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逃归家乡
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八百壮士”一进入租界，便被英国官兵缴了械，英国人迫于日本人的压力，以“代管”的名义收了他们的枪，把他们软禁起来。不久，他们又被转移到上海胶州路花园附近，这些原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孤军营”生活。
谢晋元在日记中写道：“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尽管条件艰苦，谢晋元仍严格治军，每天按教育、生产、体育三项内容安排时间。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伪汪政府收买的叛徒杀害，举国震动。剩余的“八百壮士”，大多沦为日军的苦役，或辗转关押于各地监狱，结局悲惨。
胡三贵之子的转述印证了以上的背景资料。
“八百壮士”被收了武器，成了‘无翼之鸟”，威风八面的加强营成了“孤军营”。我们日思夜想欲重返前线，也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我们是军队，却要受外国士兵的武装看押。我们没有了武器，生活得更像是囚犯。八百壮士这钢铁雄师像一颗被丢弃的棋子，前途渺茫。
尽管上海商会等爱国民众的捐款、捐物源源不断的送进孤军营。但是，看到大片国土沦陷，民族存亡堪忧，我们都感觉到，“就是战死沙场也比在这里等死强！”

因此，我们选择了逃跑。最先逃跑的是连长上官志彪，他带了35人逃出。和我最要好的一个河南老乡豫东人名叫巫国华，他给我透露消息准备寻机逃跑，我给他写了自己的家庭地址和姓名。叮嘱他“我如果回不去，请你找机会告知我家里人”。巫国华让我装作小便，“你扎稳架子，别让我把你蹬倒了！”他猛跑几步，踩着我的肩膀翻过高墙，逃了出去。高墙外面，由外国商会雇佣的白俄士兵看守。巫国华逃出去不一会儿，就听外面一阵枪声，也不知这人还有没了！
其实，巫国华很幸运，毫发无损。时间到了1997年，当时逃出“孤军营“的巫国华改革开放后在汉口开办了“金利达电子有限公司”，手下两人来洛阳出差，派人来家找胡三贵，来人说巫国华当年逃出后，先到云南一家橡胶园打工，后来辗转去了台湾。前年老伴去世，整理遗物时发现胡三贵的字条——“河南府宜阳县上杨村胡三贵”。嘱咐他们到洛阳后，无论如何来宜阳打听一下，并留下写着公司名称和巫国华名字的便条。
这些胡三贵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已于1995年去世。
胡三贵之子继续转述父亲的回忆：巫国华逃跑后，最终，我也选择了逃跑。在一次外出转移的途中，我瞅准机会逃入一居民家中，在一位青年妇女的掩护下，我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躲过了追捕，逃离“孤军营”，随难民西逃，辗转返乡。后来听说没有逃出的八百壮士，都被日寇押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多葬身异国他乡。

（四）参加八路军
胡三贵返乡后，家人惊喜不已，看他已经25岁，老大不小了，赶忙请人说媒，给他组建家庭。
要说他已为国家尽力了，该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安生活了，但是那个时代、社会仍然容不下他，他的心一刻也难以平静，因为豫东己经沦陷，大批难民西逃，他明显感到要饭的多了，都是东边过来的，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他们村了。地方上出现了蒋汪政权并存的局面，宜阳国民党政府迁至韩城，寻村一带汪精卫的伪政权势力甚嚣尘上，邻村官庄的汉奸高某听说胡三贵是八百壮士，不敢明里抓捕，就到处散发传单，造谣说胡三贵家里有枪。一旦日伪军找上门来，迫害会逐步升级，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如此局面，胡三贵心如刀绞如坐针毡。他深深地感到家乡存不下去了。
此时赶上当地征兵，因前方战事吃紧，兵源不足，地方连年征兵，不得已只好生摊硬派，寻村年仅11岁的楚公福被摊了壮丁，11岁咋当兵？家人无奈之下愿出两斗麦的身价，寻人顶替，当地叫“卖壮丁”，胡三贵就乘机顶替楚公福的名额，泪别家人再次当兵。当地传统改名不改姓，因此这次参军报的名是胡公福。
因而就有了这个插曲。抗战7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八百壮士后人，一营一连连长上官志标儿子上官百成在网站发了启事——寻找八百壮士，胡三贵儿子胡水超看到后，写材料让人捎到上海，上官百成就打来电话核实，当一听说宜阳的八百壮士叫胡公福，立刻表示，不对不对，弄错了，当他得知这段经历后，一番感慨，才得以确认。
胡三贵这次参加的依然是国民党部队，他随部队开进到山东西台集，在一次送信返回的途中，遇见了八路军一团一营二连（后转为新四军王定烈部），当连长得知他曾经是从坚守“四行仓库”的孤军营逃出来的“八百壮士”，便格外热情，问了家里几口人、几亩地、靠啥生活等情况后，说：“那你也是贫苦人，咱这部队就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就在这里干吧！”于是，胡三贵不假思考就参加了八路军，当的仍是机枪手。

