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荒林：日常生活价值重构——女性主义经验批评的中国诗学定位

女性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阅读，来唤醒女性之间的共同经验，从而产生女性话语共鸣，引发女性话语的再生产欲望和潜能，这是最初的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1]。这个基本的方法也是通行的最有生命力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

伊莱恩·肖沃尔特是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经验批评实践理论家。1977年，她用经验批评的方法写出成名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提出女性基于她们自己的经验创作文学，构成了不可忽略的亚文化现象。1981年她在《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里再次深刻指出：“迄今为止，女权主义批评始终没有理论根基，在理论的风雨中它一向是个经验主义的孤儿。”[2]肖沃尔特实际上指认了男权中心的理论话语如风雨一样考验着女性主义批评话语，支撑后者的核心只能是女性的经验。因此，肖沃尔特在她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中提出，女性主义的经验批评可以有力切入男性写作研究，通过阅读男性书写的女性形象，不仅可以发现对于女性经验的排斥、扭曲和疏漏，也可以发现男性对于世界的偏见：女性主义经验批评尤其有助于女性写作研究，不仅能够发现女性建立的话语历史，了解女性话语特色，而且可以从心理学、符号学探求女性写作和精神生产的轨迹[3]。

女性主义的经验批评虽然也受到争议，被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质疑有本质主义倾向[4]，但是，它对经验差异性甚至流动性的关注，可以使不同种族、国家和地区的女性经验进入女性主义批评话语序列，从而建构多元化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越来越赢得女性主义实践者们的青睐。女性主义希望中心和边缘可以互动式存在，一切边缘的经验可以通过话语表达而进入中心，一切中心话语的权威性可以通过质疑其经验价值而消解。这也包括女性主义批评本身的权威性与边缘经验。如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对于黑人妇女经验的忽视，使得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兴起并改变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构成[5]。

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验方法在中国本土语境中的发展，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做了较细致的梳理。按照“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性”、“女性写作”几个重要词汇在中国出现先后与争议情况，该书有序地呈现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该书认为，“女性意识”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端词。它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8]，便是由于女性意识到了自身经验与男性经验的不同；而具有这种意识的文学便是“女性文学”[9]。如此说来，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女性文学”实际上就是指女性主义文学。

该书通过梳理发现，进行“女性主体性”建构标志着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向成熟。1989年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的出版是一个标志。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只有通过言说和书写女性经验的真实，才能打破父权象征秩序的迷宫，获得自我成长的突破，获取女性的主体性[10]。全书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讨论女性在父权象征秩序中的困境，但解决困境的方法却是女性自身的经验。该书结尾也许过高估计了父权象征秩序对女性主体成长的压抑和阻碍作用。在批评话语与写作话语的对话中，女性经验主体从女儿成长为女人的历程，在后续的历史际遇中实际上被认为没有起到经验智慧对实践应有的作用，这也许是借用男性理论家理论和方法所产生的局限。因为如果承认一个人的特殊主体性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女性写作的现代探求即使遭遇压抑和挫折，也不一定由此表明女性主体不复存在，换装的花木兰也不一定表明花木兰丧失了主体性。然而，是什么样的主体性以及以什么样方式呈现主体性，的确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需要破解的难题。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女性主体性建构多元而复杂。源于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批评，认为女人和人的经验是共通的，通过共通经验思考女性经验的独特，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验之一。刘思谦的女性文学批评多持此立场[11]。另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认为，女性的主体性沦丧只是因为受压迫、被剥夺了社会生活空间，女性完全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劳动而成为社会主体。然而在文学中，获得了社会劳动者主体身份甚至成功的女性，在生活中却并没有因此而体会到主体的自由和幸福，这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阐述的另类经验之一[12]。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三大场域展开：女性的阅读、女性的写作和女性文学史的发现。女性的阅读，是指作为认识世界和体验生命的女性主体的阅读，她阅读和批判男性书写的文学，指出其中女性经验的缺失情况和由此产生的偏见程度。女性的写作，是指作为认识世界和体验生命的女性主体的写作，她书写自己经验的独特与经历人生的成长，记录作为个体生命的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体验，并通过写作建立自己的话语，表达对世界的观点，参与世界对话。女性文学史的发现，则是女性主体对于自己历史的寻找，通过女性文本的再阐释，把历史上遗忘的女性文本找回来，建立它们的话语联系，并重新阐述历史。《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梳理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这三个场域进行的尝试性工作[13]。

