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旅行这件事，对现代人来说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借以便利的交通，千里之外已经不算距离，天涯海角也并非遥不可及。但是，远在1400多年前，出行主要靠双腿，王公贵族即便有马车助力，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程的古代，旅行绝不是享受，反而是一场令人头痛的苦差事。

跋山涉水，这个词汇充分说明旅途中的路况遥远且艰险，尤其西北地区山高水急，与一马平川的开阔平原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古代官民心目中，到平原地区任职是正常的职务调动，出差亦是正常的公事所需；而到边陲去，哪怕是高升了也不免心有戚戚，感觉跟被发配似的不痛快，这便有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慨。个中缘由，边塞之地条件艰苦是一个方面，那路途中的险阻想必更使人望而却步才是真的。

作为丝绸之路国内段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不论从军事还是经济角度都非常具有战略性意义，这也就使得历朝历代将对河西走廊的经略视作重中之重，其中尤以在长安建都的几个王朝为最。隋王朝虽然短暂，但承担了汉唐传承的纽带作用，继承汉时万国来朝的霸主遗风并传给唐王朝的那个人正是亡国之君隋炀帝。

隋炀帝在历史上是个褒贬不一的帝王，众所周知的最大成就是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而他被世人诟病背上劳民伤财罪名的也是这条功在后代、罪于当时的大运河。史书上说隋炀帝之所以开凿大运河是为了他的龙舟能够畅行无阻，享受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繁华物阜，并指出隋炀帝造奢华龙舟不计花费是穷奢极欲、贪图享乐的自私行为。更有野史中说到，隋炀帝三下江南只为寻花问柳，流连扬州等地骄奢淫逸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还记录有一些皇帝与民女之间风花雪月的绯闻轶事。可见，当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一件多么不得民心的事情。也难怪，在当时刚刚经历了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而终于统一的隋王朝，其国力还不够强盛正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即便大运河的开凿对国民有着长远的利益，但在立足未稳人心浮动的老百姓看来，这无异于供养皇帝个人英雄梦的实现，又怎么会得到支持和理解呢？所以说，在隋朝人的眼中，隋炀帝官宣的巡行视察，大约是被当做皇帝闲得无聊而兴之所至的一次次旅行罢了。

如果说炀帝南巡是为了尽享江南美色，那他御驾亲征到西北消灭了吐谷浑，就绝对是为自己正名的一次正义之举了。起码，在西北各民族人民看来，隋炀帝驾幸西北，克服重重困难抵达最边陲的河西走廊，敢于和蠢蠢欲动的西域诸国正面相对、斗智斗勇，他的这份胆识和气魄在历代坐镇中原的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既为大中国挣回了最高的颜面，也让大西北结结实实体验了一把无上的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而对于关外虎视眈眈的西域诸国来说，更是一次强有力的震慑。西域诸国自霍去病立威河西之后，再一次见识到了中华上邦浩浩国威，不禁悄然按捺住了各自的小心思，臣服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从这一点来说，隋炀帝西巡收获还是很巨大的，肯定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

关于隋炀帝驾临张掖一事的始末，史书之中说早有预案，其实不然。翻阅史料细加研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所谓计划之中的巡视，恐怕还真是隋炀帝临时起意的一次旅行也未可知。在攻克吐谷浑之前，隋炀帝的出行计划中应该是没有张掖之行的，否则他就不必翻越祁连山受尽苦楚，而是回师向东再从武威一条大道直通张掖来得快捷舒适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位随心所欲的帝王是个想一出是一出的性格，他在完败吐谷浑之后内心里一定是志得意满的，自认不比自己的偶像秦皇汉武逊色多少，为了进一步宣泄这份骄傲，他势必就要扩大影响力，甚至有继续征伐其他国家的想法。吐谷浑灭亡西北一统，放眼西部，隋炀帝深知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对强大的突厥直接交恶，那他的目光只能针对玉门关外的西域诸国了。而他的心腹大臣裴矩曾经敬献的那卷《西域图记》，历数西域四十四国山川风貌、民风民俗，书中的西域是一方财宝丰富、美女如云的福地，令本就不安一隅的隋炀帝向往良多。站在青海湖畔遥望西北，隋炀帝想要重拾旧山河、再现汉武雄风统御西域诸国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加上裴矩鼓动，西巡张掖伺机而动的念头就这样付诸行动了。

