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接冯老师通知，由陕西老师发起的文史行，辛苦李晓信老师开车，前往王石凹调研，沿路从杨家塔下到陈家河，目睹了破败不堪的霸王窑教育馆。记得一、二年级时曾经参观过，记忆是一个字“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这里已经荒无人烟。
山上的风很大，预报的中雨到大雨。上苍非常关照我们一行的善举，我们在王石凹的全程考证，一滴未下。等我们的车下到沟底时，也可能苍天为当年的矿工鸣不平，雨开始滴落成河，呜咽着匍匐在地。
仅有的一户村民，在雨中放牧着几头黄牛，风从山谷吹来，感觉更冷。烟雨濛濛中，那一串串驼铃声把我带回那段尘封的历史。
煤炭，最早是作为煤玉雕刻的原料为铜川的先民所利用，有了原始的开采，而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煤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到汉以后才作为燃料进人社会经济生活，其时煤炭的作用才真正发挥起来。
铜川煤炭在形成独立的商品生产体系以前，虽然采用了简单协作的方式，如宋代三五个人凿挖煤洞，以及元代的采煤竖井，他们一般都是为烧瓷用煤而合伙开矿的，直到明末清初以后的康熙、乾隆时代，官府倡办煤矿，舆论以煤为“本业”“正业”，煤矿的社会形象有所改变，不再严重歧视了，才有富裕人家投资矿业之事，出现了集股合资，以货币为资本的工场手工业炭窠。
铜川霸王窑坐落于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王石凹镇陈家河村的西老虎沟，前身即陈家河煤窑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十九，即公元1710年。其先为同官西原孙姓的财主出资领人凿井，由于工具原始，开凿十分艰难，相传耗资巨大，出一两石渣得花一两麻钱，打了历时三年半也没打出煤来。孙家财主把银钱花得一塌糊涂，资金告罄，就扔下不干了。
后来，富平几个有钱股东组织人力物力继续打井，他们又向下开凿了七尺深，打到了"黑锅底正中”(中层煤上)，煤层厚达三丈六尺。
印台区古称同官县，据《同官县志》载:“此为本县历史最久之煤矿，开采已二百余年，矿区面积一百七十公顷二十六公亩三十七公厘。井口直径二公尺，井深一百一十六公尺，这也正是陈家河煤窑从此以后兴旺的原因。
富平开窑的股东就是薛镇的井家、石家、湾里的赵家，与同官的孙家合为四大股东。后来，实际上形成了四大头兼并合一，由赵成柱独霸垄断了。
赵家靠无偿占有窑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盘剥工人，靠窑工的白骨鲜血发家。民国18年前，赵成柱家仅有土地七十亩，后靠经营煤窑和人股开办四合沟煤窑，到民国20年就暴发起来，置买水浇地170亩，骡子七头，牛两头，占有望西山、庞家山和清水峪三架山，建有两座庄院，都是三进庄子，共五院，87间房子，在富平美原、薛镇还各有百货商店一座。在流曲镇又与郭老四合伙经营了一家杂货店，雇有长短工21人。
铜川矿区奉祀窑神起于宋代，时瓷窑兴盛，“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 。熙宁年间知州奏封其神为德应侯，同时以晋代传给铜川居民以陶术的有功之人“柏林配享”，说明最初的神庙还是有其纪念意义的。到明清以后煤窑兴办渐多，窑神也不再属瓷业专用，为煤瓷共祭，而且开始成为以神权奴役窑工的工具了。
煤窑兴办，先得敬窑神，建庙立碑，而窑神也不再是专一的土神，大都是当地原有山民敬什么神，炭窠就拜什么神，例如《重修四圣庙碑记》:“同官邑东乡崖窑村，旧有四圣庙，创自雍正二年，历年既多，渐就倾圮，”“村人尤以崖窑炭窠伊迩，村民衣食永远是赖，更宜崇祀窑神，以为神庇”。
这座庙创建于1725年。后来附近开办了炭窠，遂于嘉庆二十一年(1817)重新修庙，敬为窑神，而庙中则是窑神、药王占主位，两旁是牛王、马王、山神、土地。而道光十四年(1834)创立的《观音堂创修五圣宫碑记》提到的诸神供奉的是关圣帝、圣母真人、观音、大士等，可见窑主建窑神庙目的并不是崇祀窑神(土神)，而是借此奴化、麻醉工人，借此强化其主宰工人的权力。在陈家河炭窠后来主祀“太上老君”，说炭车是老君爷的马，翻车就要受惩罚，煤窑里处处时时讲迷信，如点灯不许说“点灯”，要说“烧灯”，灯灭了得说“灯谢了”等等，同时还把“不拜神灵者”列为打的窑规之首，可见神权统治在窑主们心目中的地位。
窑主们为愚弄工人，不但建庙，且在祭祀上大肆铺张，并借机要工人大出“神炭”(不给报酬)。
陈家河炭窠每次叫窑(即大班窑)开工，都要杀猪宰羊唱戏，祭拜窑神。特别是十月十日这一次上下井换班期间尤其隆重。要杀几十条猪，连续唱三天戏，准备下井的工人成群结队由把头带着到观音堂窑神庙叩拜，烧香点表供奉祭物，求神保佑，爆竹从井口一路放起，一直响到二里之外的祭所。对窑神不表示恭敬的就要挨打。而祭神的费使，则由全体工人专门出三四天的神炭来提供。
