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博讲坛(55)纪要丨不止“一线路”：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变动

主讲人：吴才茂

本期贵博讲坛由贵州省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刘秀丹主任主持，首先，刘秀丹介绍了“贵博讲坛”的内涵，并对演讲嘉宾凯里学院吴才茂教授进行介绍。

演讲

吴才茂：

首先感谢贵州省博物馆的邀请，其次感谢各位在线朋友的支持，非常荣幸能在“贵博讲坛”和大家分享我的研究，不当之处，请大家不吝赐教。

一、问题之由来

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本就是中国各地的情形，但贵州各地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又最为典型，明清以来的风俗描写，特别是《百苗图》中的刻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我还是从我最熟悉的清水江流域开始说起，这里有50万件清水江文书，我们知道，贵州少数民族除了有彝文、水书等文字外，很多少数民族均使用汉字文书，这些汉文文书从哪里来的？是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明代清水江文书特别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成化二年一件转批合同，是与卫所相关的文书，因此，追寻文书来源时，就落到了卫所制度所衍生的人群移动上来。

《百苗图》

二、“一线路”的形成

明代贵州卫所分布呈“一线路”的特点，为世人所道及，这种观点，明代就颇为盛行，如嘉靖期间兵部尚书杨博就说：“贵州初属四川行都司，永乐间，始建省治。官则流土相参，民则汉夷错处，不当中土一大县。一线之路，外通滇南。官军月粮，仰给川、湖二省……大抵贵州开为云南，无贵州是无云南也。”明代官员普遍认为，经营贵州的目的，只是要借助其地理上的“一线路”优势，维护入滇驿路的畅通。基于这样的认识，到明代中期，出现了恢复洪武旧制的呼声，即撤销贵州布政司、按察司，只保留贵州都司。如景泰元年吏部左侍郎何文渊上奏：“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吏及从征官军俱各取回，止照洪武年间设立宣慰司及都司卫所”。夏瑄干脆说：“贵州宜仍洪武旧制，置行都司，罢藩臬郡县”。在当时出现的“罢省派”认为，只要设置贵州都司及辖下卫所就足够了。因此，贵州卫所分布呈现出“一线路”形态，成为不证自明结论。实际上，从设置时间来看，并非前人所简单以为的元代开辟通往云南路线，然后贵州卫所沿线依次分布，“一线路”的形成经过了非常复杂的变动过程。

首先，土官归附与明王朝的对策。洪武初期，根据贵州的形势，明王朝对贵州中东部的策略是以安抚为主，尤其注重于土司制度的重建，藉此把这些羁縻政权纳入明王朝制度建设的系统之中。因此，直到洪武十四年之前，贵州地区除了洪武四年设置贵州卫、永宁卫和洪武十一年黄平守御千户所之外，并无其他卫所建置，主要的工作，还是招抚土官和对土官的管理。

其次，控制交通线政策的出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指出，云南虽属西南夷，但属中国，既属中国疆域，那么就在“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的范围之内，在“诏谕”未归附的情形下，必须征讨，云南战略由此出台。在征服云南的过程中，贵州地区的建设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稳固已降服的土官，进一步招降未归附的羁縻政权；二是面对贵州西部的复杂局势，“留兵筑城”，建立卫所，成为朱元璋此期经营贵州的主要策略；三是控制交通线战略的出台。洪武十五年七月，朱元璋指示傅友德等人：“往往人来，皆说各处守御卫分好生无粮。以朕远料，云南莫若大将军拨下，止守云南大理、楚雄、临安、曲靖、普安，其身子里守御处所，如东川、芒部、乌蒙，除乌撒见少存，其余且休占住军，都发去厮杀。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然后将东川位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令东川人民供给。其乌撒，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食。七星关立为一卫，或乌蒙、或芒部，合令那处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自永宁迤南至七星关，分中札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若如此，道路易行，军士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若分守诸处，深入万山，蛮人生变，顷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符到之日，诸将当美饮食，抚军士，将诸蛮尽行平定，方敢旋师，如敕奉行。”朱元璋进一步告诉傅友德：“兵既艰食，固不宜分，止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黑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卫，如此分守，则云南道路往来无碍矣。”由此可见，当时所谓控制交通线策略的出台，还是只是停留在四川经贵州进云南这一条线上，并不是后世所言之“一线路”。

