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郝国勋先生

             文/刘林海

   一个女性被人称为先生，不是在某方面造诣深，就是在某领域贡献非凡。我的姥姥郝国勋生前常常被人称为先生，后来我就在对姥姥的追思中，咀嚼先生用之于女性时的深意。

     姥姥生于晚清，长于民国。有关姥姥早年的辉煌，我是在长辈们断断续续的言谈和一些家族遗迹的接触中，才理出一个大概的头绪。

    姥姥的娘家原来也是礼泉县城的大户人家。姥姥的父亲是个贡生，因为没有谋下功名，膝下又无男丁，就把自己的学识一股脑地传给了姥姥。又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为姥姥缠脚。姥姥就成为偌大一个县城中绝无仅有的天足女子。

    姥姥学下文化，思想就解放。长大之后，丝毫不以别人视为羞耻的大脚而自卑，反倒引以为豪。更有出格者，情窦初开之时，姥姥竟自己选定意中人，与世交家一个在省城读书的进步青年、也就是我后来的姥爷一见倾心，立言非其不嫁。两个书香门第后来就结为秦晋。

     民国十四年，新政府大兴西式教育，礼泉县在男女平等的口号声中办起了一所划时代的女子学校。此时，十九岁的姥姥才女之名已是远扬，县政府就聘任姥姥做了女校唯一的女性教员。姥姥思想超前，又得益于性别优势，与一帮多为解放脚的女学员们名为师生，情同姐妹，教学相长。一时在县城传为佳话。后因战乱，女校停办，不得已时姥姥回了婆家。但这一经历却让姥姥实实在在成了礼泉县有史以来的首位女先生。

    姥爷的家在县城北边七十多里的南坊镇，一个说不上穷山恶水，但却实在与富庶搭不上边的贫瘠之地。姥姥既已没了光鲜的教员营生，自然就得甘做僻壤的农妇。谁知厄运却接踵连环而来。民国十七年，姥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姥爷被土匪绑了票，一家人竟靠着新进门的媳妇、也就是我的姥姥张罗着卖田凑足一千大洋，赎出了人质。一夜之间，一个大户人家的生活就倒糟了。民国十八年，关中发生了赤地千里的年馑，灾荒之后，又是兵匪混战。我的姥爷不幸在一次兵祸中被乱兵砍伤，侥幸捡回一条性命后，却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全压在姥姥肩上。

    让乡里老少爷们吃惊的是，姥姥一个女流，在没有帮手的情况下，以一己之力把家里仅剩的二十亩荒地开垦一遍，种上糜子，勤耕细作，竟创出平均亩产超过一石的奇迹，比当时平均良田只产六斗的水平足足超出四成。南坊镇远近传为奇谈。人都说陈家娶回的大脚女人成了精，把庄稼汉羞得恨不得钻了地缝。

     姥姥三十多岁的时候，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年姥爷有个来自河北的朋友串门，其间与姥姥聊天，说他在山东见过一种果树叫苹果，果子吃起来真是香甜。姥姥早年从其贡生父亲那里听闻过西洋有异果谓之频婆果，食之延年益寿。这回听外乡朋友对苹果的外形、个头、口感比划陈述后，断定就是父亲当年讲过的西洋果。姥姥突然异想天开，要托外乡朋友帮着贩些树苗栽在自家地里。姥爷以为姥姥神经出了问题，说怎么可能把自家的命根子土地拿着去瞎胡闹，问谁见过苹果？那玩意儿能换来粮食么？但姥姥却像是中了魔法一样坚持起来。姥爷多年来已经养成了对姥姥百依百顺的习惯，也就听之任之。那外乡朋友后来就真的用了三个月时间为姥姥贩回了本地人别说见过，就是听也没听过的苹果树苗子。

      姥姥把自家的土地种上了苹果树，把一个闭塞的地方搅翻了天。大多数的人耻笑陈家女人祸害土地，要遭天谴。陈家族人更是怪怨姥姥触怒了土地爷，担心给家族带来噩运。但面对八方质疑，姥姥却一笑置之。当年谁能料到，姥姥的举动竟是开创了礼泉乃至陕西地区苹果种植的先河。解放后，西北农学院著名的园林教授孙华看见姥姥已是成熟的果园后，竟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欣喜若狂。姥姥的果园就成了西农的教学基地。几十年后，礼泉县成为全国著名的苹果产区，吃水不忘挖井人，姥姥遂被地方史志冠以“苹果之母”的美誉。