但窑神不过是偶像，当然不会有什么灵验。清朝末年霸王窑的窑主正在重修观堂窑神庙时，井下出了大水，窑主赵志信逼着工人在井下用简陋工具排水，致使十个窑工活活淹死，该井也停产达四、五年之久，直到后来水退才重新生产。
当时同官各煤窑普遍实行的工作制即大班窑。各煤窑每大班工人连续在井下的天数不一，从十余日到三十余日均有。
1936年同官九个大窑每大班的时间(1936年统计)如下:
陈家河煤窑在1932年以前还实行三大班制:正月初五到五月初五为第一班；五月十五到八月十五为第二班；八月二十三到腊月二十三为第三班；继而又实行过四大班制:正月十五到三月十五为第一班；三月十五到七月初一为第二班；七月初一到十月十日为第三班；十月十日到腊月初三为第四班。
在大班窑里，工人们成年累月劳动，吃住在阴暗的井下，不见天日，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犹如奴隶，比囚徒都不如，失去了人的生存的基本条件，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当时的刊物《华北新闻》都称它使“强汉变弱汉，比判徒刑更厉害”。民国《同官煤田地质》称其为“世所天地间最残无人道的一种虐待工人法则”。
同时大量役使童工，是早期资本主义雇制度的共同特征。在同官炭窠中更为突出、普遍。井下拉车工多半是十二三岁的童工，小者仅八九岁。这些童工年幼体弱，受的欺压就更惨重。熟练的拉车童工叫脚家，新来的童工称“列把子”(新来的童工不会装车，一拉煤就撒，到了井口底，工头就说拉半车煤，不但不给记牌子算数，还要鞭打，称作“列把子”。)
当时，铜川采煤工场手工业时期井下工人劳动是超负荷的。窑主、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贪欲，促使他们采取最野蛮的体罚手段，驱使工人像牛马一样不喘息地劳动。工头们的鞭子就是他们管理生产的法宝。窑主毫不讳言地说:“鞭子能提精神，能治病”。他们体罚、鞭打工人的花样很多；拉得慢，把头跟在后边追打，叫“赶拖”；拉得快的还要打说是“打快牛顶慢牛”，不快不慢的也打，要你撵上快的。执行体罚制的代管在巷口等着打，拖头在巷道里赶着打。
他们毒打工人还形成了一套窑规: 不拜神灵者打；拉车慢者打；中邪气吃煤泥喝矾水者打；拉车不力者打，翻车亦打；晕倒病倒者打；伤残病痛呼唤者打；损坏工具者打；钴倒仓寻死未遂者打；逃跑肇事者打；死者为避其邪打！
如此横蛮无理，工人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挣扎在死亡线上。正如歌中所唱“流不尽的血，流不完的汗，挨不尽的鞭子，拉不完的炭，”
残酷的体罚一曰靠辘轳，即把窑工从井下绞到窑口，用索绳缠压在辘轳上拿镐把打；二日挂飞轮，是把窑工的一条胳膊一条腿吊在井筒空中，用藨过水的粗麻绳抽打；三日上戏台，是把窑工捆在戏台的柱子上，几条鞭子同时打；四日猴啃桃，是把窑工双手捆在膝盖上，拿一木棒穿在腿肚中，再给胸前塞-一块石头，拉到过道上，过-个工人时把头就打一鞭子，说是做“娃样子”给工人们看；五曰扎火针，是把窑工打得不省人事后，或窑工生病时，用烧红了的长铁钎朝身上乱戳。原李家塔工人王虽娃在早年当童工时就曾在陈家河煤窑井下就先后挨过“猴啃桃”，做过“娃样子”，被扎过火针。
由于陈家河煤窑的野蛮，霸道，加之水灾、闷风，片帮冒顶，工人的人身安全根本没有保证。1926年第二大班，陈家河煤窑先后下井200多人，就死了近80人，有不少是被工头打死的。如此事例举不胜举，据推算，陈家河霸王窑每采4吨煤就要留下一具矿工尸体。
在大班窑内，陈家河等一些炭窠的工人除了要出当班的定额的窝炭以外，还要出如下名且繁多的炭:
1作为经营、代管、索客等工头额外收人中间剥削的尾巴炭；2作为劳动工具使用的如拉车工小车长筐费用的长筐炭和作为拉车车攀绳费用的活绳炭；3作为工人生活必需如吃饭用的碗炭；4窑上烧用的烧炭；5敬窑神费用的神炭及香火炭；6窑上逢年过节请戏班子唱戏费用的戏炭；7资本家请客送礼，进行社会交际费用的行门户；8名为工人理发费用的待诏炭；9资本家养狗的狗炭；10弥补折合其它耗用的“迷糊”炭。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费用为名目所出的煤炭，有相当一部分已包括在资本家窑主规定的正常定额的窝炭中。而剩余价值只就是按窝炭定额计算的。陈家河炭窠仅“窝炭”的剩余价值率就达201.7%。