它在讨论“女性写作”"时，用了“作为女性写作的私人/身体写作”限定性表达[14]。这也体现出作者倾向于对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身体写作理论的借用，如此就把多元的女性写作简化了，集中到关于私人/身体写作对于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意义上来。女性生理经验和社会经验交织沉淀，对生理经验特别是性经验的开掘对于重建女性经验主体无疑意义重大，然而发生在90年代消费语境的中国情形却如贺桂梅所述：

“个人化写作”对女性成长的性经验的重视，对父权制社会中性别压抑意识的自觉，并有意营构女性主体形象和一种独特的表达风格，正是试图实践一种基于女性独特体验的女性美学。但“个人”与“女性”连接在一起，造成的一个难以解脱的困境是，尽管女性可以呈现被父权制文化所压抑、擦抹的女性经验，但这种关于女性经验的书写仍旧必须在以父权/男权为等级结构的社会/文化市场上流通。[15]

一方面，发生在中国90年代的私人/身体写作事实，蕴含着丰富复杂的社会变迁信息，包括女性在其中参与、承担及适应商业环境的复杂经历，以及社会民众对于私人日常生活关注的热情。然而，身体写作理论没有能够进行更有说服力的阐述。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写作的其他角度仍然深入进行，女性话语生产仍然保持诸多面向的努力。但对于中国女性经验复杂性的难以命名，批评和研究缺乏本土理论支持。这两方面相加或许就是9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界频繁地使用“困境”、“危机”这类词形容自身处境的原因[16]。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需要与中国经验结合对话的再生，而这种结合对话的再生过程，也许需要返回对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文本的重新细读。

女性主义经验批评方法所假设的两极经验，有助于批评沿着逻辑的同一律展开，在这种逻辑中，女性写作将建立起女性的文化，即基于女性经验主体对于世界的价值体系。戴锦华在《涉渡之舟——新时期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17]、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18]中都体现了对这一逻辑的遵循，和由此展开的关于女性写作的文化探讨和文化想象。

在对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文本进行研究之后，戴锦华透彻地发现了沿着女性经验之路抵达女性文化建设的重重困难：它要面临的不仅是男权文化的壁垒，更重要的是围困女性已久的文化镜城。在这个镜城之中，每一次对目标的逼迫，也许恰恰是一种远离[19]。戴锦华充满思辨的批评语言始终在分析镜城，即男权父权象征秩序制造的女性自我之城，如何成为女性寻找真实自我的阻挠和围城，女性写作参与历史的分解并尝试在间隙中显现隐匿其后的女性经验，女性写作的话语表现为对男性话语栅栏的越界，因此，似乎女性经验确证的最后净土只能是姐妹之邦。而姐妹之邦的精神文化，在都市荆棘中如同安慰的花朵。这样的文化想象，相比文化冒险的艰巨涉渡努力，似乎也使戴锦华对女性主义批评本身的穿透力有所怀疑，她曾用“犹在镜中”来表达自己作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境遇[20]。她似乎更加确信冒险过程的意义，或者更加喜欢冒险过程本身的智力乐趣，对于女性写作展开的文化想象反而并不是很乐观。戴锦华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说是女性写作原画复现式批评，重在对女性写作过程的详尽分析，展示其中充满的话语权力搏斗和技能策略调整，探索写作经验与女性经验合一的动态过程，呈现写作主体和女性主体于实践中建构的艰巨历程。

这种没有坐标的感觉，或者对于价值目标充满疑虑的思考，也体现在徐坤的女性主义批评中。不过，徐坤坚信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最终会由边缘向中心过渡，这或者由于她本人是作家的缘故，直觉让她相信，只有从渴望西方理论话语认同和提携的梦想中醒来，才能发现当代女性写作对于本土女性主义诗学建构的努力与成就[21]。

当代女作家作为女性群体代言人，深刻丰富呈现了社会巨变时代中国女性的复杂处境和艰巨努力。“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以贬抑男性为前提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通过男性经济地位的贬抑而达到男女平等。男性的经济优越感的丧失，则使他们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全面瓦解，他们没有理由自以为是，而谦恭驯服成为他们的天性。”“妇女解放成为一项卓有成效的管理策略，妇女无意中成为驯服男性的同谋。”[22]这样的男性处境，必然导致中国男性经验的扭曲，甚至对于女性解放的敌意和误解。或者说，由于男性的如此压抑体验，必然深刻影响到本土女性的解放经验。她们的“被解放”是轻易获得了，她们的“解放”却因此格外复杂和纠结甚至干沉重。这或者可以用张洁《方舟》“题记”所写“格外的不幸”来形容。《方舟》中的女性，没有男性欣赏、扶持、关爱，遇到的只有冷漠、嫉妒、不怀好意的骚扰和破坏，男性们不仅是无情无义，日可说是卑劣低下，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痛苦根源而不是幸福来源。他们并不强大，但他们是庸碌生活和低级趣味的维护力量。

