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淡   如    菊  （祭母）

               红 榜 作 家   质 深 报 人    卢 发 生

     记忆中，母亲坐在门前一丛正开放着的野菊花旁，老竹椅随着动作吱溜响动。她侧过身，举着乌木梳悠悠划过花白的头发，一下下地。似乎很享受这难得的清晨半时闲，梳发并不仅为团拢起脑后的那个髻子。

     母亲薄唇抿红，大眼睛到老了就谦卑地垂成两道帘子，努力大睁了去看来人。晚辈鹏儿回忆起来，惊叹说，老奶奶脸上虽也是多褶子的，但人淡如菊，便是好看。

     定格在九十四岁的老母并未享受过世间至福，瘦削柔顺的倒是吃了满满一担子苦。最初的忍来自于她的识字问题。她出生的村子在仓埠附近，叫四勿田。父亲是私塾先生，膝下二女一男，对这个问题想必是要求较严。书香人家，自然不能有白丁。于是妈妈自幼能识得很多字，还绣得一手好花。当然这其中也受了不少训诫之苦。

     接着是小脚。母亲总是颠颠地来去，一步一啄地跟着人堆走。走些步就得直起身子休息下，这时小个儿就略显得高了一点，幸好，解放来了，母亲总算没有被小脚裹得弯腰驼背，但小脚是定了型。

     四勿田的老太太是对守礼毫不含糊，生生把两个女儿的小脚丫给裹上了。粽子脚，可怜的母亲总是穿着七八岁孩子的鞋，鞋尖里还塞进一团棉花。

     想来母亲辛苦了一生，其中苦处无人说道，如鱼饮水，无有埋怨。

     人家的忍是用了心刻意地压制着，再不就转移。她是随意而就，不在意地就承受了，自然而然地伏低着。

     若问她活到九十多靠的是什么？她只是愧欠地笑笑，说耳朵不大好，听不清呢。

     母亲嫁到卢家，家中一个小姑是信佛的，独善其身，一生未嫁，独善其身。后来得黄疸型肝炎去世了。

    母亲是大户人家之女，妈妈嫁过来以后，婆媳关系极好，几十年“没红过一次脸”，在仓埠镇上的街坊们中传为佳话。

    我的父亲是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头的一介书生。念过私塾，文化水平没舅舅高，却写得一手好字，以至于仓子埠周边远近闻名。由于忠厚老实，被徐源泉军长看中，任命为正源中学董事会成员、校总务主任。

     解放后，舅舅当了仓埠中心小学的校长，父亲仍在新洲二中任教导员。后来，阶级斗争为纲，父亲被划右派，遣送街办工厂劳动改造。舅舅被政治冤案铛锒入狱，屈死狱中。再后来，邓小平拨乱反正，父亲和舅舅都得以平反，那时父亲己是风烛残年，舅舅的坟前已是荒草萋萋了。

     母亲最信奉的箴言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七十多岁时，开始潜心信佛颂经，长年不辍。她吃“花斋”，饮食以清淡素食为主。邻居左右自家种的蔬菜经常有人送过来。在这个充满五谷杂粮般醇香人情味的小镇居住，老母的生活绝对是绿色低碳的。老母平日饮食很简朴，对饭菜从不挑剔，却是喜欢喝茶。沏着在北京的姐姐姐夫从马连道茶市上买回的上好花茶，老母觉得十分惬意。

     九十四岁时，老母的腿出现“故障”。她恨自己说，老了，给晚辈添麻烦了。走时，她说，天黑了。

那时我在北京工作，接电报后第二天才赶回仓埠。我看见老母亲面容很平静，只是如睡着一般。

     含泪摩挲着老母的手，温软，冷静，白里夹黑的头发散在枕上。三天，老母这一觉长得让人确定真是走了。阴阴的初冬并无落雪。信佛的大伯说母亲走得好，去了好地方。

     依稀里渐渐知道，“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说的就是这样无争无碍的，最后走去了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