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缘何要砍向同胞
憨子（刘彦强）
引子
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因《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成名，然随着她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其困惑也越来越深，对自己的民族越来越失望，乃至最后竟以自杀结束生命。自杀前她与身边亲友说：
“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还有自己的同胞。”
想拿大刀砍向自己的同胞？张纯如是不是疯了？
一个极其热爱自己的同胞，为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真像而呼号呐喊的爱国者，却因为对自己的同胞失望而自杀，这事情本来就让人震惊，而她所说的“失望”原因更令人震惊：同胞有“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的“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
张纯如没有疯，她清醒得很！
张纯如的大刀不是要向同胞的头上砍去，而是要砍向同胞中普遍存在的世界罕见的“极其恶歹的心理”！
这个“极其恶歹的心理”是什么？张纯如明知而不忍说。
张纯如不忍说，我却不能不说。如果不说，我会如鲠在喉最后被噎死、掐死。
我清楚的知道，说出去之后，我一定会遭到很多同胞们的非议，会摇头说我这是自曝家丑。但我觉得，既有家丑，就该让家人认识。如果家人不识家丑，让家丑继续“作践自己的同类”，那终将使我们的大家庭“在沉默中灭亡”。
一、中国历史的怪圈
还是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就听老师讲鸦片战争，讲火烧圆明园，并因此而极为憎恨“洋鬼子”。但当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泱泱大国，竟然让那么一点洋鬼子逞凶逞狂，如入无人之境？
再后来上历史课，听老师讲蒙古人灭宋，忽必烈屠杀了1800万中国人，中国北方的汉族平民几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上。我想，当时的蒙古人究竟有多少，竟然灭掉了我拥有9千多万人的大宋帝国，还能屠杀那么多国人？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我想，当时满族人满打满算，也就不足百万人吧，怎么一入山海关就能像摧枯拉朽一样的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消灭大明王朝？屠杀那么多国人？
后来年岁渐长，不知不觉间也读了一些史料和文章，尤其是我们历代统治者反复传授教育，让人们必须奉之如圭臬的孔孟儒学，逐渐的就发现了一个反复重复的历史怪圈：在我国的历史上，创建新王朝的，尤其是创造著名盛世王朝的开国君臣，没有一个是信奉儒学的，相反都是“犯上作乱”，应该“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而在他们掌权之后，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子孙却都提倡儒学，依儒学治国，结果祖宗的基业就都衰败了。反儒、兴盛、尊儒、败亡；再反儒，再兴盛，再尊儒，再衰败，不断恶性循环，就成了中国历史的怪圈。而且，更为奇特的，越是亡国之君，越是提倡儒学，越是爱封圣，以至于孔夫子的头衔长的无法记忆。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结论：是儒学贻害中国两千多年！
二、连妓女也不如的儒学士人
按照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为臣纲”，“忠”就是忠于君主，忠于皇室，是对君主忠诚不二。《忠经》上说：“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人乎，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也”。
看看，民众呢，尤其是下层的草根民众呢，董仲舒根本就没有一字提到。想一想，知道汉武帝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吧？知道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什么都极力提倡儒学了吧？
更可悲的是，程朱理学兴起之后，儒学之“忠”更成为传统社会的最高道德，其提倡“忠君”是不遗余力的。至于民众，都不过是皇帝官员们的奴才而已。
按照儒学典籍，国家从来不是民众和民族的国家，而是皇帝一家一姓的国家。老百姓，还有各级官吏都必须忠于皇帝，服从皇帝。“君为臣纲”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儒学传统教育的结果是，臣民心中都没有国家民族概念，更没有人民观念，有的只是“忠君报国”思想——国是皇帝之国，报国就是效忠皇帝。按照儒学教义，在臣民心中必然会无形中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这个国家既然是皇帝的国家，它的兴亡关我屁事！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凭什么要操心国家的兴衰？
