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恩师

十几年的求学生涯，使我有幸碰到了许多优秀的老师，也深深地体会到老师对学生的深情。那一份感动，那一份惦记，那一份记忆，是那么的深刻。我是在小学一年级下半学期转学到普宁一小的，最难忘的是陈秉泉老师。他长得高高瘦瘦的，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特别威严。妈妈把我带到一年（2）班的教室门口，陈老师很愉快地接纳了我，他马上调整了座位，把我安排在陈锦营同学的旁边。接着，他把我的名字用大大的字体写在黑板上，向同学们介绍我。从乡下来的我感到很幸福。

陈老师是出名的严师，记得有一次自习课，没老师在场，同学们闹翻了天，突然间，寂静无声，原来是陈老师站在门口，用严厉的眼光扫着我们：“每个人把第1课到第33课的课文抄写一遍。”真苦哇！我们抄写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没抄完。从这后，自习课再也没人打闹了。一年（2）班是全校的“红旗班”，应了“严师出高徒”这句话。小学五年级，体育教师出身的辜至光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并改教我们算术课。也许他讲的不是那么熟练，我和同桌在私语着什么，他点了我的名。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这个班长就这么呆站着，他讲的课我完全不知所云。下课后，我懊恼极了，老师的表扬，邻居的赞赏，同学的羡慕，享受着种种优厚待遇的我，一下子似乎接受不了被罚站的事实。那天直到很晚，我才带着满脸的羞愧回家。那一次被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记。在以后的读书生涯中，我再没有被罚的纪录，一直保持着“品学兼优”的老师评语。也许是下意识的，也好像是老师在时时刻刻地提醒着我：无论在学校抑或社会，一定的纪律和规则都是必须遵守的。否则，你就可能被罚，不论你是什么身份。

方壮茂老师是我们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个子不高，脸上白白净净的，一幅白面书生的样子，下巴有点上翘，一脸和蔼温雅的笑容。在我们齐声喊过“老师好”之后，他给我们鞠了标准的一躬，他是我见过的最尊重学生的一位师长。之后，他那充满磁性的声音再一次让人折服。当他认真地在黑板上写下名字的时候，班里引起了骚动，那书法太漂亮了！毋庸讳言，班上每一个人都被这位老师深深吸引了。方老师是个幽默的人，在讲课的过程中他会穿插着讲一些令人深省的故事，还喜欢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诵文学作品和他自己写的文章。他刚从师范毕业不久，才华初露，写的文章让我们折服。他说，学好语文必须要大量阅读，而课本上的东西太有限。我们通过老师优美的诵读触摸到了文学的脉搏，也培养了我们审美的情趣。在老师的熏陶下，我对文学逐步爱好起来了。

六十年代的普宁一小，名师荟萃，教学质量很高，德育和校风有口皆碑。我们六年级的老师更是个中翘楚。我们的语文老师李辉音和数学老师柯成达，身怀绝技，教学一流，在教学上各有高招。我有比较好的文字能力和数学水平，这两位老师功不可没。几十年过去，还记忆犹新。有一段时间学生中流行写长文，我是其中的热衷者，一篇习作，洋洋洒洒十几张作文纸是常有的事。李老师为了提高我的作文水平，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扭转了我“长而无物”的拖沓的文风。有节数学课，黑板上是老师出的题，先后三位同学上讲台演算，都没做出来。柯老师的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遍，说，我现在叫一个同学来完成。他点我名，我应声而起，顺利答题，全班几十双眼睛齐射过来，那感觉至今难忘。

郭昭灿老师是我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老师，他英俊潇洒，落落大方，喜欢把白衣摆子掖在蓝裤里，头发总是梳理得一丝不苟，在我们那所乡村中学显得很“帅气”。他还拉一手好琴，晚饭后，校园里常响起《渔光曲》悠扬、曼妙的琴声。郭老师不仅风度翩翩，才华横溢，他的敬业精神也是让人敬佩的。1965年学校组织城镇户籍的师生到大南山樟树坪村“三同”，郭老师是文艺宣传队的主角，当时他患有严重的胃出血，他忍着巨大的疼痛，额上汗水涔涔冒出，他以坚韧的毅力坚持把戏演完。演出结束，他已瘫倒在地，不得不入院治疗。那是正当“文革”开始，学生们已开始分化为“红五类”和“黑七类”，同学们渐渐疏远了出生剥削家庭、右派分子子女的我，有些老师也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使我心灰意冷。而郭老师却完全相反，在生活上关心我们，勤勤恳恳地为我们授业，在那坎坷的岁月里，你给每一个学生都播洒了一束阳光，扫掉了我们心灵的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