败下阵来 ，马路两边几个来回，口袋里空空如也。

      回家后的一、二天，心里发虚，毕竟5角钱不是个小数，也就没敢跟母亲讲。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割草回来，见正在做晚饭的母亲板着脸，气氛明显不对，心中一紧。果然，母亲开口了，“阿姨给你钱了？”“给了，”“多少？”“5角，”“钱呢？”“买小人书和糖了，”“还剩多少？”“没了，”母亲眼睛左右巡睃，在找什么称手的物件了，声音明显高起来，“为什么不跟我说？”“忘了，”“小人书呢？”我赶紧把小人书找出来。她抢过小人书，三下二下撕了，扔进灶堂里，转过身，抓起笤帚，用笤帚把对着我屁股上，腿上，胳膊上一顿猛揍。她咬着牙，似乎用了最大的劲。青肿块马上出来了，我疼得直跳脚，大声哭喊起来。那顿打，动静很大，左邻右舍至今仍有人记得。

     二姨给了钱，我没有汇报，这是不懂规矩；家里经济拮据，钱还花得一分不剩，这是不知轻重。母亲用笤帚把给了我重重的教训。 

 三

     母亲的言教，有她的特点。

     她几乎不骂人，也从不讲一套一套的道理，实际上也讲不出多少道理。反复说的，就是“做贼偷葱起，赌博叮叮起”，“从小看看，到老一半”等老话，还有“粮食要靠田里种出来，天上不会落下来”等家常话。

    她常用熟人家的孩子来说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身边的事来教育身边的人。能帮着父母做家务，又不在外惹事，上学了成绩还不错，这就是那个年代村里“别人家的孩子”。

     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但不愿意去报名。母亲就让邻居家的大哥哥----公认做家务挺厉害，带我一起去割草。小半天时间，他割了满满一筐，我割的草，篮底刚盖住，人还挺累。母亲就说：“你看人家，又上学，草又割得多，你怎么办？是去上学呢，还是天天去割草？”我想想割草不容易，只好说去上学。

     村南锡北运河上有座简易水泥桥，桥的北面是个长长的斜坡，坡的西侧，有一片洼地，那里排了十多只粪缸，是不少家庭用来储存大粪，浇自留地的。大雪天，村里三、四个孩子在桥头滚雪球，一不留神，一个大雪球滚进粪缸，半缸粪溢出。这就是闯祸了！没多久，就有二个孩子被家长打得又哭又喊，半个村子都能听到。这时候，母亲就会告诫我，不要在外做坏事，否则像他们一样吃苦头。

     对自己观念影响较多的，还有平常的聊天。户外乘凉的场上，纺纱纳鞋底的油盏边，逢年过节亲戚来往的饭桌旁等场合，母亲和大人们聊天，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偶尔也会插个一、二句。说的都是家长里短的事情，收成多少，身体如何，谁家老人宽厚，年轻人孝顺，谁家婆媳关系好，还找了个好女婿，哪个孩子做事勤快，成绩又好等等，围绕着日常生活，话题广泛。当时农村的这些舆论场，实际上起到信息的交流和一定的道德规范和约束作用。总体向上向善的话语基调，对身边的孩子，也对我，产生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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