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十一）　

　　　　　　郝怀明

　　11、《李家庄的变迁》，血淋淋的史诗

　　《李有才板话》完成以后，赵树理暂时没有进行小说创作，而是把兴趣转到了戏剧方面。

　　这固然是他自小就有的爱好，但主要还是因为现下抗战的需要。

　　1943年3月，中央文委曾专门讨论过戏剧运动中的方针问题，认为戏剧向来是艺术与群众结合的最主要方式，应当大力发展，使之更好地为战争、生产和教育服务。赵树理深以为然，极表赞同。

　　联系到晋东南地区戏剧界的实际情况，赵树理深深感到，群众有权利享有更多更好的戏剧，太行山区太需要开展戏剧运动，以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了。有些同志总以为用戏剧表现根据地的抗日斗争、生产自救、学校教育等社会问题，就会成为低劣的宣传品，失去艺术价值。许多剧团喜欢演“大戏”“洋戏”给干部看，而不去下力创作富有战斗性的短小精悍的适合形势需要的剧作，对数以百计的农村剧团及秧歌队亦缺乏指导和帮助的热情。结果，弄得几年来农村、工厂都没有戏看了。这种局面必须尽快改变。

    赵树理确实是个“热心家”，他的特质就是一心想着群众，一心为想着革命，一心想着抗战，只要对群众有利，对革命有益，对抗战有助，他这个“热心家”就要积极去干，什么个人的名呀，位呀，利呀，根本不在他脑子考虑的范围之内。中宣部11月17日下发的《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克服过去思想中作品中存在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于是，他这个“热心家”就立即暂停小说创作，迅速转战戏剧，先写个话剧一试，为克服太行山戏剧运动这个薄弱环节而奋斗了。

　　这年年底，从来没有写过话剧的他，写出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多幕话剧《两个世界》。创作素材取自于山西省陵川县，那里原是顽固派庞炳勋的驻地，他们不打日本鬼子，只祸害老百姓，将农村一切牲畜搜刮一空，杀死烤干装箱，一旦日军来犯，即逃进深山，在那里嚼着肉干躲避敌情。为了避免敌人发现他们的行踪，他们竟下令严禁方圆40里内不得烟筒冒烟，在两个月内不准当地村民烧火做饭，结果饿死病死村民不计其数。幸亏八路军赶来，打跑了日寇和顽军，救民于水火。赵树理用他惯用的对比手法，用话剧的形式来表现一个山村由敌战区变为解放区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可惜，这次尝试很不成功。作者的意图显然是想为战争和生产服务，想配合正在开展的拥军爱民活动，他也并非不知道剧本的结构布局、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的组合，都要通过戏剧矛盾冲突的产生、发展、高潮来解决，从中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这样才能写出一个成功的剧作。可是，理论认识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他写小说、戏曲可谓轻车熟路，写话剧却不免有点手生，难以得心应手。剧本结尾写道，在讲完选村长、村副，一要先把各家的死人埋了，二要趁秋天，赶紧一律打野菜，采树叶，准备渡过明年春天的灾荒，并严惩两个坏人，于是，众人欢呼：“这又成咱们的世界了！”“ “对，可算又能活了！”全剧缺乏戏剧性情节，也几乎没有什么戏剧冲突，松散拖塌，头重脚轻。赵树理深知，艺术可以是宣传，但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这次尝试的失败证明，单有为政治服务的良好愿望与热情，并不能保证艺术创作的成功。即使像他这样成熟的著名作家也不例外。

　　话剧创作尝试的失利，赵树理毫不气馁，立即转向戏曲创作。为了发展太行戏剧运动和上党梆子，这位““热心家”亲自出马，登门拜访太南名角段二淼，去动员他出山了。

　　段二淼以扮演小生、须生闻名遐迩，在晋东南享有盛誉，号称“活罗成”。民主政府早就想请他出来带动旧戏为抗战服务，王聪文为此多次上门邀请，他毫不动心。赵树理当年也是段二淼的崇拜者，如果能请他出山，对晋东南的戏剧运动肯定会产生较大影响。陪他前去的有王聪文和年轻的戏曲工作者程联考。