与洛阳城导演假富裕取悦隋炀帝一样，这次临时改变主意北上张掖，也是裴矩察言观色洞察了隋炀帝好大喜功而有的放矢的成功实践。隋炀帝一声令下直指张掖，甚至都来不及好好规划路线，勘察路况，带着他的嫔妃和士兵们径直翻阅祁连山，完全不顾山中复杂多变的天气和道路崎岖难行的实际状况，导致在本为一年中最酷热的六月份，突然而降的暴风雪下冻死了数万衣着单薄的兵士。值得关注的一点，史书记载的六月是农历，那时候可没有公历的说法，农历六月在南方是酷暑天气，便是西北的这个世界也是一年里气温最高的时候，祁连山中更是风景如画、清风习习的最美时节。可事情就是如此这般的巧合，隋炀帝翻越祁连穿行大斗拔谷偏偏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暴风雪，十万大军冻死过半，马驴等随行牲畜冻死十之八九。大斗拔谷事件的真实性至今都是个迷，质疑者的声音颇多，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疑问，纵然西北苦寒祁连山中气候多变，炎炎六月冻死数万人畜的说法也很难立住脚，如此大数量的伤亡除非零下30度的极寒天气，否则难以令人信服。甚而有人推测，这番记录很大可能是因为史料被篡改的结果，隋炀帝污名化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以及当时因为开凿大运河和修造其他如东都洛阳宫殿、出行龙舟等大兴土木的工程，导致隋朝百姓怨声载道，但李唐趁机推翻隋朝取而代之，势必就需要民心所向。

那么，给已经几十条大罪加身世人眼中的无道昏君再添加一个恶名，不但能够使得造反更加名正言顺，还能大量获得舆论和民意支持，又何乐而不为呢？况且，炀帝与李渊还是表兄弟加儿女亲家的关系，作为隋朝的勋戚臣子，摘取皇冠未免显得太过不近人情了些。因此，将隋炀帝尽可能多的污名化，就是在为李唐造反树立正面形象，免去了官民百姓的口诛笔伐，可谓一劳永逸。基于这种缘由，在李唐坐上皇位之后，为了证明朝代更迭是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起，便有篡改史书的必然性，夸大其词、过分渲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大斗拔谷事件中或许真有冻死的士兵和牲畜，但时值六月，山中风雪即便寒冷，也绝不可能令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冻死大半，除非隋炀帝和他的兵士们一个个都是傻瓜白痴，明明大风雪中还不知御寒硬要死等着挨冻，哪怕有点活动搓搓手、跺跺脚，再不济下令部队不得停顿继续赶路，也不会冻死那么多数量的人畜。这则记录耸人听闻，以至于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否定了《隋书.炀帝纪》在六月经大斗拔谷遇难的记载。我们不禁要问：《隋书》真是隋代史家所著吗？隋在前，唐在后，隋朝存在年代又短，其国力和声威的影响又远不如唐，已经被污臭名昭著的隋炀帝已成往事，还有谁愿意站出来替一个作古的昏君提不同意见呢？不会，也不敢。这就是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所以，隋炀帝遭遇六月飞雪之难，兵卒死伤泰半，是老天也看不过去降下的天罚，是昏君咎由自取。这个民间传说愈演愈烈，人们从怀疑隋炀帝的治国能力，到质疑他的人品，谁还记得他亲征吐谷浑安定西北的功绩，又有谁会记得他坐镇张掖接受四方来朝的盛世雄风？大约在污名不可洗白的后世里，他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一心想要重振秦汉大国威风的决心，也依然抵不过“好大喜功”这个轻飘飘的词汇吧！

事实就是如此，一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提起隋炀帝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些骂名，和野史传记当中不堪的风流荒唐。由此可见，先入为主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而作为一个帝王，一次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他带来的又何止是劳民伤财的骂名，等待隋炀帝的是众叛亲离江山覆灭，终以亡国横死而惨淡收场。当唐军攻入长安，隋炀帝在扬州看花赏月听小曲的旅居惬意生活宣告结束，惶惶不可终日里他也曾做过迁都南京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打算，但奈何从属文武官兵已经与他离心离德，尤其祖籍家眷都在长安的士兵们可没有背井离乡的决绝。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兵变就这么发生了，当隋炀帝的生命走到了最后，面对满朝文武守卫等待，只为看他死去才能安心的那一刻，他在对人世繁华的无尽留恋中幡然醒悟，想必也要长叹一句：旅行有风险，且行且珍惜。

作者简介：

陈玉福，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金昌市委党校教授，张掖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共张掖市委特聘专家，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文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九大代表，甘肃省作家协会顾问、第六届副主席，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长中短篇作品50余部，1000多万字。其中长篇小说《西凉马超》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绿色誓言》入选建党100周年100部红色经典作品系列；电视剧本《建军大业》获中国优秀电视剧原创剧本奖，电影剧本《八步沙》获中国电影优秀剧本奖；影视剧《八部沙》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作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出后获中国电影金鸡奖，获100部现实题材优秀电视剧本国家级扶持。另有多部作品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甘肃省委省政府文艺突出成就“荣誉奖”，第四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敦煌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长篇小说奖、中国网络十大杰出小说奖、中国电视剧原创剧本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剧金鹰奖等奖项。

程琦，著名诗人，张掖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任玲，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员，陈玉福工作室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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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