陈家河煤窑的四大巨头对外和县长、县财政部长、驻军团长勾结得十分紧密，民国初期该煤窑的包乡约张喜，专在县上替霸王窑包揽词讼打官司。窑主赵成柱的哥哥赵成吉曾任富平薛镇一带联保主任。有长短枪七枝，看家护院，又和国民党二军师长刘继邦是亲戚。1920年前后，该师曾派一个排常住窑上护持。县官府还在该窠井口东边的两孔窑里设联保局。计有10个人，持的是老套筒步枪，窑上也有一伙打手，后来发展为矿警。就这样，官府、军队、地方武装和窑主勾结一起，共同对付、镇压工人。使一无所有的工人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家在铜川老虎沟的工人李苍年，上井后不想再下煤窑了，赵成柱就勾结驻军李排长，派人把他绑回来，用枪押着下了开，工人孙小娃也是由军队挟持下井的，在井下不愿干，又被把头王一顿疙瘩鞭子抽打，再加以猴啃桃的酷，最后折磨致死。工人蒋苍娃在井下、累得实在拉不云车了，想坐下歇口气被把头打得不省人事。明明还有一口气，就被扔进了凉尸洞其父含怨、到县府告状，赵成柱派讼棍张喜去勾通县衙，一口咬定苍娃是病死下，还欠窑上三十元钱，判定蒋老汉诬告好人，反被役打得皮开肉绽，死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影响下，受到新兴的资本主义机器矿业的冲击，使一些落后煤窑的工人，不断流动到比较先进的机器生产的煤矿，或进行罢工等斗争，迫使旧式炭窠不得不改变经管方式并适当改生产条，
1940年间，尚处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的旧炭窠掀起了改组之风。被称为霸王窑的陈家河炭窠首当其冲。时，陈家河炭窠因其生产方式原始及管理野蛮雇不下工人，正面临停产倒闭的境况。该矿遂增新股集厚资，扩大和改善经营，并改称为复兴煤矿公司。
直到1949年4月28日，铜川二次全境解放。窑主老板赵成柱，自知法网难逃，畏罪吞金自杀。陈家河炭窠也因长期胡挖乱采，井壁塌陷，巷道堵塞，失去了继续开采价值。经铜川县人民政府批准，于1950年关闭，结束了赵家炭窠240年的罪恶历史。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霸王窑被建成阶级教育馆，供人们参观。1966年，铜川矿务局在陈家河炭窠旧址筹建阶级教育展览馆，1970年落成开馆，对外展出。馆内共设有:矿工的苦难生活史；矿工在井下劳动情况；矿工斗争史；建国后矿工的幸福生活五个展室。煤窑井口、凉尸洞辟为展出现场，供人们参观，教育人们了解旧社会的黑暗的资本家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事实。
霸王窑阶级教育馆开馆后到1977年闭馆，据接待登记簿统计，每天参观者约400人，8年多共有约12万人次受到了教育。
列宁曾经说：“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不能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慢慢淡忘,甚至去替前人原谅他们所受的痛苦。要知道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否认罪责就等于犯罪。
作为煤城的孩子，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廊是由煤书写的，苦难与辉煌；贫瘠与繁华。我们曾走出大山，在外求学、工作，而后又回归这里。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在梦里扎了根，生了翅膀。
这里已是废墟一片，徒留一声长叹在空中。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山上面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幸福生活和山脚下面曾经苦难的旧社会的影子就像一阳一阴的两面镜子。我们今天所有阳光甜蜜的日子，全部缘于为我们负重前行的无名英雄，默默地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国防力量，才有了我们头顶上的这片蓝天和身边的四季安好。
在我们为祖国的伟大强盛骄傲时，我们也为是煤城火红岁月里的子弟而自豪时，面对警钟一样的霸王窑这段历史，是否能与这场雨一起给远去的往事一个清明的祭奠？让那些亡魂得到安息。昭昭前事，悌悌后人，铭记苦难，开创未来！
楚丰华
20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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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楚丰华原名楚凤琴.祖籍河南许昌人士，67年出生于铜川焦坪，大学学历，供职于市铝箔厂，现已退休居住在老区。作者自幼喜欢耕读于文字，曾有文稿在多家报刊、网络平台发表。希望在更多的文苑结识更多的文友，以便相互交流、提高，把更好的作品分享给更多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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