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九）
郝怀明
9、小二黑一炮走红，太行山升起巨星
在1942年5月反“扫荡”斗争中，华北《新华日报》损失巨大，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等许多同志牺牲，机器也没有了。高咏与敌人搏斗，壮烈殉国。赵树理在一次行军中，遇雨天山路难行，不意掉下十几丈深的悬崖，同行者大惊，赶紧跑到崖下施救。幸亏他穿着棉袍被树丛挂住，安然无事，虚惊一场。
反“扫荡”结束后，《新华日报》首先恢复了石印厂。《中国人》石印出版，仍旧归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宣传部管，仍旧由赵树理一人编辑。驻在河北省涉县下温村前街。
在5月反“扫荡”斗争中，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的损失最为惨重，几十名干部全部牺牲。这年秋天，彭德怀对北方局党校负责人杨献珍说，敌人“扫荡”如此频繁，党校跟着总部行动，也不能安定地学习，我想给你们找个偏僻，敌人又不容易去的地方，你们住在那里，免得经常行军转移耽误学习。他又说，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的干部都牺牲了，索性把调查研究室放在党校，由你一块管起来。杨献珍提出把赵树理调来，集中精力写通俗故事，教育群众。彭德怀表示同意。
1943年1月，赵树理被调到北方局党校，同他一起被调来的还有王春。
赵树理的报人生涯至此基本结束，即将步入他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创作的丰收期。
1943年早春，赵树理来到辽县（后为纪念在反“扫荡”斗争中牺牲的左权将军，改名为左权县）县委机关驻地麻田村以北35公里的西黄漳村，住在老乡家里，从事调查研究和写作。
这年春节，麻田村闹红火，村里人请他给编个演唱节目，他随即写了活报剧《告区长》，大意是一对青年男女向区长告状，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宣传“自由结婚和气美，买卖婚姻要反对，拥护政府新法令，谁破坏咱就反对谁！”可以看作这是稍后创作的《小二黑结婚》的先声。
写于此时的《平凡的残忍》，署名“王甲土”，载《华北文化》第2卷第3期（1943年3月出版），对那种嘲笑当地人民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文章说：“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们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把金针海带当做山珍海味，并非万古不变的土包子；吃南瓜喝酸汤，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作革命工作的同志们，遇上这些现象，应该是引起的同情而不是嘲笑——熟视无睹已够得上说个‘麻痹’，若再超然一笑，你想想该呀不该？”“目前正在我们抗日根据地吃南瓜喝酸汤的同伴们，正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而以金针海带当山珍海味的我，还马马虎虎冒充着干部，为将来新中国计，何忍加以嘲笑？”“我们的工作越深入，所发现的愚昧和贫苦的现象，在一定时间内将越多（即久已存在而未被我们注意的事将要提到我们的注意范围内），希望我们的同志，哀矜勿喜，诱导落后的人们走向文明，万勿以文明自傲，弄得稍不文明一点的人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也！”赵树理对这种歧视和嘲笑群众的错误现象的批评，是同他批评那些看不起通俗化、大众化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的。
接着，他便写下了名震太行的通俗故事《小二黑结婚》。
事情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的。
一天，赵树理住的房东家里来了位亲戚向他告状。告状者哭诉道：“我是横岭上村的，我侄儿岳冬至是个民兵队长，被干部活活地打死，把尸体吊在牛圈的梁上，造成上吊自杀的样子。我要求边区政府派人调查，给咱做主说说理……”
第二天，赵树理即步行几十里，来到横岭上村住了下来。前前后后，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他找老人聊天，与青年人谈心，不仅把案情弄了个清清楚楚，而且还了解了村里的许多情况，包括村民们对村干部的意见。
赵树理发现，岳冬至跟本村女青年智英祥正在谈恋爱。智英祥人长得俊俏，作风正派，村长、青救会主席在村里横行霸道，他们本是有妇之夫，却常常上智英祥家中挑逗、调戏，想奸污她，遭到她的痛骂和抗拒。因此，他们对她怀恨在心，并迁怒于岳冬至，处处找岳冬至的岔子，并跟踪盯梢，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他们甚至还通过亲戚关系，联合别的村子的人一起反对岳冬至和智英祥自由恋爱。
事发当天下午，村长等人因有敌情去高峪开会，岳冬至没去。他们怀疑他趁他们不在，去了智英祥家，所以在回来的路上就商定晚上开岳冬至的斗争会，斗他一顿，捆他一绳，逼他承认腐败的罪名，同智英祥一刀两断。岳冬至拒不认错，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恋爱是正当的、合法的，并责问他们私自斗争干部犯不犯法？村长等人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对他拳打脚踢，竟活活把他给打死了。死后，他们又把他的尸体吊在他家的牛圈里。可是牛圈太低了，腿都跪在了牛粪里。谁都能看出岳冬至不是自杀，这不过是个蓄意伪造的假现场。