追问日常生活中男性的遭遇，是中国女性写作关怀的别有深度之处。这在张洁的《无字》中有深刻表述。张洁在书写三代女人的苦难遭遇时，同时书写了导致女人苦难的三代男人的命运。《无字》道出了百年中国男性和女性在追随现代化过程中的沉重代价——日常生活的丧失；它对日常生活反思之深刻，恰恰在于切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性别构成。但此处的性别构成不是单纯的男女性别，还有作为强势形象的西方。

当代女性写作执著于日常生活经验表达，而不直接进行女性解放诉求，是有其深刻本土经验理由和写作策略的。因为只有通过日常生活中性别构成的复杂深刻揭示，才能深入揭露其受现代专制力量影响的程度。揭示中国的社会性别改造，需从日常生活领域出发，而中国的日常生活与传统时代的日常生活之不同，在于现代化的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已经被组织到现代化的目标之中，男女平等是现代化过程的组织策略之一。男女平等，共同服从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宏大日标，这一目标是西方位势给予的。在这样的位势压力之下，中国男性与女性既有被压抑感，又有改变压抑的共同渴望。在此，为了整体的尊严，日常生活的尊严常常处于压抑和紧张的斗争中。这在《人到中年》和《人啊，人！》中都有充分展现。大量的女性书写文本也深入表达了这种高度压抑紧张状态下中国人的处境，如铁凝《玫瑰门》揭露女人们在压抑的生活中展开尖锐的生活政治角斗，池莉《烦恼人生》揭示夫妻们在紧张生活中潜伏的杀机和恩怨，都可说触目惊心。渴望改变日常生活的努力成为一切努力的起点。

因此，重估当代中国女性经验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价值目标的前提。李小江曾用对比的方式描述中西女性经验的差异：“因国度的贫穷和落后，也因她对社会认同的自觉和深切，她实际承受的苦难较之其他国家妇女便愈加沉重。无论最终意义上是解放的还是未解放的，在这个世界上，正因为中国妇女较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的妇女更早更充分地经历了男女平等的社会生活，她才更深切地体会到平等原则之下女人迥异于男人的甘苦。”[23]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无疑极具中国经验特色。《人到中年》、《人啊，人！》和《方舟》等小说中，女性人物都经历了男女平等，她们成长于共产主义理想，献身于集体主义事业，人到中年遭遇日常生活困境，或病危之中，或丧失健康状态。她们或者发出李宜宁式的让生活回归平静从容的呼唤《人啊，人！》，或者希望启蒙新一代男人，最终让男人理解女人的不容易，达到真正的因为理解而平等《方舟》，或者把幸福寄托于新生活方式的开拓（《人到中年》。自她们开始，当代中国女性写作连续不断探索日常生活领域，并为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命名与价值张扬。如残雪对日常生活形而上意义的表述，方方、池莉对烦恼人生现实场景的再现，王安忆对日常生活诗意人生的张扬，铁凝从日常生活角度对历史和人性进行的深刻反思，陈染对私人生活政治意义的表达，林白对妇女闲聊历史意义的开掘等等。

在西方研究中，虽然不得不对女性主义进行各种源于“父权”标签的归类，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归于对马恩著作的完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归于对弗洛伊德观点的补遗等等，但强调女性主义不依赖任何父权制思想重建哲学[24]。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一方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和生活实践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获得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各种女性主义思潮涌入的激活，然而在根本上依赖于对中国女性经验的提取。

在当代文学的话语序列中，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似乎不得不以日常生活的牺牲为代价。由男作家写作的大量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英雄人物压根儿不生活在日常生活空间，他们因为不平凡、不日常，才成为英雄。著名的“三红一创”就是证明。而女作家笔下的人物也绝非凡俗之辈。以《青春之歌》为例，摒弃无所作为的日常生活奔向大风大浪的革命生活，正是女主人公的青春之歌。林道静与三个男人的故事之所以被讲述为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精神历程，与三个男人教给林道静对待日常生活的不同态度直接相关[25]。《青春之歌》式女性写作，实际上是女性被宏大革命叙事书写的象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想实践的文学表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被父权制度分配在家庭生活私人空间而失去了社会公共空间；解放妇女的出路在于让妇女重返社会公共空间，让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和社会政治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26]。在这样的意义上，《青春之歌》的确是当代中国女性的现实书写。当代中国解放妇女，首先让妇女参加革命，随后参与社会主义集体劳动，女性的传统日常生活因此而被打开，女性进入了社会公共空间，所以放弃日常生活的过程，正是女性被改造、被解放的过程。