    赵树理热情洋溢地讲了一通上党戏的渊源、流派、唱法、做功，还讲了旧艺人的苦楚，抗战的形势，以及对他的崇敬和期望。赵树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令段二淼心悦诚服。据程联考回忆，段二淼听后高兴地说：“你看，你有那么多文化，满肚子都是文章。现在为了打日本鬼子，特地来劝我，咱一个旧戏子，还能不把那绿豆大点本领拿出来，为抗日救国出点力？”赵树理说：“过了年，正月要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为了配合这个运动，咱们就干脆用这种形式编一个军民鱼水情剧本吧。”于是他们四人谈了这方面的许多好人好事，赵树理讲了剧本的编法，让程联考执笔。这个剧本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双回头》，也叫《双转意》。“程联考回忆说：“我在前面写，他在后面改，不能用的他都重写了。” “这个剧本所以能写出来，主要是由于赵树理的指导帮助，可是在署作者姓名时，他却不让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只落下了我和段二淼、王聪文三个人的名字。”（程联考：《和赵树理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赵树理还为该剧写了一篇序，加以鼓励和提倡，也没有署名。他在序文中说：“编这小戏的三位先生，都是潞安一带的旧戏名角。在从前他们只演唱些前人传下来的戏本，自己不敢编新的，总以为只有人家念书人才能编。抗战以后，王程两位编了好几本新戏，唱起来很受人欢迎，段二淼为人很谦虚，总以为自己不行，直到编这本小戏的时候，经人一鼓励，也就参加在中间编起来了。”“这本小戏编得还不错，不过我们觉得且不论编得怎么样，这种愿作、敢作的精神是大家应该学习的。”“我们希望：只要有心写的人，就放胆写。谁觉着什么有意思，谁就写什么。只要写得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一定会写出好东西来。请向编这小戏的三位先生学习！”序文充分体现了赵树理组织和帮助民间戏曲创作的巨大热情和提倡创作自由的精神。

　　随后，这位“热心家”又接受襄垣农村剧团的邀请，去各地巡回演出，差不多跑了一个夏天。

　　新华书店开展大生产运动，响应党的号召“一个好党员必须同时是一个生产能手”，要求每人上交500斤南瓜、200斤土豆。赵树理虽然经常外出，体质又弱，但也没耽误生产，他种的南瓜、豆荚、西红柿、土豆又大又好，令人称羡。

　　1944年11月20日至12月中旬，赵树理到黎城县南委泉参加太行区规模最大的群英会和生产战绩展览会。会后，他创作了传记文学《孟祥英翻身》、鼓词《战斗与生产相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都成为《新华日报》“销路最畅”的图书。

　　孟祥英是太行山上“半边天”的一面旗帜。关于她生产救荒的模范事迹，已经报道了许多，赵树理的兴趣不在这里，他关注的是这个人是怎样从不是英雄变成了英雄的。他在会上对她进行过采访，会后又到她的家乡涉县西峧口村，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她有独立思考、主持公道的品性。她受婆婆和丈夫的虐待，常常是婆婆下令，丈夫执行，她动不动就挨打受饿，无穷无尽的虐待，逼迫她曾两次自杀未遂。民主政府的工作员来到村里后，委任她当妇救会主任，从此，她开始丢掉了捆在她身上的夫权观念、大男子主义的枷锁，冲破小家庭的牢笼，投身社会，参加生产劳动。她敢想、敢说、敢干，打开了一片发展的新天地。赵树理认识到，孟祥英走向社会，参加生产劳动，这是保护妇女做“人”的权利和切身利益，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所在。《孟祥英翻身》，主要写的就是她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面对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的压迫，如何奋起反抗，成为妇女解放的带头人的经过。她的独立的人格，她争取妇女的自由、尊严、权利，妇女的解放和幸福的精神，无疑具有普遍的社会教育意义。

　　1945年2月，赵树理在涉县参加反奸、反霸、减租、退租运动，写了短篇小说《地板》。在小说中，对那位认定土地能产生价值的地主王老四，他的任小学老师的弟弟王老三现身说法，情真意切，娓娓道来，向他讲述了劳动的艰苦和可贵，自己过去一向依赖土地过着舒适的生活，由于日寇的入侵，也由于饥荒，舒适的生活崩溃了，现实教育了他，使他醒悟了，人性复苏了，深深体悟到，土地之所以能产生价值，是由于农民投入了劳动，自己虽然占有土地，可如果不加上农民的劳动就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若不是农民给自己当小学老师的机会，怕早就饿死在土地上了。“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地板什么也不能换”。尽管哥哥和村干部一再说服，说明减租的意义，但王老四却只是一句话：“那是法令，我还有什么意见？”村长和他说：“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咱们不只要执行法令，还要打通思想！”“老实说：思想我是打不通的！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为什么偏要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倒？我应该照顾佃户，佃户为什么不应该照顾我？”“要我说理，我是不赞成你们说的那理的。他拿劳力换，叫他把我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你们是提倡思想自由的，我这么想是我的自由，一千年也不能跟你们思想打通！”对一个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是没有法子说通的，作者的观察、理解和思考是冷峻的，也是极其深刻的。这篇小说在写法上不同于赵树理的其它小说，有点“洋”味，发表于1946年4月1日出版的太行文联主持的《文艺杂志》上。这是该刊首次刊登赵树理的作品，也许是他们觉得符合自己的口味，也许是今日之赵树理已非昨日之赵树理，他们认为自己也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方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欢庆，太行山万众欢腾！