４月底、５月初，县公安局来人做了侦讯，将村长等４人抓去关押。村长等人早已商定，让青救会主任一人顶罪，因为他年龄较小，可以减轻罪责，以减轻他人罪过。结果，主犯因未成年，且被法院认定为“争风嫖娼”而殴打，减处有期徒刑５年，其他人判有期徒刑１至１年半。一年后，县政府又以证据不足，年龄又小，将４人一并释放回村。顶罪者连气带病，一年后病故。此案真凶，至今不明。
赵树理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亦参加了案件的审理过程，深深感到受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影响，在婚姻问题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似乎成了不可更易的铁律。岳冬至的父亲给他收养了一个8、９岁的童养媳，他似乎就成了有妇之夫，不管他本人是否愿意、是否承认。智英祥本不是本地人，她是跟随其父从河北武安县白草坪附近迁来的。她的母亲去世后，继母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40多岁的商人，这似乎也成了她不可改变的命运，不管她本人如何坚决不从。社会舆论看不惯自由恋爱，对岳冬至因此被打致死，当地普遍的看法是“打几下教育教育不过分，可是不该打死。”岳冬至的家人也认为，虽不该把岳冬至打死，但教训教训还是应该的。2006年赵树理百年诞辰，左权县史志研究者邢晓寿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尚思伽采访时说：“那时候，偏远山区封建思想的影响还很严重，年轻人自由恋爱被认为是不正经的。法院也认为，岳冬至自己有童养媳，喜欢别人是不道德的。”就是在今天，横岭的老人依然认为这是件不道德的事。他曾到村里采访，岳冬至的两个如今60多岁的侄子，提起惨死的四叔还说：“岳冬至不走正道。”更遑论当初那个婚姻只能听父母之命、女子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年代，惹得一群有媳妇的男子为自己争风吃醋的智英祥在世人眼中便算不得规矩女子。（《平生踪迹最相亲》，载2006年９月24日《北京青年报》）
赵树理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这个村的干部年岁虽然都不大，但有的系旧社会的渣滓，有的流氓成性，有的贪污腐化，村民恨之入骨，但又不敢惹他们，因为谁惹他们，谁就会倒霉，谁就会吃亏。
赵树理认为，岳冬至之死，绝不是“情杀”。他要以这个案件作为素材，面对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写一个通俗故事，旗帜鲜明地肯定、赞扬自由恋爱，帮助人们从是非不辨、麻木不仁的愚昧落后的旧旧伦理道德的泥潭中挣脱出来，给封建恶霸势力以有力的一击。于是，现代文学史上轰动农村的小说《小二黑结婚》诞生了。
《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和小芹，一个是年轻漂亮的特等射手，一个是纯洁美丽的姑娘，十分般配，这对出现在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农民，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他们为了争取做人的权利，争取自己婚姻自由，已经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小二黑的父亲给他收养了一个童养媳，虽然父亲说是千合适万合适，但小二黑不认账，同他父亲吵了好几天，父亲是非养不可，小二黑是寸步不让，对抗到底：“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三仙姑给小芹找了个国民党军队退职旅长，收了人家财礼，小芹也跟她妈闹了一场，把收的首饰绸缎扔了一地，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他们知法、明理、守法，会依靠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的权利。小二黑对小芹说：“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都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面对武委会给他开的斗争会，他认为自己没有错，嘴硬到底，并责问捆他的金旺“无故捆人犯法不犯。”小芹面对妇委会给她开的斗争会，同样敢于抗争，她拉着妇救会主席找村长说理：“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当金旺、兴旺得意地喊着“拿双拿双”时，小二黑大叫道：“拿？没有犯了法！”“你说到那里咱就去那里，到区政府你也不能把谁怎么样！”小二黑的父亲看见金旺、兴旺把小二黑绑了要送上级，央求他们“抬抬手”，小二黑说：“爹！你不用管！到那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他坚信政府会依法办事，他和小芹定能胜利。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强烈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意识，正是新一代青年的特质，这是我国过去反映婚姻爱情的作品的人物所缺乏的或没有的，是他们从未达到的精神境地，确实 是新的人物，新的天地。