其三，一线路的最终形成。贵州中东部的卫所设置，与少数民族社会变乱有密切关系。从洪武十八年开始，贵州中东部地区社会变乱蜂起，《明史》称：“靖、沅、道、澧之间，十年内亦寻起寻灭。”贵州西部也不平静：“毕节罗罗诸蛮复叛，攻掠屯堡，杀伤屯田军士五百余人，百户宋礼御之，亦为所杀，群蛮遂并力攻堡，复杀阁雅驿丞，劫掠粮马，焚六广河巡检司。于是，威清卫青龙山井堡啰啰相煽而起，掩袭守堡官军……南侵贵州，北蹂毕节，东接沙溪，西通威清之境，往来杀掠。”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力平叛与卫所设置并举，“一线路”上的卫所，在洪武十五年至洪武三十年这段时间内，逐渐形成。

因此，应该指出的是，从明初进入贵州开始，其初衷并非仅出于经营云南这么简单，其内在的动因还是朱元璋一统天下的战略思想，在朱元璋的“疆域”观中，本身就包含了对各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意味，即所有的“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换言之，从洪武四年开始置贵州卫、永宁卫开始，明王朝即试图努力开拓贵州地区，而后来所设都匀卫、五开卫、铜鼓卫等卫，亦无不是以开拓少数民族地区为主的。只不过贵州地区的复杂程度，特别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将带来的冲突，超出了朱元璋的估计，在大规模的社会变乱面前，其对策只能是以武力开拓为先，屯兵戍守为后。加上经营云南的道路，当时虽可由四川经乌撒而入云南，但由统治中心南京出发，最为便捷的仍是辰沅普安大道。因此，才呈现出来了“一线路”上的分布特点。而都匀卫、铜鼓卫不在“一线路”上。

明代贵州政区、卫所、土司分布图

三、作为“文化孤岛”的隆里所

贵州省锦屏县隆里乡隆里所村，是明代五开卫辖下的千户所，现在居住的人群，也以汉族为主，并宣称是卫所军户后裔，另外，由于古城建筑完整，被外界称为“汉文化孤岛”。那么，这些人是如何坚守汉族身份的呢？讲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一是通过身份记忆和歌谣传唱来坚守这种身份认同。隆里人会说“我们祖先是朱元璋和永乐帝派来镇守边疆的”，他们也会以对联的形式表达这种情感，如江氏宗祠门联曰：“祖籍肇江南溯前代芳声子尽孝臣尽忠斓陵世序传香远，孙支繁黎北忆先人勋业武封候文封相济水根源启运长”；又如胡氏宗祠门联曰：“派衍自凤阳忆我先人当日奉命行军曾垂伟绩丰功荣增史册，族聚于隆里斯尔后辈及时追踪步武共播令名寄誉光耀祖宗”。另外，还有一些歌谣，如“城内三千七，城外七千三，七十二姓氏，七十二眼井”唱的是隆里所人口问题；又如“好女不出江，好牛不过江。南面不翻岩坎桥，西门不翻平水桥，北门不翻三拱桥，东门不翻董家凹”唱的是婚姻圈；再如“陶姚王、鲍尹张、七百户、加所王，三千户、江李杨，镇抚胡、都司庄、指挥一、是东王”唱的是姓氏和官衔，这些历史记忆与歌谣传唱，在正史系统和民间文献中，皆有所本。举例而言，《清军册》就载：“正军千户三员：江腾蛟，田二十四亩，粮六石三斗；李占先，田二十四亩，粮六石零七升，杨肿秀，田二十五亩，粮六石八斗。正副百户七员：陶舜臣，田二十亩，粮六石；姚世臣，田二十亩，粮六石；王老清，田二十亩，粮六石；王廷聘，田二十亩，粮六石；尹仲义，田二十亩，粮六石；鲍承勋，田十九亩，粮五石九斗；张起龙，田二十亩，粮六石。镇抚一：胡起凤，田二十亩，粮三石三斗。”这和姓氏官衔三字歌谣暗合。