    10月，上党战役结束，赵树理的家乡解放了！

　　赵树理离家9年，一直音讯不通。现在，经组织批准，他第一次回家探亲了。

　　尉迟街道上杂草丛生，房倒屋塌，缺门少窗，一派萧条景象。他父亲和许多亲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仅他家院里3户人家，就有2人被杀害，有3人饿死，3人被卖掉。16岁的儿子太湖目睹爷爷被鬼子残害，愤然投奔抗日政府。

　　回家半月，他有一大半时间在外面调查研究，了解战争中家乡的人事变迁。

　　在1945年最后不多日子里，他抓紧写他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演变》（后将“演变”改为“变迁”）于次年1月脱稿。

　　在这之前，他写过一首快板《汉奸阎锡山》，概括了他的历史，历数他的罪行，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可以看出他对阎锡山在山西的罪恶统治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和研究。现在，他要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把他经受的苦难，把那些血淋淋的历史记录下来，以解他心头之积郁，亦以此告慰英灵。

　　《李家庄的变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日战争胜利近20年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山西省政治风云变幻的真实的历史纪录。同前面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一样，都是写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尊严与屈辱的较量，农民同地主豪绅的斗争，不同之处是，这个斗争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过程更长，因而也就更尖锐，更激烈，更复杂，更残酷。在这里，前面两部作品所特有的轻松、明朗、幽默的基调为一种沉重的氛围所代替。作品的主人公张铁锁也比以前那些“小”字号人物更深沉，觉悟更高，能力更强。全书的故事就是以他作为中心来展开的。他是李家庄的一个外来户，受尽了地主豪绅李如珍一伙的剥削和压迫，不论走到那里，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他在太原流浪时遇到了共产党员小常，将自己满脑子的疑问，“李如珍怎么能永远不倒”等等，向小常提出，小常告诉他：“自然不能一直让它是这样，总得把这伙仗势不说理的家伙们一齐打倒，由我们正正派派的老百姓出来当家，世界才能有真理。”当他还想再听听怎么才能齐心时，小常却被捕了。后来抗战开始，恰好小常被牺盟会派到他们县上来工作，来到了李家庄。在他领导和发动下，抗日救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铁锁以及冷元、白狗等成为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

　　请听听小常这番发动群众的精彩讲话吧：

　　为什么大家都不干实事啦？这有两个原因，就大多数人，没有钱，没有权。没有钱，吃穿还顾不住， 哪里还能救国？像铁锁吧：你们看他那裤子上的窟窿！抗日要紧，可是也不能穿裤就不要紧，想动员他去抗日，总得先想法叫他有裤穿。没有权，看见国家大事不是自己的事， 哪里还有心思救国？我对别人不熟悉，还说铁锁吧：他因为说了几句闲话，公家就关起他来做了一年多苦工。这个国家对他是这样，怎么叫他爱这个国家呢？本来一个国家，跟合伙开店一样，人人都是主人，要是有几个人把这座店把持了，不承认大家是主人，大家还有什么心思爱护这座店呢？没钱的人，不是因为懒，他们一年到头不得闲，可是辛辛苦苦一年，弄下的钱都给人家进了贡——完粮、出款、缴租、纳利、被人讹诈，项目很多，剩下的就不够穿裤了；没权的人，不是因为没出息，是因为被那些专权的人打、罚、杀、捉、圈起来做苦工，压得大家都抬不起头来了。想要动员大家抗日，就得叫大家都有钱，都有权。想叫大家都有钱，就要减租减息，执行合理负担，清理旧债，改善群众生活；想叫大家都有权，就要取消少数人的特别权力，保障人民自由，实行民主：这些就是我们牺盟会的主张，我们组织牺盟会就是做这些事。

