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十)
郝怀明
10、李有才面世,代表作诞生
1943年9月,华北《新华日报》决定把以前埋藏的印刷机器和因灾荒疏散的人员收拢起来,把原属《新华日报》馆的新华书店分离出去,以减轻报社兼印书籍的负担。新华书店还准备办一个名叫《新大众》的刊物,让赵树理去当编辑。赵树理欣然同意。《新大众》最初是一个综合性的小32开本的杂志,正式创刊于1945年6月,1947年12月停刊,1948年11月改为《新大众报》,每周出一张。从《新大众》杂志创刊到《新大众报》出版,赵树理一直担任编辑,直到全国解放。
就在《小二黑结婚》出版不久,太行山地区开展了第三次减租减息运动。赵树理来到后柴村,调查研究减租减息的进展情况和问题。
这个村子较大,有两户地主,一家姓孙,一家姓阎,孙家霸滩,阎家霸山,这一带叫阎家山。赵树理住在一个叫李家园的小山村,房东叫李有才,1937年入党,也就二十五、六岁,尚未娶妻。他是个很乐观的人,爱讲笑话,编顺口溜,闲时就给赵树理说上一段,顺便讲上一段故事。他的顺口溜都是根据当地生活中发生的事现编的,很有现实性。赵树理老家也有这样的人,对这类人很熟悉。
赵树理在这个村住了一个月左右,了解了不少情况,从其它村子也搜集到不少材料。
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地方干部中不少同志,尤其是来自城市的小青年,他们空有热情而没有工作经验,既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又不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光知道不着边际地讲些什么重要意义,空洞无物,农民很不爱听。在落实政策时,或操之过急,或简单生硬,工作做得不好。
通过调查研究,他还了解到,有些村子,政权仍然控制在反动地主手中。像岳冬至村里的那个恶霸流氓村长,其实就是他父亲的傀儡,他父亲原来就是村里的统治者,他的所作所为,同他父亲过去的行径毫无二致。正是这帮人控制着村政权,利用青年干部不谙世事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欺上瞒下,使一些地方年年减租减息,但始终没有什么效果。
赵树理回到涉县,编辑部要求每人写一个通俗故事,他就想写个“阎家山的故事”,把他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农民跟地主豪绅斗争的事迹加以提炼,用一个“板人”的活动作为线索串起来,一气呵成,3万余字,这便是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写于1943年10月。这年9月,曹星火创作歌曲《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核心是歌颂党“他坚持抗战六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话,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赵树理感同身受,《李有才板话》的中心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四个字:民生、民主,实质和核心是人的自由及各种民主权利。如果说《小二黑结婚》写的是农村中的恋爱故事,笔锋却是对着封建势力的话,那么,到《李有才板话》,着重点就转到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正面斗争上来了。在这里,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理念比在《小二黑结婚》中得到了更加丰沛、更加畅达的展现。自然,问题的解决还是得靠老杨同志的到来,作者还是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受历史条件所限,亦由中国文化传统所决定,作者只能作出如此选择。
《李有才板话》于12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标为“大众文艺小丛书”之三,次年3月再版,以后多次重版、翻印。
《李有才板话》是一部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被周扬赞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作品所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农村中农民与地主的斗争以及农村面貌和农民面貌的深刻变化。那时,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一方面,党要帮助农民改善生活条件,以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地主阶级还 可能参加抗日,又要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这样,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人民政权的支持下,权利意识正在觉醒起来,迫切要求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满足自己的民生、民主的正当要求,与地主阶级展开了斗争;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则利用自己的土地占有权,以及千百年来的统治权术,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这场斗争是尖锐激烈而又微妙复杂的。《李有才板话》就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了它的情节。作品围绕着改选村政权和减租减息两件事,正面描写了抗日根据地一个叫做阎家山的农村中农民对恶霸地主的斗争和胜利。
在古老落后、封建势力盘踞的阎家山,村西头是高大的砖楼房,村东头是低低的破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单从住房上就可看出地主阎恒元和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了。阎恒元是阎家山是传统的统治者,独霸大权,一手遮天,逼压农民,他的权力和威势笼罩着整个阎家山。抗战以前,他独揽大权: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