      我对姥姥的认知是从记事时开始的。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都在外边工作，家里又缺口粮，父母就把我托付给姥姥照管。我人生中最早的记忆，是坐在姥姥的怀里，姥姥拿了一本像是画册的书咿咿呀呀地边念边给我比划。稍长大一些，我就常跟着姥姥在小果园里玩。彼时，姥姥早先培植的大果园已经被生产队充公，只有院门前小半亩地里还留着七八棵果树。记得姥姥日常随身不离的工具有两件，一是月牙形的果树剪子，一是长柄短刃的果树嫁接刀。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对苹果品种和生长习性有所了解，十岁时就跟姥姥学会了果树嫁接，还曾成功地在一棵苹果树上嫁接活了梨树。

     姥姥在地里忙活完毕时，会坐在窑洞里的土柜旁，用毛笔写一会儿字。长大后，我才听人说姥姥当年的蝇头小楷是书法中的一绝。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学写大字。姥姥听说后，给我写了一幅大字帖。我把那字帖拿到学校时，老师惊问我字帖是谁写的，我说是姥姥写的。老师嘴里咂咂个不停，说要是姥姥能多写一些，就可以让班上别的同学都照着描画。

     姥姥很会做饭，每到年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姥姥都会在餐桌上摆上好多新奇的菜。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吃过两种极香的菜，一曰“如意卷”，一曰“桥见鹅孔”。前者是用猪皮做的，后者是用红薯和肉末做的。多年以后，我在商业系统搞饮食服务工作，跟不少大名鼎鼎的厨师聊起当年姥姥做过的菜，大厨们竟是一脸茫然。那个所谓的“桥见鹅孔”四个字到底咋写，我不得而知。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明白姥姥的厨艺是跟谁学的。

     我七岁那年，正值史无前例的年代。姥爷因为年轻时参加过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后来又加入过国民党，历史问题说不清、道不明，就被镇上的红卫兵批斗殴打，及至活活折磨至死。陷入悲痛的姥姥其后也在自己的家里难以安身，就开启了在儿女家里轮番度日的模式。但我印象中，相当多的时间好像还是在我家。这也难怪，因为我母亲是姥姥的大女儿。

     姥姥在我家住的时候，一般都是我陪着姥姥。每每我晚上起夜时，就看见姥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姥姥常看的书是《东周列国志》、《三国志》、《果树作物手册》，还有一本翻得很毛糙的《验方秘方》。偶尔我有睡不着的时候，姥姥会给我讲书。“二桃杀三士”、“伍子胥一夜白了头”等多个故事，就是姥姥讲给我的。

     姥姥会作务果树的本事，在我家方圆几个村子也是人尽皆知。记得某次一个邻村的老头慕名来我家，跟姥姥说他家种的几棵核桃树全是公树，一个核桃都不结，想让姥姥找出症结。姥姥笑着说核桃树没有公母，肯定是作务上出了问题。热心的姥姥就带上我去了那老头家。看了看那几棵树，姥姥说是肥力太旺，让主人家把菜刀拿来。姥姥看似胡乱地用菜刀在几棵树干上分别划拉了几道后，说等来年再看。第二年那老头又来了，只是手里多了小半篮核桃，说是感谢姥姥的。

      姥姥还会用纸做花，做出的假花几能乱真。姥姥既能做牡丹花，也能做月季花。姥姥做小叶菊花时，把那白纸在毛衣织针上搓成半绽开的小条，浸上红染料，围着花蕊状的小纸条密密麻麻地呈放射状粘在一张硬纸板剪成的底盘上，那千百片花瓣组成的菊花就鲜艳欲滴。后来我看到纸活店里糊制的粗糙纸花时，心里就不由得与姥姥的作品比对，只觉得哑然失笑。

     古稀之年后，姥姥的灵感突然像火山爆发一样，在香包制作上，把自己的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端午节佩戴香包是家乡的习俗，只不过那香包仅是用红布头包上些雄黄挂在胸前，寓意扶正祛邪。姥姥却借助这一概念，把香包的外形构思设计，精缝细作，在反复改进的基础上，竟开发出几十种以鸟兽花木为基本形象的工艺香包。其中十二生肖应有尽有，寿桃、柿子、南瓜、花篮等各种吉祥品更是不一而足，尤以惟妙惟肖的蝈蝈令人叹为观止。姥姥的工艺香包后来自然就成了商品。我那时已经长大，常陪着姥姥去集市上售卖那些夺人眼目的尤物。姥姥一时间又成了我们家族中最能挣钱的人。当然我的零花钱也多了源头。

