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一九二三年农历五月初三日，今年一百岁整，母亲享寿八十，于二零零三年辞世，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可虽然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光冲刷，但留下的点滴片段仍然难以忘怀。      

        母亲不尊守当时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就读并毕业于衡阳女子学校，成为当时有文化的时代女性，也是家里的侨侨者。一九三九年，奉父母之命，十六岁的母亲与当时在部队抗日的我父亲结婚，并随军衡阳，先后生两男，由于日本人施放毒气，两男先后夭折于痢疾和霍乱。日本进攻衡阳前夕，按部队要求，母亲被送回家乡洋泉，一九四五又生下我姐，一九四六年，由于日本人投降之后又发生国内战争，父亲随部队又投入到辽沈战役，参加了国民党的沈阳保卫战      

         一九四九年前夕，母亲把我姐托给家人照管，投身于教育行业，教书育人。后又加入土改工作队，参加了土改工作，白天教小孩，晚上教大人，识字班，扫盲班，开会，搞宣传，刷标语，忙得不亦乐乎，而当时的报酬是每月三箩谷。从我懂事时起，就知道母亲是在洋泉，洋洲等小学任教，总是来去匆匆。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首先是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百花其放”，运动中的母亲在工作上，能力上找不到毛病，但在政治上就不行了，出生于地主家庭，（因外公被划为地主成份）丈夫又是反革命，（父亲在四七年的辽沈战役中被迫投诚，但拒不接受部队解放团安排的任何工作，坚持解甲归田，属顽固派，五二年被部队遣送回家，划为现行反革命，管制劳动改造）所以母亲属于“当然”的右派份子，一九五九年，被通知到常宁县南门苍岭参加集体劳动改造，历时三年。              

       一九六二年，完成了劳动改造的母亲，沒能回到学校上课，而是回到了已经下放到农村的家里，洋泉村第五生产队，由于父亲不善农事，只能做生产队里的苦活，累活，如：挑大粪，打石灰，拖梯，割牛吃草等一般社员不去干的活。而且又只有和妇女一样多的工分，每天六分，（正常劳动力每天十分）（但也有一件是很多社员羡慕的，就是不用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又加上我们姐弟五人，都未成年，不能挣得工分，（但劳动量还是有的，只是工分少得可怜）又属于田少人多的生产队，（平均四，五分田一人）每年能分得的口粮每人总在两百六七十斤谷左右，折米一百八十斤左右，其中还包括杂粮折谷，如：一斤黄豆折两斤谷，一斤红薯折三两米，平均每人每天能吃进口里的粮食不超过半斤，虽然我们还不能干重的体力活，但饭量并不小，肉食，油水更是少得可怜，所以总是一个饿字不离口，好象身体本身就是个饿字，每月生产队领回的口粮不超过二十天就吃完了，剩下的日子就靠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越差越远，越欠越多，总是田里还是青禾，没到成熟的时候，可能分到的口粮已经吃完了，真正的寅吃卯粮，红薯还没成活，就肦着红薯能填饱肚子，事实上也只有红薯丰收了才能吃饱。记得在挖红薯的时候，生产队会计还开玩笑说：明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吃薯不加限制，今天多挖点。

        在此期间，母亲的主要任务就是借米，做饭。东家 借一升，西家借一筒，（半升）上月借来，下月还去，有时借东家还西家，因当时大多数家庭都不夠吃，能有余粮借出来的人家并不多，（除了干部）只是各队和居民户所发口粮的时间不同，所以借时要约定什么时侯还，有时实在还不上，就只有借东家还西家，我总是记得我们家吃的都是借的，生产队分的口粮都是用来还的。有时实在借不到，就煮一锅青菜或者罗卜，或者野菜，有时连野菜也没有，就关门睡觉。睡一天两天的，有很多次。饿一歺两歺的就更多，每到这时母亲只好又向人去说好话，低声下气的求人，不知道受了多少白眼，跑了多少寃枉路，也不知道母亲当时是如何忍受过来的。但有时也有个别邻居主动送来米面油的，我还记得一两个。

        母亲的借贷经历长达数年，从街头借到街尾，从亲戚到朋友，从市井到乡下，从隔壁到数十里，借了还，还了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借米登记的小课本，密密麻麻的几本，但从没出过差错，也没有漏还过。

          一九七八年，母亲被摘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工作，还补发了工资，但已是垂暮之年，青春不再，工作了一年左右就退休了。

        母亲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总能保持乐观的态度，哪怕是在借贷无门的时候，回家后还要吟诵诗词歌赋，甚至哼几句京剧，真正的苦中作乐。母亲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生活追求极至，切菜讲究刀法，烹调讲究色，香，味，几样小菜，在缺油少盐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可口，连野菜野草也要精心烹调。退休后，和父亲两人一起生活，由于烹调有方，孙儿孙女，总是喜欢抢着吃，自己经常连饭都吃不饱。

       母亲还是一个多面手，砌砖垒灶，酿酒熬糖，诗词歌赋，裁剪缝纫，描龙绣凤，针线女红，剪纸扎花，佈置喜庆会场等。并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的活动。

        退休后的母亲，仍然是节衣缩食，但买东西时总是把零数凑成整数给人家，并说人家生活都不容易，少于五毛算五毛，少于一块算一块。人家有困难，尽量相帮，或借钱借物，明知人家没得还，可只要身上有，钱三五百的借给，并不追讨，并说：人家有钱就会还你，人家没钱讨也没有，还让人家不好意思。也不记账，任其自然。

        母亲还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改革开放后，又由臭老九成为了人民教师，并领到了政府发放的“国家干部退休证”。：赢得多数人的羡慕和尊重，其中包括曾经的髙高在上，由横眉冷对变成了滿面春风，母亲也从没表现过厌恶或仇视，还总是和我们说：“

他，她们，没有什么文化，道理懂得不多，我们之间本身就没有仇怨，没有敌对，而是政治手段而已，我们担当了能团结大多数人的反面教材”，也算是为国家政权的稳固作出的贡献。

        母亲逝世已经二十年了，自己也已经进入了老年，可是在母亲面前，总还以为是个孩子，虽然觉得经历了很多，但和母亲比起来，还差得很远，无论在哪个方面，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尽的伤怀，也可能就是人家常说的：笔墨写不尽的情感衷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