实际上，臣子可以背叛君主也即国家的观念在早期儒学典籍中说得清清楚楚。儒学的“圣经”《论语·八佾》篇中就记载着孔子的原话：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儒学的亚圣孟子把话说得更明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按照儒学祖宗的这一理论，如果君主对臣子不好，或者臣子认为君主对自己不好，他就可以也应该背叛君主，实质上也就是叛国。这种叛国理论就是所谓“良臣择主而栖”的理论依据，至于民族大义，祖国人民，根本不在儒学考虑之列。
看看那些曾经被时人称为儒学正宗的儒学大师，对人们讲的都是儒学君君臣臣的那一套，但骨子里又有几个认同一定要效忠皇帝是“臣子大节”的。汉武帝独尊儒术，造成后世公认的“亡秦之失”，好端端的西汉王朝最后竟让当时公认的大儒王莽篡夺。五代时期天下归宗的大儒冯道，一生专事叛卖主子“弃旧迎新”，居然成为五朝元老。在异族契丹军队还没有打来的时候，就准备第六次迎接新的主子，哪怕契丹人是儒学所说的“非我族类”？明末天下归宗的大儒洪承畴，其“为臣死节”的一套理论无人不服，率兵征战后金（满人）兵败被俘，崇祯皇帝认为他必然为自己死节，为此给他开追悼会，要臣子们向他学习。崇祯万万想不到的，这个儒学宗师成了他的叛臣！
类似于这三位的儒学宗师者代代众多，每当王朝灭亡的时候，这些儒学宗师没有一个人能够挽狂澜，兴王室，相反却大多做了自己王朝的叛臣。最为典型的是满清一入关内，那些儒学教育熏陶出来的各级官吏、学士，包括所谓“儒学正宗”的复社文人、东林党人无不匍匐在“满达子”的铁蹄之下，并成为“满达子”消灭其前主人大明王朝的马前卒。有一出戏名叫《桃花扇》，演的是复社名士侯方域剃发留辫，入仕满清成为汉奸，他找到当年的情人金陵名妓李香君后，李香君愤而以死明志和其断交，侯方域羞愧离去。
戏剧《桃花扇》明确不过的告诉我们，那些以道统自居，张口闭口忠君爱国的儒学文人，其实连妓女都不如！
如果说这些都是古人，那么我们看看现代抗日战争中投降的汉奸吧。
汪精卫等蒋系之外的汉奸就不说了，就看看国民党的正规军吧，根据统计，正规军投敌50万，中央委员22人，还有五十多位将军。其中不少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包括黄埔一期的刘明夏（十四军第九十四师师长）、黄子琪（国民党补充旅旅长）、谢文达，黄埔二期刘启雄、张海帆、陈孝强，黄埔三期方先觉（国民党第10军中将军长）、金亦吾（国民党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等。
众所周知，蒋介石最提倡尊孔读经，强调的黄埔精神核心就是忠义。然而他的这些门徒，居然成了叛卖国家、民族，也包括蒋校长蒋总统自己，何有忠义可言？
三、叛卖民族的世袭罔替“衍圣公”
更为令人不齿的是孔圣人的嫡传世袭罔替的后人们。孟子曾经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意思是说孔子是圣人中能适应时势发展的人，这句话后来演变为成语“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历代为叛臣辩护的口头禅。孔子如何在春秋时期的各国行走，摇尾乞怜的想谋个官做，根本不顾其母国的利益，这在《史记》、《左传》甚至《论语》等史籍中都写的明明白白，我就不说了，但他的嫡传后人们学习他做“圣之时者”，却因为种种“为尊者讳”的原因少有人说，我就不得不多啰嗦几句。
当女真人的金国进入山东的时候，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孙孔端操未加任何抵抗就主动投降金军，被册封为“衍圣公”主持曲阜孔庙祭祀；
一百年后，大宋帝国还有半壁江山，金人还在做殊死抵抗的时候，蒙古人的元军占领山东曲阜，孔子第五十二代嫡孙世袭“衍圣公”孔之全又背叛金国投降元军，后来还跟随蒙古军队与南宋交战，并为蒙古人战死。
满清入关又是更惨烈的大屠杀，面对这样的地狱一般巨大的惨变，1644年，满清顺治刚刚在北京城里面举行完登基大典，明王朝还有半壁江山的时候，被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册封为“衍圣公”已有十几年的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胤植便立即在第二天给顺治皇帝上书《初进表文》称臣, 谀颂满清君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等，其对异族入侵者和杀人屠夫们的赞美可谓是肉麻至极恬不知耻！第二年（1645）六月，满清朝廷颁布剃发令，下令在全国剃发，激起了广大汉人平民的强烈反抗，而那位主动上表当奴才的孔子后人衍圣公孔胤植却于该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主动地命令孔府所属“内外人役”（仆人杂役）与其一起“俱各剃头讫”（全都剃头了）。