     改革开放后，姥姥把制作香包的手艺传给更多的乡亲们，香包制作俨然成了一方百姓致富的手段，姥姥也就成了致富带头人。某一年省城还来了记者，对姥姥做了专题采访，姥姥又成了家喻户晓的工艺美术大师。礼泉香包也一度成了礼泉县一张特殊的名片。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姥姥高兴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父亲母亲。我入学之前，姥姥把跟随她大半辈子的皮箱送给了我。那皮箱内里是木胎，外面裹着厚实的牛皮。姥姥说那是她当年在女校教书的时候，县政府给她的聘礼。我心里就明白，这只箱子承装着姥姥一生中最为辉煌的荣誉。而在姥姥众多的后辈中，姥姥唯独把这只箱子传给了我，足见姥姥对我的看重与偏爱。后来我就把这只箱子一直带在身边。几十年来，已搬过无数次家，扔过的家具不计其数，但唯有这只已有百年历史的老皮箱，仍是被我视作最贵重的家当，供奉在柜子顶上。

     晚年的姥姥有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北京天安门前看一看。八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没有旅行的概念，出行也远不像今天这样方便和随意，姥姥时常感叹这是她人生中难以实现的遗憾。一九八五年，我在人民大学进修时，终于帮着姥姥实现了梦想。那年月长寿的老人还不多，八十岁的姥姥在舅家那个村子已是最高寿的老人，耄耋之年进京畅游，又成了家乡一个不小的新闻。

      姥姥一辈子都很坚强，我唯一见过她流眼泪的一回，是在她辞世前半年的一天。那天她擦着泪跟我说，她刚听了收音机里一首歌，忍不住哭了。姥姥把歌中几句听得清的歌词讲给我，我说那是台湾歌手林淑蓉演唱的《我怎么哭了》。姥姥就让我把那歌词给她写下来。我因为对那首歌并不太熟悉，就答应回城里后把歌词寻着抄给她。半个月后我再回家时，姥姥的床头已放了一张抄着那完整歌词的信笺，只是已揉搓得皱皱巴巴。我的妹妹说那是姥姥让她寻来抄下的，且还常央她念着听。妹妹说姥姥听她念歌时会常流泪。姥姥去世后，我就后悔当时没把自己的录音机拎回家，让姥姥随时在音乐声中去抚平自己的思绪。直到姥姥离世后，我才似乎理解了那首歌对于姥姥的含意：

虽然我知道在离别的时候不免儿女情长

到今天才知道说一声再见需要多么坚强

我想要忍住眼泪 却不能忍住悲伤

在不知不觉中 泪已成行

    姥姥八十二岁那年辞世。关于她的高寿还有一个故事。我八岁时，就知道姥姥将来能活八十二岁。缘由是我的姥爷曾给姥姥测过字，姥姥写了一个“半”字，姥爷端详了一番，说这是八与二以一贯之，寓意姥姥可活八十二岁。谁料半个世纪之后，竟真的应验。

    姥姥离开人世已经三十五年，她手持树剪立在果树旁凝目思索的形象，像一幅雕塑一样，一直矗立在我的脑海中。我常想，是什么魔力造就了姥姥一生的不凡？她早年教书育人、执笔著文，固然得力于贡生父亲的传承，可她后来搞园林，做工艺，魄力和技艺又是从何而来？如果要给姥姥一个合适的定位，教育家、书法家、园艺家、工艺美术家，又甚或厨师、农活把式，都不为过。可以肯定的说，在我们的大家族中，尽管有不少能人，但姥姥却绝对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天花板级人物。于家乡县城而言，姥姥是一个传说；于我的家族而言，姥姥是一个灵魂；于我本人而言，姥姥是心目中的绝世先生。套用伟人的话来评价姥姥：一个人有点辉煌并不难，难的是面面辉煌，从不平庸。姥姥就是这么一个难于置信，但却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人物。

二零二三年五月八日  星期一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