下一步如何呢？显然，江华不可能始终指导林道静，林道静也不可能始终以江华为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在中国的现实检验情况，须由女性们自己来说出。

如《方舟》所发现的，走向社会并受工作历练的荆华、梁倩、柳泉们，已经成长为知识女性群体，拥有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过，复杂的情况是，她们的独立和成功却无男性欣赏。更加严重的是，她们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外表所呈现出的阳刚之气备受男性歧视，认为她们不像女人的样子。

这样，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遇到了挑战：一方面，并非只要离开家庭私人空间，到了社会公共空间，女性就能够获得平等地位；另一方面，既然在社会公共空间同样会遭遇不平等，那么，社会公共空间的男权力量需要全面认识，同样，在家庭中遭遇不平等的程度也值得重新看待。同时，父权制度既然充满了所有空间，女人们的解放策略就可以在不同空间用不同策略展开，而不一定局限于社会公共空间一条道路。也许，多条实践道路的互通，女性在日常生活空间更多优势的特点，有助于策略性地展开女性自我解放。在社会实践遭遇中产生反思，和由这些反思展开的文学想象，便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丰富多彩的内涵。某种意义上，反思现代化所带来的人的状态改变，思考男人和女人现实权力构成、处境及未来关系，关注人类在现代生存中的生命质量和生活价值，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诗学课题。

《人到中年》以“中年”陷入生命危机、反思生命生活历程的形式，用文学的象征手法，提出了当代中国女性于竞争激烈的现代化过程，需要自我解放、重新看待日常生活意义和重构日常生活方式等诸多复杂深长的母题。任一鸣曾说：“陆文婷在奉献和隐忍中表现出她对自己未能很好地做一个贤妻良母而痛苦、内疚，流露出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困惑与认同，但是，陆文婷的形象无论从‘人’的角度还是‘女性’的角度，均体现了主体价值。”[27]                                                                     

乔以钢指出，“新时期女作家力求走出‘启蒙话语'的覆盖，向日常生活经验还原”[28]。事实上，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不只是向日常生活经验还原，而且同步开始了日常生活的价值启蒙。日常生活的启蒙，首先是美的启蒙。张洁《森林里来的孩子》、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王安忆《雨，沙沙》都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唯美价值启蒙作品。她们开辟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日常生活唯美的思想源头。这些作品呈现出另一种现代性，即反思现代化的现代性，追求日常生活品位的现代性，具有关爱生命、以人为本的人道情怀。而对这一思想不断地表述和开掘，就会不断产生女性日常生活话语。

基于关爱生命、以人为本的人道情怀，当代中国女性写作在日常生活话语的生产过程，把性别问题纳入日常生活思考领域，表达了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男性处境的深度关切。如张洁《无字》、王安忆《小鲍庄》和《叔叔的故事》、项小米《英雄无语》，无不是令人叹息的对男性命运的反思力作。他们由于日常生活的丧失而失去生命价值定位，对待自己和女人都残酷无情。这些小说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作品，深刻呈现了当代中国性别问题与西方性别问题的差异，用作家张洁的话来说是“性沟”。

“性沟”的提出，正是性别经验差异意识的觉醒和启蒙。李小江也注意到女性写作对于中国男性经验的表达。她借用“性沟”一词对男女性别经验的差异进行了历史文化的追溯。在《性沟》[29]一书中，李小江从生理性到社会性的差异入手，分析了文明社会相对于人的社会性，对人性的自然性、生物性方面的长期忽视，从而导致两性间“性沟”的存在。她认为，所谓的“妇女解放”却让妇女一方面背负着人类自身生产这个不可推卸的义务，另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又失去了历史的母性的庇护，在“男女平等”的表象下划开了一道令人尴尬的“性沟”。李小江的分析批评了中国式妇女解放实践的偏颇，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反思。反思的重点正是对于性别经验差异意义的认识。而日常生活话语体系的形成，也将是“性沟”交流对话的语言桥梁——平等的对话交流，不是要求一致，而是尊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