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抗战开始以后,这里成了抗日根据地,他为形势所迫,退居幕后,指使他的侄儿阎喜富乘机出来抢了个村长,把村政权仍旧操纵在自己手中。三天两头的派款、派差,谁要不服,谁就遭殃。说事情请村公所人吃烙饼的古旧陈规别处早已废止了,这儿却还盛行着。阎喜富“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屁大点事弄到公所,也是桌面上吃饭,袖筒里过钱,钱淹不住心,说捆就捆,说打就打,说教谁倾家败产谁就没法治。逼得人家破了产,老恒元管‘贱钱二百’,买房买地。”就这样,阎恒元除吃了无数黑钱不算,近十年来仅村里人押给他的地就有84亩之多。
阎恒元是抗日民主政权初建时期老奸巨滑的恶霸地主的典型形象。这个不法地主,表面上装着“开明”、“守法”,拥护政府,暗地里则充分利用民主政权初建时期农民思想上的弱点和青年干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缺点,篡夺政权,破坏法令,抵制贯彻党的政策:政府要撤阎喜富的职,重新改选村政权,他就在暗里使坏,威逼着选刘广聚,“侄儿下来干儿上”;政府要他减租减息,他就暗暗以夺地要挟佃户们,并假造表报,蒙蔽上级;政府要选代表清丈土地,实行合理负担,他就搞阴谋施诡计,使土地无法丈清。请看这段精彩的描写:
老恒元道:“马凤鸣好对付:他们做过生意的人最爱占便宜,叫他占上些便宜他就不说什么了。我觉得最难对付的是每二十户选的那一个代表,人数既多,意见又不一致。”家祥道:“我看不选代表也行。”恒元道:“不妥!章工作员那小子腿勤,到丈地时候他要来了怎么办?我看代表还是要,不过可以由村长指派,派那些最穷、最爱打小算盘的人,像老槐树底老秦那些人。”家祥道:“这我就不懂了,越是穷人越出不起负担,越要细丈别人的地……”恒元道:“你们年青人自然想不通:咱们丈地时候,先尽那最零碎的地方丈起——比方咱‘椒窐’地,一亩就有七八块,算得时候你执算盘,慢慢细算。这么着丈量,一个椒窐不上十五亩地就得丈两天。他们那些爱打小算盘的穷户,那里误得起闲工?跟着咱们丈过两三天,自然就都走开了。等把他们熬败了,一方面说他们不积极不热心,一方面还不是由咱自己丈吗?只要做个样子,说多少是多少,谁知道?”
阎恒元就是这样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他有一整套统治农民的权术,压榨农民的手段,他摸透了农民身上的弱点,善于因人而异,软硬兼施,或拉或打,逼你就范。对老秦那样胆小怕事的人,他一方面给他点小恩小惠,一方面又威压他。对马凤鸣,因为他做过生意,见过世面,胆子大,敢说话,在改选村长的会上第一个向喜富开炮,就收买他。阎恒元看中了他这个小商贩“最爱占小便宜”的特点,就给他个民政委员做,又不断给他点甜头吃,把他安顿住,使他高高兴兴,不声不响。而对陈小元,这个反抗地主的积极分子,先是把他送去受训,想狠狠治他一下,借此压压东头老槐树底下人们的反抗,待到适得其反时,他又另施毒招,设法“把他团弄住”,“将他变成自己的人”。阎恒元对小元的手段是“捧他的场,叫他占点小便宜”,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慢慢地来腐蚀他。小元中计,很快就变坏了。阎恒元这个老奸巨滑的恶霸地主,充分利用了农民身上自私落后的弱点,分化农民的团结,破坏农民的斗争,竭力维持自己在阎家山的独裁统治和阶级利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假装进步,阳奉阴违,是一只难以识破、难以对付的老狐狸。作品通过“丈地”、“可怕的模范村”、“小元的变化”三节,集中地、多方面地表现了他的奸滑的性格和剥削阶级的本质,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阎家山虽然是阎家的天下,但它现在毕竟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的思想的阳光已经照到了这里,农民们正在渐渐觉醒起来,和阎恒元展开了顽强不懈的斗争。
小说中李有才,以及小顺、小福、小保、小明的形象,是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先进农民的形象.他们不甘心受压迫,为了争得和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利益,一直与阎家父子顽强的对抗着。老槐树底有两辈人,一是“老”字辈,一是“小”字辈,外来户的名字除了闾长派差派款在条子上开一下以外,别的人很少留意,只叫“老”什么;本地人呢?即使活到八十岁也只能叫“小”什么,你就是起上个大名也使不出去。他们只有受压榨的权利,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甚至连个享有自己的大名的自由和权利也没有。小保、小明、小顺、小福这一群“小”字辈人物是正在成长中的新的农民的集体形象。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年轻热情,友爱团结,敌我分明,敢说敢干,毫无顾忌。他们没有老秦一辈人的顾虑,没有马凤鸣的私心和圆滑,他们有的是对地主的仇恨和要求翻身解放的激情。还在阎恒元横行霸道、一手遮天的时候,他们就围绕在李有才周围,编歌子揭露阎恒元的面貌。当政府决定撤喜富的差时,“老村长的意思”叫选广聚,好让他“侄儿下来干儿上”,“小”字辈偏要跟他“扭把劲”,攒上一伙人,选自己的人出来当家,与他对抗;并且不顾阎恒元的威压,在改选村长的大会上,揭发了喜富的罪恶。老恒元想用“小艺道”收买小户,隐瞒土地,他们偏要叫他原形毕露,让大伙跟他算账。小元被拉下水了,抛开他.继续干;有才被撵走了,小顺接上去把歌子编出来,斗争毫不停顿。他们正在开始决定着阎家山的命运,改变着旧农村的面貌,改变着旧中国的面貌,同时,也在斗争的过程中教育着自己,增长着自己的才干,改变着自己的面貌。