二是隆里所人引入王昌龄作为社会文化符号。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隆里所与王昌龄有关的遗迹开始得到塑造，举凡龙标寨、龙溪、龙标山、龙标冲、状元祠、状元墓、状元桥、状元阁、状元碑、状元亭、龙标书院等皆是。当然，这其中对隆里所影响最大的是龙标书院，隆里所人王师泰《重修龙标书院碑记》称：“仰惟少伯王公……盛唐才子，指秦郡而远赴黔中，射鸭名堂，尉因郊重，翔鸾栖枳以香传。盖获屈惟一时，而龙标遂名千古。随风明月，寄予到达夜郎之西。前明时之封墓建祠，实造端于万历、天启之际。地开文运，桥号‘状元’，邱垅岿然，碑碣炳若。幸育才之有地，岂遗韵之无存？此龙标书院之所由……此龙标书院，根于唐少伯先生，重修于前明梓里先辈。当年鸿胪少卿业为重建，而今日诸君子雅意更新者也。”在碑文中，王师泰细致地追溯了王昌龄的才子风流及其对龙标的影响，并尤其强调了龙标书院与“状元”王昌龄之间的关联，其意自然很明确，“从此春干秋羽，盛集衣冠”，继续在科举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功。而龙标书院，亦籍王昌龄之名头，成为黎平府八大书院之首，学生多时可达110人，隆里所之所以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其功甚伟。

诚然，科举的成功，并非王昌龄阴荫的结果，然作为隆里人追寻的先贤，王昌龄确实起到了鼓励士子、振奋人心以及在促进文运方面的重要作用。因为民众相信，“望状元遗冢，矩步先型”，才使隆里所“科甲蝉联，南魁北榜，历历堪稽，是隆里实为开邑之光，尤为合所之冠”，同时还希冀其能进一步“程指后学”。这种“曾开隆里之科甲，遂起龙标之景运”的信念坚持，既是隆里所人能保持在科举成绩上不断进步的动力，也是他们得以在历史变迁中坚守身份不变的重要原因。

隆里所全景图

四、“汉”“侗”之间的三门塘刘氏

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村，是一个典型的侗族村落，但遗存于其中的历史遗迹，有着浓厚的汉文化气息，特别是刘氏宗祠，诉说着刘氏是卫所武官后裔，那刘氏从何而来，在三门塘村落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讲者通过卫选簿、族谱以及碑刻等文献证实，他们为铜鼓卫指挥使刘氏的后裔，进入三门塘之后，大致经历过了三个时期：

（一）成化年间至万历年间，此为刘氏获得“入住权”及家族的稳步发展时期。从上述各姓氏迁入的描述中可知，刘氏也是较早迁入三门塘的人群之一。然而，刘氏在三门塘的早期活动，与其他姓氏一样，并无明确的记录。现仅能从《刘氏族谱》中所记录的男丁配偶关系，从侧面反映刘氏入住三门塘的历史过程。入住第一代刘伏保的妻子为杨氏，其子刘正干的妻子为姚氏，其孙刘钱端的妻子为彭氏。从这三代人来说，并未有发现其与上述最早迁入三门塘的谢姓、王姓甚至稍晚的吴姓有关联。但到了第四代与第五代，尤其是第五代，有非谢家女不娶的势头，其中第四代刘宋台配王氏，刘富台配王氏，刘金台配谢氏，刘银台配姚氏，刘贵台配吴氏；第五代刘金船配王氏，刘银船配谢氏，刘银万配谢氏，刘云龙配谢氏，刘唐万配谢氏，刘船万配谢氏。万历四十一年刘氏所拥有的桥的出现，表明他们已经在三门塘有很重要的地位了。

（二）万历末期至道光年间。这一时期，从第十世开始，人口稳步增长，至第十八世，刘氏男丁数已达160人。而从三门塘现今能看到的诸多历史遗迹，均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例如码头中的刘家码头、谢家码头、王家码头、吴家码头均已形成，其中，刘家码头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又如寨中“花街”中的刘家街、谢家街、王家街、吴家街，也于这一时期修成，其中吴家街修于乾隆二十七年，其余几家至迟于道光三年已修成，据《视履考详》碑所云：“斯地四姓聚处，各立有街，若刘则有西街，吴有东街，而王姓居中。”从这些码头和“花街”的命名方式来看，是一种对“我族”主体地位的确认和重申。

