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要得意失意两不忘形

杨法宝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得意或失意的时候，诸如：技术革新成功了、文学作品获奖了或体育比赛失败了、竞争上岗落选了等等。面对得失，一个有修养的人，往往能够做到得意而不得意忘形；失意也不失意忘形，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功，或获得更多的成才机会。

得意忘形一词源于《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意即高兴得忘乎所以，失去常态。古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得意时，连春风都谄媚，马蹄子都起劲儿。因此，世人在得意时，极容易忘形忘德忘根忘本……想当初，范进中举时，一狂而发疯，此谓极端失意在得意后的心理强烈反弹！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得了一官半职之后，便自鸣得意，目无余子，把手中的权力当作十八般兵器，时而化作刀斧，胡乱砍杀；时而当作棍棒，由其任打；时而作为盾牌，挡风遮雨；时而变为魔棍，要啥来啥。想当初，这些人也大有怀才不遇的失落感，时而仰天长叹“白云一片去悠悠，人生如此不胜愁”；时而垂首感慨“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时而逃避现实“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然而，一阔脸就变，往日的“恨”与“愁”全不见了，变得自命不凡，恃才傲物。“春风”吹得这些人飘飘然、昏昏然，进而“称孤道朕”，不可一世也！但走到极点则必反，极端得意必失意，这是一种告诫、一种哲理，也是在现实生活中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

与得意忘形相反，“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宋人贺铸的名句极状失意者的况味。因此，失意忘形常常是心灰意冷，万念皆空，没了进取心，少了戒律，破罐破摔，欲上进如逆水行舟，若下滑则一日千里。一些人在官场、名场、利场以及情爱场失意之后，就会沮丧懊恼愤懑自责，当达到一定的程度便会“忘形”。还有一些得意之后的失意者，直落得个没有退路之后，才猛然醒悟，但为时已晚，回想起当年不可一世的“风光”而痛哭流涕，悔恨交加！正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书中所云：“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但此时已回不去了。因此，失意忘形是一个人在向着目标设定中的前行路上遭受挫折后，一种异常消极的心态和行为。可见，虽然失意忘形与得意忘形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两者是一样的，它给人的成长所带来的危害均不可小觑。

一个人在失意时，能否做到不忘形，说到底是人生修养问题。据史书记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一生几次大起大落，数次下狱与流放，倍尝失意之苦，然而其并未“忘形”，他在给胞弟苏辙的信中说：“虽怀坎壇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之造物。”苏东坡在极度失意之中，仍不失强烈的爱国爱民之心，才能写得出不朽的诗词和精美绝伦的文章。在现代社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生也数次大起大落……当他下放江西“劳动改造”之时，可谓是人生失意之极！但他时时刻刻没有忘记忠于祖国，造福人民，关注国家大事、时事政局，当他获悉“林彪机毁人亡事件”的消息后，强烈的事业心，促使他鼓足勇气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要求出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在工作实践中，毛泽东称赞：“小平同志，人才难得”！可见，邓小平在极度失意之时，抓住了机遇，既成就了自己，更是造福于人民，从而渐渐地开启了中华大地上的“改革开放”！以上两则，堪称为古今失意不忘形的典范。

事实上，伟人也罢，人才也罢，普通人也罢，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在得意与失意的交替中度过的。有时得意，有时失意，而且常常是得意的事情不像你希望的那么多，而失意之事又偏偏不像你希望的那么少，正如古人所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因此，对于经常发生的失意，在哲人的眼睛里应该是：一种将灾祸化解为默默地忍受与抗争的动力；一种淡化喧嚣、驱走逢迎、吹散谄媚、还原真我、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驿站；一种从富贵走向贫寒，能反思自己，并能安全软着陆的平和心态……

诚然，说人生得意时，并非要求人在得意之时也拉长脸，作痛苦状。人生在世逢上得意之事，欢庆一番，热闹一场，并不为过，正如唐代诗仙李白所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问题的关键是要做到欢而不狂，乐而有度，欢乐之后，头脑依然清醒。何谓“头脑清醒”？笔者以为，这里有最基本的一条：那就是，头脑清醒的人最明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人的素质，人实实在在的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能够养家糊口的才能或实力，余者诸如权力啦、地位啦、名气啦，统统都是身外之物，又怎么能为身外之物所累，为得到身外之物而自鸣得意非常呢？又为得不到身外之物而悲观失望呢？

纵观古今，得意不猖狂，失意不忘形，得意不忘失意时。也就是说，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要想到困难，在遇到黑暗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这是古今中外集大成者宽广的肚量与崇高的人生修养。

朋友，切记：在人生努力与奋斗的道路上，一定要得意失意两不忘形！

杨法宝，1953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人，中国人才研究会会员，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人文历史研究，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党史研究室前主任，余杭区地方志办公室前主任、党组书记。先后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江苏、河南、河北、宁夏、辽宁、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十余省市区报刊杂志发表论文、散文、杂文、随笔、诗词等500多篇，十余篇文章被《高教文摘》《读者》等转载。出版著作《伟人章太炎》《沈括》《成才艺术》《领导艺术》《章太炎研究》《沈括研究》《良渚文化研究》《余杭历代名人》等八部。主编出版《余杭通志》《中国共产党余杭历史》《余杭著名人文自然》《良渚文化简志》《余杭年鉴》等二十余部。获省以上奖十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