小二黑与小芹一到区上就被放开了。区上早就听说兴旺、金旺两个不是东西，当即把他们俩人押了起来，并派人到村上调查他们横行霸道的证据。区上问过小二黑与小芹的情况，准许他们结婚。
从小二黑以及小芹争取婚姻自由所走过的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确实是具有先进思想的一代，是已经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为争取更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一代。他们在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取得婚姻自由的胜利，对于唤醒那些在婚姻问题上在至今仍在苦苦挣扎的青年男女，奋起挣脱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的枷锁，无疑具有巨大的鼓舞教育作用。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是两个落后人物的典型。就人物刻画的生动性、真实性和深刻性而言，这两位神仙超过了他们的儿女。二诸葛迷信阴阳八卦，遇事总要测个吉凶祸福，结果又总被事实所嘲弄，“不宜栽种”成为笑柄。他既朴实、忠厚、善良，又迂腐之极，既可笑，又可爱。他一见区长，就再三恳求：“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位老农爱儿心切又迂腐执迷跃然纸上。三仙姑天性风流，终日擦脂抹粉，穿红戴绿，打扮得妖里妖气，还经常装神弄鬼，骗人钱财，勾引一些青年人乱来。她一见区长就趴下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做主！”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一副妖妇的面目。她和二诸葛，都是岳冬至和小芹自由恋爱的阻挡者，如果说作者对二诸葛的讽刺还颇讲分寸的话，那么，对三仙姑的奚落和嘲讽，就尖刻得多了。请看看这场喜剧的大高潮“看看仙姑”这个场面中绝妙的一段描述：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看来，三仙姑还没有完全丧失做人所应有的羞耻感，还有一点做人的自尊心。作者对她的尖刻的嘲笑和批判，同对二诸葛的幽默的嘲讽一样，从实质上来看，都是善意的和热情的，目的是促进他们弃旧图新，希望并且相信他们会在新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能够与旧社会遗留给他们的旧思想、旧观念、旧道德、旧习惯彻底决裂。这两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并不亚于小二黑和小芹，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小二黑结婚》中还有两个有名有姓的人物，这便是金旺和兴旺。他们俩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是恶霸和流氓，他们利用村长（外地干部）不熟悉本村的情况，也利用当时群众普遍觉悟不高，钻进了基层政权组织，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因为奸污小芹未遂，就千方百计迫害二黑和小芹。这场斗争，是封建专制主义与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的较量，是封建恶势力与新生的进步力量的斗争。斗争是尖锐的，激烈的。在这里，一边是封建势力施展淫威，企图主宰一切，为所欲为，逼人就范，让人们伏伏贴贴继续做奴隶；一边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觉醒的人们，为了争得做人的权利，争得恋爱婚姻的自由，开始向封建势力发出了挑战，勇敢地站起来进行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站在小二黑和小芹背后的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是政府在一年多以前颁布的《婚姻暂行条例》、《妨碍婚姻治罪法》，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这样，就使爱情婚姻自由这一传统主题获得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广阔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整个作品具有浓重的喜剧色彩，笼罩在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氛围之中，基调轻快、明朗、幽默、风趣。在这里，作者不只是在讴歌人性对兽性的胜利，恋爱自由的胜利，更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农民的胜利。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有恋爱自由的正当权利；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开始懂得自己是生活的主人，自己要为争取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斗争。这是一场积极的、进步的、科学的、文明的生活方式，对消极的、落后的、愚昧的、野蛮的生活方式的斗争，那些愚昧落后野蛮的东西是必须抛弃的，那帮封建恶霸势力是一定会失败的。这是一曲新社会、新农民的胜利的赞歌。