　　这段精彩讲话的核心是民生、民主、民权。民生，就是要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群众生活；民主，就是要保障人民自由，人民当家作主；民权，重要的是选举权，能够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选举自己满意 的人来管理社会。民生、民主，实质即民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主张和实践，也是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一切，也正是赵树理在他的作品中一再体现和表达的主要思想内容和中心主题。民生，民主，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实质是民权，这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作者通过小常之口讲的这番话所体现的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观念，至今仍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就这样，一边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在减租减息，一边是李如珍一伙抵抗减租减息，他们想叫牺盟会不起作用。李如珍一伙当汉奸了，八路军来了，敌人跑了，李如珍倒了。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向牺盟会和抗日军民开刀了，李如珍又得意起来了，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小常被活埋了。李家庄被血洗了。逃出来的哭诉道：“不讲了！没世界了！捉了一百多人，说都是共产党，剁手的剁手，剜眼的剜眼，要钱的要钱，……龙王庙院里满地血，走路也在血水里走”。当八路军第二次解放李家庄时，村里剩下的人，连从前一半都不到了。在开大会斗争李如珍时，愤怒的群众将他围住痛打，县长、铁锁、冷元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但大家还是“把李如珍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来了，脸扭得朝了脊背后”，把他给打死了。县长说：“这弄得叫个啥？这样子真不好！”又说：“算了！这些人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不过这样不好，把个院子弄得血淋淋的！”冷元说：“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的时候，庙里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

　　斗争就是如此之残酷。作者将他的笔放在描述近20年的历史的血迹上，结尾写到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本来也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并没有把它写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是加写了一场为自卫战争欢送参战人员的大会，让人们感到，斗争还在继续，或许更加残酷。它既使人们感到历史的沉重，又给人们以勇气和信心。

　　《李家庄的变迁》，虽然写的是晋东南地区一个小村庄的变迁，实际上却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为了建立起一个合乎人性的环境，恢复人性的尊严。从《李家庄的变迁》这幅血腥的图画中，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和社会所经历的苦难和牺牲，人民的觉醒和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李家庄的变迁》于1946年1月迅速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随后各地出版社竞相翻印，销路甚佳。

　　周扬于1946年8月2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评论非常及时，全面而又精准。他说：“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认为《李有才板话》“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李家庄的变迁》“虽只写的一个村子的事情，但却衬托了十多年来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战期间山西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包含了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有很大的企图。和作者的企图相比，这篇作品就还没有达到它所应有完成的程度，还不及《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在它们各自范围之内所完成的。它们似乎是更完整，更精炼。但是就作品的规模和包含的内容来说，《李家庄的变迁》自有它的为别的两篇作品所不可及的地方。”文章还对赵树理人物描写和语言特点作了仔细分析。周扬知道赵树理一直努力在做通俗化的工作，认为他“在语言上是用过很大功夫的”。“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为大众所懂得。他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他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他对于群众的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他意识地将他的这些作品通叫做‘通俗故事’；当然，这些决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它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了。”“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郭沫若于1947年9月7日在《北方》杂志发表题为《读了〈李家庄的变迁〉》，以诗一般的语言热情洋溢地称赞道：“这是一株在原野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 “它不受拘束地成长了起来，确是一点也不矜持，一点也不衒异，大大方方地，十足地，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最成功的是语言。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语，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 “他是处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开展。由《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本身他就象一株树子一样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赵树理，毫无疑问，已经是一株子大树子。这样的大树子在自由的天地里面，一定会更加长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会成为参天拔地的大树林子的。作者是这样，作品也会是这样。”

　　茅盾于1947年11月1日在《平原文艺》第3期发表《论赵树理的小说》。茅盾说：“《李家庄的变迁》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例证。”这部书的技巧，“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质朴而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很值得称道的成功。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们足资借鉴。”

　　《李家庄的变迁》在创作技巧上符合赵树理一贯特点，即他总是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斗争环境中，放在一定的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发展。在本书中，也许是因为这些重大的事件太重要了，斗争太复杂了，场面太宏大了，也许是因为他太拘泥于个人的亲历了，下半部的发展过程显得过于匆促，未能把主要人物的刻画与重大事件更好地熔铸在一起，进而推进人物性格的发展，从而使作品中的那些人物的个性更鲜明、更具有典型意义。作者的着力点，也许就是写“李家庄”，通过写李家庄的“变迁”，来揭露阎锡山的统治如何黑暗，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如何光明，人民群众怎样由痛苦走向高兴，“这里的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了！”“这里的世界完全是我们的世界了！”作者能够记录下这段真实的历史即弥足珍贵，如果作品人物的形象更完整一些，典型性更强一些，那么，作品的规模和所包含的内容也许将会达到的更高的程度。当然，这是不可以苛求于作者的。

　　在很短时期内，赵树理从《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接连推出数部优秀之作，有的堪称杰作，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得到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大人物的含金量很高的评价，既为世人科学认识赵树理及其作品提供了指南，同时，也牢牢地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