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树锋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十分窘迫的日子中渡过的。每每提及这个话题，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唉，我的大傻儿子啊，差点没饿死了。”

说到了这件事，那就先从我的父母开始说起。我的父母都是郊区的菜农，在他们婚后的六年时间里生下了五个孩子，我就是这三男二女的兄妹中排行老四的那个。说到我的傻，我会在后面一点点地说清楚的。

我大哥在1966年冬天刚刚出生时，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心脏二尖瓣膜缺损，这是一种典型的心脏病，也是在那个年代里根本没有医治好的可能的。对于我的父母来说，这无疑就是当头一棒。为了给他治病，全家人四处求借，县城里的三所医院（县医院、中医院和镇医院）经常会出现父母亲和大哥的身影，有时候更会坐着摆渡的小船（当时的前扶两县还没有江桥连接）去松花江北岸的临县（指江北的扶余县，现在是松原市宁江区）去看病。几乎所有医院里的穿着白大褂的人都认识这个小小的老病号，近似于调侃地言道：“这个小老头儿又来了，这次我给你开点药，不知道你还能好几天呀.......”即便是这样，也没能留住大哥的性命。在他存活的短暂的四年间，父母为他背负着贰仟多块钱的巨额外债。紧接着，大姐又降生了。可能是因为大哥的原因吧，大姐从出生下来就没有奶吃，加上当时的物资匮乏，后天的严重营养不良让她仅仅活了不到十个月。大姐的死给了母亲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也为此得了精神分裂症，发病时总是自言自语“小花呀，你来得太不是时候了；要不叫二胖（大哥的小名）有病，你也不会死的......”

1969年的夏天，姐姐的出生给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家里增加了一丝欢乐，于是就取了“燕子”这个名字。也许是想尽快地忘掉之前的丧女之痛吧，总之，全家人都沉浸在了喜悦当中。转过年来的春天，全家人都在为盖新房子而忙碌着脱土坯、修院墙，对大哥也就没有太多的在意了。终于在某一天的中午时分，伴着远处的大喇叭广播中传来的“忠字舞”曲，大哥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做完最后一个动作，气喘吁吁地倒在了炕上，从此再也没有醒来。后来听母亲提起这件事时，她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二胖啊，你不是我儿子，你就是个要账鬼呀，也是我前世欠你的。”......

就在大哥死后的那年腊月二十七，我就生在了那两间盖起来不到四个月的土坯房里。但是这个七斤八两的白胖小子并没给大人们带来多少快乐，而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在我出生的三天后，也就是腊月三十的那天，母亲因为产后风不得不住进了县医院。因为要吃奶，我也就更是逃脱不了随同前往的命运了。随后没几天，父亲也因为着急带上火地得了重感冒并发了急性水性胸膜炎也住进了医院。为此，生产队还派来了一名社员来照顾父亲；照顾母亲和我的事就落到了十四岁的堂姐和十五岁的表姐身上了。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的辛酸和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

弟弟小了我十五个月。正因为这样，我在长到五个月之后几乎就没有享受过母乳的待遇了，那个曾经的白胖小子也随之变成了大脑袋、小细脖，抬头五线谱、满脸是音符的怪物了。为了能把我将养下去，父亲多次向大队和公社写申请要求买到几盒炼乳，但是最后获批的只有一次。当那张印有“前郭镇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字样的介绍信在“国营第四副食商店”里换到了一盒价值两块二毛钱的炼乳时，父亲的脸上写满了无助和木然......情急之中，多亏了远在百里之外的舅舅，赶着马车送来了半斗（斗，计量单位，一斗相当于50市斤）小米面。也正是这半斗小米面，才让我存活了下来，一直到一周岁半，始终都在小米面糨子的哺育下痛苦而又艰难地茁壮成长。大概是怕我也像大姐那样过早的夭亡吧，爷爷才给我起了个结实的小名---石桩子；也因为怕我不好养活，母亲才在我五岁那年给我留下了我这一生中的第一份影像。

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特别单纯的，说白了就是特别傻的，当然我们姐弟三人也不例外。那是在我五岁左右的夏天里，有一天，大门口有一个推着手推车卖冰棍的老太太，看见我就对我说：“小孩儿，买根冰棍吃吧，可好吃了！”于是我飞快地跑进屋里喊：“妈，给我二分钱我要买冰棍。”母亲先是一愣，然后微笑着对我说：“大儿子，听话，咱家门口的冰棍都是苦的。等妈哪天上街去再给你买吧，街里的冰棍才是甜的呢。”听了母亲的话，我便转回身去回复那老太太：“你走吧，我妈说了家门口的冰棍不好吃。”老太太便一脸茫然地离开了。类似的事情也不止这一个，自然我也没有一次达到目的了。当然，“街里的冰棍好吃”的问题直到我上了小学以后才得到印证，原来不管在哪冰棍都是好吃的。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

然而更为可悲的事情还发生在后面呢。种菜人家的孩子竟然不认识菜，是不是太可笑了？那是在我上小学前一年的某一天，生产队的刘二叔赶着大马车去城里的菜站送菜，在经过我家大门口时看见我在玩，就乐乐呵呵地把几捆水萝卜扔了下来并说道：“石桩子，拿回去吃吧。”当时给我乐得呀，蹦蹦跳跳地捡了起来大喊：“妈呀，我二叔给了我好多白菜呢......”

这就是童年时候的我，呆头呆脑、傻傻呼呼的一个笨孩子。现在想来，这种傻里隐藏着的不光是孩子的幼稚可笑，更多的是父母们的一种无奈吧。为了还债，父亲把家里唯一的摆设——结婚时的白山牌座钟，拿出去顶账。为了还债，母亲贪黑起早地上山薅草养猪喂鸡，白天去生产队的大棚里摘菜挣工分，换回来每天不足两毛钱的现金；有时候也会把攒了很长时间的一篮子鸡蛋偷偷地卖点钱（那个时候一个鸡蛋能卖到一毛二分钱，但是不许私人买卖。如果被人告密了还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遭到批判的）。就这样，两千多块钱的外债整整还了十二年之久。

时光荏苒，四十几年弹指一挥间。然而“老李家大傻小子”这个名字却一直伴着我，现在听着还仍然是那么亲切！真的，我由衷地感谢那个年代，感谢那个年代的人们；更应该感谢的还是那半斗小米面，如果没有它，也许我就没那么傻了，当然也活不到现在了。

我不止一次地在想——活着真好！真的，尤其是现在，能活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更是一种幸福！

光阴荏苒，现在我已经是个年近半百的小老头儿了，偶尔回忆起小时候的事儿，总爱和女儿唠叨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