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纽带
书法家王朝阳艺术简介：
王朝阳 男 1969年出生 山东聊城人， 字：藏海， 号；东山居士。自幼受师王国昌影响 传承组训文化 ，习‘二王”笔迹基础 ，勤奋卓学。 其书法造诣为楷书屈指，其书法结字有法，用笔纯熟，点画遒劲，有一股凛然正气。在笔法上心揣手摸，他向凝重、浑厚、雄强、险峻看齐，成为国内少有的楷书领跑者。
现为中央国家机关书协会员，奥运地区文联副主席，北京中华文化学院客座教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老年大学教授，南昌大学特聘教授，2015年其编写书法教材被教育部推广，使千万中小学生使用学习。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朝阳先生独身闯荡京城，靠一笔楷书在京师之地敲开了中国书法家各协会的大门，并扬名立万，播种深耕。他在韩国、新加坡、泰国、日本等地已有“天地一指”的美誉。
书法终究写的是灵魂的高度、灵魂的层次，是通过借助汉字的书写，从而表达作者精神之美的艺术。而王朝阳书法作品绝不是完全抽象化、线条化的纯粹艺术品，它是一个文化概念，承载着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血脉。王朝阳坚守“书以载道”的创作原则，服务大众，走中庸之路，中和之道。他的金箔小楷作品格式多样，其中尤以金箔心经最为经典，先后创作出多部制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获得国家版权局登记证书，从而奠定了他在小楷创作中的领跑地位。
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字大多有表意特征。汉字作为至今唯一使用的古老表意文字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汉字以世界和事物为描摹对象，在造字逻辑和组合规则上，注重人类对事物理解的共性。第二，汉字的基本字符是对事物的象形描摹，具有直观性。第三，汉字符号本身能够呈现出特定信息，具有相对于语言的一定的独立性。第四，汉字呈现既包含形又包含音的综合特征。因为纯象形符号不足以表达语言，所以汉字把语音因素纳入文字体系，构造出形声字。形声字的结构，由一个表达归类的标形字符与另一个表达发音的标声字符组成。
汉字注重理解上的共性，又具直观性，即使持不同语言的人，也可以快速根据字形理解文字内容，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借助汉字的象形特点，汉字可以在不同族群之间实现沟通，成为不同族群交流和融合的平台。
汉字所具有的形音兼顾特征，使非汉语母语的人，虽然很容易理解汉字内涵，但很难以母语发音为基础来学习和掌握汉字，更难以直接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因此，非汉语母语族群要想熟练使用汉字，就得理解每一个汉字的内涵和衍生义，这需要利用汉字典籍才能实现。所以，汉字的推广和传播通常与汉字经典的传播联系在一起。典籍所包含的制度、文化、思想，也随着汉字的传播而扩散，为使用汉字的各个族群所接受。
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演进的历程中，发展出了一个基于汉字的记录和表述体系。这一体系以文字为中心，包括雅言、书面语(文言文)格式、经典等在内，既包含书面语规范、书写格式等工具性内容，又包含术语体系、价值观等思想性内容。汉字的这种平台作用，使其在促进族群交流和融合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商周时期到近现代一直稳定发挥作用。
商人和周人原属不同民族。商人认为，自己的始祖契是其母简狄吞燕卵而生，《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认为，自己的始祖后稷是其母亲姜嫄踩巨人的足迹而生，《诗经·周颂·生民》中说，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说明，商、周两族各有各的起源神话，是不同族群。从殷墟甲骨文和周原甲骨文以及文献中商、周时期篇章的比较来看，商人和周人的语言也有较大差别。
但是，周人使用的文字与商人是相同的，这是学习商人文字的结果。这种文字的学习，是与典籍的引入一起进行的。从《尚书》《逸周书》等文献的记载看，周人对商人历史和典籍非常熟悉，经常引用“殷先哲王”的典故。在《尚书·无逸》中，周公甚至将商人祖先中宗、高宗、祖甲与周人祖先周文王并称为“四哲”。周王朝建立之后，大量任用殷遗民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史、作册等专职文字官员尤其受到重视，他们以文字技能为周王朝服务。因为文字和典籍相同的原因，虽然商人和周人的语言有所不同，但书面语却几乎没有差别，周初的铜器铭文与商代铜器铭文一脉相承。从文化上看，周人的宇宙观、天命观、祖先观等都与商人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可以说，在商周之际，已经建立起一个由文字和典籍为基础的认同圈，可以视为早期的汉字文化圈。
周王朝建立之后，文字与分封制、周礼结合在一起，对于族群融合所起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发现的资料看，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使用相同的文字，文体模式高度一致，说明王朝在文字的推广和培训方面有完备的制度。周王朝在封建诸侯和贵族时，会授予他们册命文书、制度规范等文本，以证明其政治地位和正当性，这些文本成为诸侯和贵族的“宗庙之典籍”。与文字培训、典籍授予相辅相成的，是雅言的培训和推广。通过雅言培训，各地诸侯、贵族掌握了相同的书面语，从而构建起礼仪和交流的平台。周人这种文字、典籍和雅言相结合的模式有效推动了各地族群的融合。到春秋时期，虽然依然有商遗民和周人的提法，但实际在文化上已经融为一体，华夏族的主体已经形成。
文字的这种平台作用，中山国是典型例证。中山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国家，为白狄所建。白狄原本是游牧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体系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已经能熟练使用中原文字，铜器铭文字体精美，内容也是典型的中原传统，体现了文字在民族融合中的巨大作用。
秦统一之后，重要的措施是“书同文”，这一措施为汉代所继承，文字成为统一行政和整合族群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各地方言的文字化和书面语化。早期文字以雅言为基础，后来随着各地区和各族群交流的加强，大量原本非雅言的词语进入语言体系，开始出现方言的文字化问题。这一现象出现很早，但得到重视和整理是战国秦汉以后，《尔雅》《方言》等编纂成书，是认识方言文字化的重要著作。方言的文字化，使各地区各族群的语言纳入同一个文字系统中。如《方言》中有“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狶”。猪、豭、彘、豕、狶，所属方言区虽然不同，但遵循的造字原则一样。通过相同的造字原则，有效地将不同方言纳入到同一个文字系统中，不同地区的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文字系统，为自己的语言服务。
魏晋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融入农耕文明，开始学习汉字和接受儒家经典，如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把学习汉字和阅读儒家经典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五代到元朝，北方出现了兼制草原地区与农耕地区的新型政权，如辽、金、西夏、蒙古等。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文字创造的高峰期，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回鹘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字被创造出来。
明清以后，汉字恢复主导地位。清朝虽然创立满文并作为官方文字使用，但汉字因其有完善的文字体系和雄厚的经典内容支撑，更有优势。到清朝前期，汉字和汉文格式已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国家行政和各族融合的依赖性平台。
汉字以其独特优势，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而且在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作者：徐义华，系中国历史研究院甲骨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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