1937年，已经占领我国东北六年的日军大举向华北增兵准备进攻北平占领华北之时，孔子第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先生”就审时度势向日本人献媚，大肆鼓吹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写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日本开展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当时的国家最高领袖（君）蒋介石总统发表“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讲话妇孺皆知，但半年之后的1938年2月8日，孔府代理“奉祀官”、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孔令煜宴请日寇某驻济宁的“联队长官”，“大队长”， “副官”等一干头目到孔府吃饭喝酒，谈天说地，并笑盈盈的合影留念，现在照片仍然在《孔府档案》8914卷里面珍藏。
1942年，汪伪政权进行“纪念孔子大会”，毫无廉耻的孔令煜在会上发表广播演说，表示要以“孔丘之学，孔家之教”助力于“大东亚圣战”，以“复兴各方文化”，“完成大东亚圣战”，洗涤“共产邪说”，抵御“共产阴谋”。这场疯狂表演的节目录音在所有日本占领区里被不断反复的进行循环式的广播。
这就是像儒教先祖孔丘孔圣人的后代，被国人像神一样供奉为儒学正宗的“衍圣公”们！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民族观念，更没有人民观念！有的是：既然天下者皇帝之天下，那么谁来当皇帝我都是“臣子”，只要能对我好，给我官做给我权势我就追随他。说白了，“有奶便是娘”。
这些衍圣公的行为，体现的就是儒学“忠义”的实质。
四、大刀也需要向“奸民”的头上砍去
与儒学培养奸臣、叛臣相对应，儒学也培养了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奸民”。
看看当年发动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的英法侵略者记载下的大清子民。
在当时的侵华战争过程中，不仅没有我们的教科书、电视剧中所谓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的行为，反而出现很多中国民众帮助侵略者的故事。
一位英国士兵这样回忆：当英国舰队到达闽江口的时候，中国当地百姓不仅没有任何敌意，反而充满了好奇，甚至是对他们的好感：“……那里的村民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充满了好奇，我们交谈得也很愉快。”
当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天津的居民一开始很害怕，后发现我们友善地对待他们，就胆子大了，给我们送来大量的食物，有上好的七八十磅重的肥羊、肥牛、苹果、梨、葡萄、桃子，还有奢侈品——大冰块”。
英法联军陆上行动，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员，而两国派遣来华的只是军人。他们以为让中国百姓帮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没想到中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乐意充当苦力，并听从他们的派遣。所到之处，当地老百姓都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村民都很客气，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找各种东西”，“水、椅子还有碗都是村民给的”。英法联军行动时，往往都有一两千甚至几千中国苦力为他们运送各种战备物质。英军士兵回忆：“自从我们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有了当地人的帮助才能开展行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所需的食物，并且一直跟随我们到战场上，帮我们运送军需品。”（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刘彦强，笔名憨子，陕西咸阳人，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近四十年，为全国知名政治教师，《世界文学》优秀签约作家，曾在各类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180余篇，主编出版《青少年心理行为咨询》丛书、《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指导》丛书、《学习心理学》、《坡刘村志》、《草根憨语》等书，并主编或参编多种教辅读物，有杂谈散文以及诗词散见于多种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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