岳冬至和智英祥恋爱故事的结局原本是一场悲剧，可是到了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和小芹却变成喜结良缘，以喜剧结束。原故事的结局，赵树理觉得太惨了，既然是在艰难的抗日时期写反封建的东西，就应该是给正面人物找个出路，照原来的结局，正面人物是被封建习惯吃了，太苦了，太惨了，写出来不能指导青年和封建习惯作斗争。赵树理回忆说，因为当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才由区长、村长支持着搞了个大团圆。他自己认为，这个小说的不足之处，是当时没有发现村长的父亲是那地方原来的统治者，叫他孩子当村长，不过是个名义，实权还在他手里，跟其它地主政权差不多。赵树理说，他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一点的，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全盘的布置就要另做一番打算，可以完全与现在这个作品不同。赵树理“另做”的“一番打算”是什么？“可以完全与现在这个作品不同”是个什么模样？我们无从知道，难以作出判断。有的论者不赞同赵树理把悲剧情节喜剧化，认为“也许换一个人换一种写法，完全会变成另一副模样，从中可挖掘出的，也许是更为深刻更为富有社会内涵的有关‘人权’、‘法制’的主题。”（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广东人民出版社，第43页）不错，悲剧如以“人权”“法治”为主题，可能会更令人震撼，发人猛醒，给人们以更深刻的启示。但是，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抗战正处在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需要让人民群众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给人以希望和信心，鼓舞人们积极向上，奋发进取。赵树理将悲剧情节喜剧化，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自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失为一种最佳方案。这一选择，并未影响他对“人权”和“法治”理念的鲜明表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已经证明，赵树理的这一选择是成功的，而且是惊人的巨大的成功。
《小二黑结婚》完成于1942年5月，但它的出版却在10月，其经过可谓一波三折。赵树理先将稿子交给杨献珍看，他看了觉得很好，送给彭德怀的妻子北方局妇委会书记浦安修看。她看了也很喜欢，很高兴，又送给彭德怀看。彭总看了也很满意，彭德怀指示马上送太行新华书店出版。
谁知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后，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一些“新派”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学看不上眼，认为那不是文艺作品，久久不予出版。
杨献珍去彭德怀处，跟他谈了这一情况，彭德怀听后，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彭德怀
热情地表达了他对《小二黑结婚》的欣赏和支持。这个题词，由他亲自交给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由李大章转交太行新华书店。这样，小说才赶快印了出来。彭德怀的题词印在《小二黑结婚》的扉页上，封面上标明为“通俗故事”。
小说在10月出版后，受到太行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一版再版，仅在太行区就销行达4万册。当时该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最多两千册。各地剧团还竞相把它搬上舞台，从武乡光明剧团开始，太行根据地的许多职业剧团和业余剧团，如襄垣农村剧团、沁源绿茵剧团等，纷纷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各种戏曲演出。人们一听说那个村演出《小二黑结婚》，不管跑多远路，都争相去观看，并且一看再看不厌。小二黑、小芹、三仙姑、二诸葛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到处都在谈论，连不识字的老婆婆、老大爷也说小二黑做得对。一篇小说能够激起如此巨大的强烈的反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尚属首次。赵树理说过：“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他的愿望实现了，他的目的达到了。
《小二黑结婚》的巨大成功让人们看到：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文坛巨星闪亮登场了，一代语言艺术大师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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