（三）晚清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三门塘刘氏鼎盛时期，据《刘氏族谱》称：“三门塘人烟数百，刘氏殆居其半，且又多为外帮木客主家，精筹算者，无不渐臻殷实。近年以木业而获厚利者，颇不乏人，亦克光前烈者也”。当三门塘刘氏发展到鼎盛之时，他们正式通过与铜鼓刘氏“合修家乘”而“联成一气”， 向世人宣示他们系铜鼓卫指挥使后裔的真相。这种先期对身份讳莫如深到光绪年间的公开展示，这么做的个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据口述访谈表现出来的讯息，这是“弃子”回归的重大举动。换言之，当年刘伏保离开卫所屯地，进入三门塘，实为无奈之举，有一种被抛弃的失落，其后裔经过四百余年忍辱负重，终于强大，于是一改“素未讲究及此”的作法，而是欣然与铜鼓刘氏“联成一气”，由此，刘氏族众内心对于汉文化的坚守，全然释放出来了。因为晚清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动与其自身经济实力的上升，已足以能让其表达内心的真实愿望。只是在这近四百年历史进程中，刘氏也已经深深地与“侗”交融在一起了。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得很不够，特别是对汉人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因而很容易得到一种片面性的印象，似乎汉族较杂而其他民族较纯。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民族间相互渗透和融合过程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汉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其他各民族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

铜鼓卫刘氏指挥使后裔移居三门塘，与不同姓氏“杂居”而合力建设村落社会的历史过程，可视为汉人聚合、交融而演变为“侗族”的典型事例。但不管是各类独立的刊碑立约活动，还是联合不同人群争取清水江“一江厚利”的“当江”权利，其过程体现出来的汉字书写与观念，无不显示了他们作为汉人后裔的特点。如果说三门塘刘氏族人的语言与服饰装扮，呈现了他们的侗族身份，那么，以族谱与宗祠所表现出来的则是卫所武官后裔的身份。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其显现的程度并不一样，在这或隐或显的背后，取决于他们对现实生存需要的考虑。这种历史过程，可能就是促成“在中国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之缘故。

卫所武官后裔所建宗祠——三门塘刘氏宗祠

问答

问：可否请您再补充介绍明清时期卫所在清水江流域带来“文字入疆”您所见的其他实证？

答：有一些实证，隆里所周边的村寨有相关文书，其中一些文书和隆里所有关系，如隆里所的人与周边少数民族产生矛盾时，会通过写调解文书来处理。当日常生活中处理物权、纠纷都需要文字时，少数民族人群就会认识到文字的重要性，清水江文书大量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

问：出于文化因素，也存在着策略考量。福建卫所世袭兵役制度和安家卫所政策鼓励军户与相隔千里的宗亲长期保持联系，贵州的卫所是否也有这种鼓励军户与宗亲长期保持联系的措施呢？

答：刚举的一个成化二年文书，此合同文书，主要是为了解决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军役纠纷与分担问题。经原籍州县的介入，卫所军户在原籍的田地，正式转批在粟文海、粟文江名下耕种，并由其缴纳秋粮。这样，卫所军户在原籍之田产，就被合理合法的处置了。拙作《明代卫所军户原籍田产处置初探——以清水江文书“成化二年转批粟文海田地合同”考述为中心》一文（《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对此有所介绍。

问：请问明清时期贵州卫所里面的军户与科举特别是武举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答：贵州省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编过一部《贵州省墓志铭选集》，当中有詹家大概十几通墓志，似有相关资料可参考。

问：龙里改名隆里，是为了和贵州宣慰司的龙里区分吗？是从什么时期在历史文献里改名的呢？

答：隆里所，即明代龙里千户所，亦称井孚城，顺治十一年，因其科举“开科始于隆庆，隆与龙同音，改名为隆里，取更新发祥之意”。实际上，在明代的典籍里，亦有写作隆里千户所者，并非后世所言，是顺治十一年改的。

总结

刘秀丹主任进行总结，吴才茂先生通过隆里卫、三门塘刘氏两个例子，以小见大，展现了“一线路”分布的明代贵州卫所情况。面对近期疫情形式，贵博讲坛将开展线上讲座，欢迎大家关注贵州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的贵博讲坛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