李有才是他们之中人的权利意识最强烈的一位,也是一位最敏锐、最正直、最懂得地主丑恶的民间诗人。他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一身一口,没有家眷”,本来他爹曾给他留下一孔土窑三亩地,可是后来把地押给了阎恒元.“土窑就成了他的全部产业”。但他没有为被苦难的生活所压扁,他乐观开朗,诙谐风趣。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与斗争智慧,知人论事深刻精到。他在听到喜富撤职的消息后,虽然也很高兴,但他比“小”字辈得得更清、想得更深,问他们:“为什么事撤了的?”“光撤了差放在村里还是大害,什么时候毁了他才能算干净,可不知道县里还办他不办?”这不仅表现了他对喜富的强烈仇恨,也表现出李有才比“小”字辈成熟、老练。他支持“小”字辈和阎恒元“扭把劲”,并分析了他们每个人的特点,推荐选举陈小元上。但他对选举的态度又比较冷淡,因为他感到眼下斗争还不能胜利。李有才的绰号叫“气不死”,编快板是他的特别的本领。他的快板就是他同不法的地主恶霸斗争的利器。他对地主的强烈仇恨和蔑视,他的“气不死”的乐观性格,所以他的快板锋利、泼辣、幽默、风趣.首首都刺向阎恒元及他的狗腿子们,辛辣的讽刺,开心的嘲笑,令人捧腹。阎恒元及他的狗腿子们,尽管一时还在威风凛凛地欺压农民,但在人格上他们是低下的,在群众的眼里是小丑,是穷哥儿们开心的笑料。李有才“就像一炉火”吸引着老槐树底贫苦的农民,他的破土窑就好像是战斗的参谋部,他是老槐树底下人们的眼睛和喉舌,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的广播台,每出一件新事,就有歌出来,阎恒元的什么花招,都瞒不过他敏锐的眼光,都要予以揭露。后来因为他揭穿了阎恒元隐瞒土地,就被阎恒元诬为“造谣生事”,“简直象汉奸”,赶出了阎家山,并永远不许他再回来。
像李有才这样幽默、乐观、热情、智慧的农民,具有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观念的农民,在我国农村中并不少见。可是在新文学中,描写的主要还是他们的悲惨命运和痛苦麻木的状态。到了赵树理的笔下,则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新的群众的时代,已经觉醒起来的农民,正在为实行减租减息,满足民主、民生的正当权利和需求而斗争,他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正在摧毁着农村的封建势力,走上彻底翻身的道路。他们的权利意识已经和正在被唤醒起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已经和正在被调动起来,这力量将决定性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抗得住。在《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字辈人物如小保、小明、小顺等人的身上,特别是老一辈农民李有才身上,充分地表现了农民的智慧、力量和革命乐观主义,不管斗争如何曲折,如何复杂,最终的胜利将必然是他们的。在整个作品中,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支配一切的基调。这是过去描写农民的作品中所未曾见到的。
老秦和陈小元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也具有独特的意义。老秦在长期封建势力逼压下,伏伏帖帖,胆小怕事,连树叶落下来也怕碰破了头,“对待压迫——忍受,对待斗争——旁观。从来也不敢得罪人。”当他的小女孩无意之中唱出了“模范歌”,又对老杨说是小顺编的,老秦觉着这一下惹了祸,还连累了邻居,自古“官官相卫”,老杨要是回到村公所一说,这还了得。他气极了,劈头打了小女孩一掌骂道:“可哑不了你!”把一个胆小怕事而又心地善良的农民写得入木三分。
陈小元与老秦不同。他本是“小”字辈中与地主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可是自从当了武委会主任之后,就“割柴派民兵,担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当主任”,远离了自己的阶级弟兄。他的腐化固然是由于阎恒元的阴险,可是主要还是与他本身的弱点有关。他贪小利、爱虚荣,甚至羡慕人家的那一套,把劳动看成丢人的事,在他的身上存在着农民的一些弱点,如果不进行思想教育,离开了群众的监督,是很容易变坏的。
老秦和陈小元这两个人物大大丰富了《李有才板话》的内容,从多方面、多角度表现了民主政权初建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打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作品还成功地创造了思想作风完全不同的两种农村干部的形象,即章工作员和老杨同志。这是作者创作这篇作品的主要动因 之一。
章工作员是个典型的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青年干部。他年轻热情,积极肯干,但是由于他缺乏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阅历浅,一到村里就叫阎恒元一伙给“团弄住了”。他没有做踏踏实实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颇有点“钦差大臣满天飞”的样子,虽然长期在阎家山工作,但却一点也未发觉阎恒元的罪恶与阴谋,反而称阎恒元是“开明绅士”,说在丈地中,村干部“工作积极细致”,“堪称各村模范”,把阎家山奖励为“模范村”。甚至直到老杨同志把阎家山的问题揭露出来以后,他还“三番五次说不是事实”。他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到了何等程度!他确实是个“好人”,也很希望把工作做好,但是,由于他只会空谈,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不能深入实际,结果只能事与愿违。