胡三贵回忆说，八路军擅长游击战，与日寇作战，八路军打了就走。部队弹药缺乏，步兵每人只有四颗子弹，因而八路军喜欢近战夜战。肉搏战时都上‘飞刺刀’，就是顶膛子儿，脸对脸肉搏，如看敌人身强力壮，遇机会就扣动板机灭敌。不打仗时，战士们就宣传群众，筹集给养。他说，老百姓只要知道我们是打日本的，哪怕自己粮食不多也会让给我们，宁愿自己挨饿也这样做。一年后，他们突破敌人的“铁壁锁围”，建立了桐柏山革命根据地，为后来建立桐柏军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次，攻打确山县城，他们部队用土炸药炸开城墙一个口子，他们连是尖刀连，他怀抱一挺轻机枪，背佩四指宽的大刀，随部队快速冲进豁口。但是，他们连还未进完，日军的强大火力就封锁了突破口。进去的官兵与日军展开巷战，激战一天一夜后，他们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胡三贵腰部负伤被俘。
被俘的战士被押到汉口日寇的所谓‘战犯拘留所’，受尽折磨，直至武汉光复。武汉国民党政府把他们解放出来，编成“爱国青年训练大队”，集训三个月后准备重新编入国民党部队。这时，内战的气息越来越浓，他声称体弱多病，连年征战，八旬老母无人照顾，在强烈要求下，“爱国青年训练大队”出据路条准其返乡。
所开路条和从“四行仓库”带回来的两个奖章（忠贞奖章，四行仓库纪念章），在“文革”中都交给了当地大队干部，他说，这完全可以证明我当兵是打老日的。很可惜，现在没有了下落。
胡三贵大约1946年返回家乡，成了和当地人没有区别的农民，“文革”中因“历史不清”还被打成四类分子。他很少给外人提自己的经历，恐怕自找麻烦，解放后也如此，他觉得，自己虽然参加了有名的淞沪会战、坚守了四行仓库，但毕竟是在国民党部队；自己虽然参加过八路军，但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当时信息不畅，无法找到原部队番号证明自己；自己虽然真刀真枪、舍生忘死与日军作战，但毕竟也当过俘虏。只是偶尔给自己的家人提一提那铭心刻骨的往事，他不求获得什么荣誉与奖赏，即使受点误解与冤屈，也默默承受，因为和死去的战友相比，能活着儿孙满堂就算最大幸福了。
这么多生动材料留下来，不是他主动写出的，是“文革”中被打成四类分子交代“罪行”而不得已回忆出来的。
胡三贵于1995年病逝于家乡。
他不知道的是，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他的“八百壮士”身份得到核实确认。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二楼展区“八百壮士”英名墙上镌刻了的354名壮士的姓名、职务和军衔的图片，上面就有他的名字。宜阳县人民政府给他立了纪念碑，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寄来了有马英九签名的抗战70周年纪念章、纪念证书。《宜阳县文史资料》刊登了他的事迹。
胡三贵先生有功于国国家，无愧于人生，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