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妈妈的洋油灯》
谢永明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7年了。
七年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母亲！母亲的慈祥笑容，时常出现在梦中。尤其是，那盏小小的“洋油灯”，勾起我儿时无限的回忆。
打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在我们老家，不叫“煤油灯”，称之为“洋油灯”。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煤油”，靠进口。那时候的“泊来物”都在物品前面加一个“洋”字，如，洋火（火柴）、洋（煤）油、洋（肥）皂、洋芋、洋葱等等。
刚刚解放那会儿，国家百废待兴，中小城市里，都没有电，甭说农村了。中国人民解放了，终于扬眉吐气地劳动、生活了。父母甭说有多高兴了，何况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恐怕落后。不是今天农业生产，就是明天兴修水利，后天大炼钢铁，建设社会主义热潮犹如钱塘大潮，一浪更比一浪高。
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我们家的一盏小小“洋油灯”。因为它不仅陪伴我的童年记忆，也刻录了我母亲的前半生。小小“洋油灯”是指引我们全家人的“明灯”，不仅是我们家的希望，也是我人生的希望。
从我有记忆，一到晚上，“洋油灯”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之光，它不仅为哥哥姐姐提供学习的希望，也是母亲晚上工作的“明灯”，缝补衣服、腌制咸菜、准备第二天的家庭用需品等，这是唯一的照明“设备”，是母亲对子女们倾注母爱心血之光。借助这小小洋油灯，父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拉扯长大，培养成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记得，母亲对我们五个孩子话语不多，很少限制我们，很少用教条式的方式教育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在放羊式的方式度过童年的。这种方式从另一个侧面，铸就了我们兄弟姐妹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人生。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父母亲因为孩子的过错而受到言语和体罚（打骂或体罚）。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诚实守信，做一个正直的人。长大后，我才明白这叫“人可负我，我不负人”。小小的“洋油灯”，不仅伴随母亲夜晚的家务工作，也伴随我健康成长。小学六年的学习生活离不开小小的“洋油灯”，它不仅倾注了母爱，也承载着孩子们实现梦想的希望。
小时候，农村没有电，到了晩上，洋油灯是唯一的照明工具。白天父母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呢，白天上学，放学后还要帮助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清晨5点，父母起床，就把我们叫醒。父亲就去自留地干一些农活；母亲忙于全家人的早餐，并准备我们的中餐；我们几个孩子也有分工：有的放羊，有的放鹅，有的割猪草，还有的挑水。下午放学后，同样都要做一些农活，如，上山拾柴火，割猪草，放鹅、放羊等。白天没有时间完成课外作业，所以每到晩上，我们几个就围在“洋油灯”下做作业。大约8、9点钟，我们才能完成作业，这小小的“洋油灯”就属于母亲的了，母亲在“洋油灯”下做家务、做针线活，直到深夜，母亲才能结束她一天的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农村有了电，这小小“洋油灯”才临时“退居二线”，作为“备胎”而挂在属于它的位置，如果出现临时停电，小小“洋油灯”作为“替补”，帮助我们完成夜间的工作任务。
小小“洋油灯”陪伴母亲，经历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代，度过了“四清”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送我上大学。随着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乡村振兴，“洋油灯”也彻底“退休”。至后，小小的“洋油灯”就一直挂在我们老宅的墙上，直到老宅逝去，“洋楼”替代了老宅。小小“洋油灯”也进了“博物馆”，彻底地“离休”了。
愿小小“洋油灯”永远照亮母亲的天堂生活！
谢永明，浙江杭州萧山人。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态环境部对外交流中心研究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曾任：国家环保总局国际合作司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处一等秘书，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外指导老师，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委员，农工党北京市委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2012-2017年），农工党北京市委高层协商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建议人”（1997-2002年），欧美同学会加拿大分会理事，国际杂志J. EES（加拿大）编委。
国内最早研究环境水质模型的学者之一，“活水城市”创新理念第一人。出版《环境水质模型概论》等多部专著，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近百篇研究论文，文章多次荣获年度“好文章”奖；摄影作品曾获奖，并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诗歌曾荣获中央国家机关十八大精神主题赛诗会优秀奖；荣获2017年 《首届“萧山人”大会》征文三等奖；2020年8月出版诗集《心照：故乡•故土》；荣获“2022/2023第四届中华长江文学奖国际赛”年度优秀作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