与章工作员形成鲜明对照,老杨同志是党的优秀农村干部的形象。他具有鲜明的群众观点和群众作风。他生活非常朴素,“头上箍着块白手巾,白小布衫深蓝裤,脚上穿着半旧的破鞋至少也有二斤半重”。他当过长工,打场、割谷,样样精熟。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的敏锐的阶级嗅觉。他作为县农会主席,来阎家山的目的是检查秋收工作,他之所以要来阎家山,是因为这儿是“模范村”。可是一进村公所,看到广聚小元下棋度日的景况,就很不顺气;在老泰家吃饭,听老婆说了句“把地押了”,秋收还是“各顾各”,就立即发现了“模范村”的问题;老秦小女孩那段“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的歌子,更让他决意揭开“模范村”的隐密。于是他就帮老秦打场、帮小顺割谷,深入了解情况。由于他坚定的阶级立场,鲜明的阶级感情,他一走进阎家山就成了老槐树底人的知己,成了阎恒元们的对头。刘广聚遵照阎恒元的吩咐来招呼他回公所,企图阻拦他和群众谈话,他以半软半硬的方式令他狼狈而去。他对得贵更不客气,不仅当众把他训了一通,还把他的农会主席、会员资格一同取消。他善于启发教育农民,引导他们组织农会,维护自己的的权利,在组织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鼓励他们斗争的信心。他对小明说:“现在的事情要靠大家,不只靠一两个人——这也跟打仗一样,要凭有队伍,不能只凭指挥的人。”在他的领导下,群众发动起来了,改选了村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阎家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来阎家山三天之内。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为了他们的权利、利益和幸福,是他的出发点、落脚点。老杨同志这个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踏实工作、经验丰富的优秀农村干部的形象,对广大干部具有重要教育意义。
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在艺术上的成就,即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首先是作品的故事性。他的小说总是有头有尾.一开始就点出什么人做什么事,对人物结局都有交待。作者善于把生活中复杂的现象、头绪纷繁的矛盾斗争提炼成典型的故事情节,巧加安排,使它脉络清楚,条索分明,构成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有机体,情节比较单纯,而所反映的生活矛盾却一点也没有简单化。《李有才板话》描写当时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以李有才及他所作的快板为主线串起来的。如果把这些快板连缀起来,便可看出主要人物的面貌和故事梗概,以及农民对于这些事件和人物的反应。每一个小节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又都是整个故事的组成部分。
他的作品虽然以叙述故事为主,但并不忽视对人物的刻画。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是,他从不对人物作孤立的静止的大片的介绍,决不把人物离开故事进展作单独的叙述与描写。相反,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一定地位上,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在整个作品中,故事不断发展,人物不停地行动,随着矛盾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人物性格便逐渐明朗和完善。
从语言方面来说,他可谓是个革新家、创造家,他洗尽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欧化影响,扬弃了旧的章回平话式的口调,形成了一种自然、简洁、明快,且具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仅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作者的叙述与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这种语言,是一种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而形成的艺术语言,也是一种吸收了民间说唱文学的精华而形成的艺术语言。他写农民就像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地方。他就用那些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话来写,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把农民的真实情绪和面貌勾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郭沫若在《〈板话〉及其他》一文中说,他一口气读完了《李有才板话》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山西大学中文系赵树理研究组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二辑第155-156页)
茅盾在《关于〈李有才板话〉》一文中也说:《李有才板话》“当然可以视为赵树理(到目前为止)的代表作”。“在民主政权下翻了身的人民大众,他们的创造力被解放而得到新的刺激,他们开始用的《万古当新》的民间形式,歌颂他们的新生活、表现他们的为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勇敢与决心。《李有才板话》是这样产生的新形式的一种。无疑的,这是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民族形式了。”(同上,第157、158页)
就在《李有才板话》写作完成之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鲁迅忌辰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了,这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件大事。赵树理与毛泽东在思想上不期而遇,不谋而合,他像翻身农民那样高兴。十多年来他常和一些人争论不休,而又始终没有得到赞同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成了提倡的东西,毛主席批准了他的创作。他有理由感到高兴,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走定了。他没有自鸣得意,更不会志得意满,他将毅然决然沿着自己的这条路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