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年 的 记 忆
放学以后，我飞快地往家跑，斜肩上的书包在腰部甩来甩去，像套在驴脖上的庸子。我用右手不断把书包往后推，跑的越快，往后推的次数就越多，后来，干脆用手摁住书包，可这样就跑不快，但我还是跑在最前面。
等我晚上回家时，才发现装在书包里64开的红书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
母亲说哭什么，完了再向学校要一本。母亲并不知道丢了红书是一件让人担心和害怕的事。正常丢了还不要紧，或许还能找到，如果丢在了圂里或者被坏人捡到恶意丑化，那将是一件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态度不好还会被定个小现行反革命。
那时候，除了书本费，学校什么都免。当然，能免的东西并不多，没有补课费，讲义费，课外读物费等额外支出。红书是唯一免费的课外读物，却比《语文》《算术》课本重要得多。包装也精致，红色塑料套皮，压模的字，小巧便携，只是没有标价目。
那天下午，我和金堂回家，路过东村寨子西边的一棵柿子树。时值深秋，树叶泛黄，开始脱落，慢慢的，一片一片，像浮在空中的扁舟，摇摇晃晃毫无顾忌地飘荡着。
有风的时候，落叶如一块块烙黄的葱油烧饼，相拥着结伴而行，地上瞬间变成一张花布单。红彤彤圆嘟嘟的火罐柿子挂在树枝上异常耀眼，让人垂涎欲滴。
金堂说咱们上树摘空（软）柿子吃？我说好。金堂还没有放下书包，我就倏倏地爬了上去。金堂瞠目结舌，一付惊讶的样子，想不到一向胆小的我竟抢在他先。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胆子，是因为这棵柿子树是土改时队里分给我们家的。上自家的树摘自家的柿子吃不用顾虑被人撵。
柿树高大，遮了半条路，荫了两分地。下柿子没有明确的季节，也不分青黄红色。
霜降过后，就是柿子成熟的时候。父亲找来一只粗点儿的竹竿，用镰刀在竹竿细头劈开一条缝，缝隙里夹上一截木棒，然后再用铁丝拧紧。
竹竿一丈多长，能够覆盖大半个柿树。
父亲站在梯子上，用竹竿夹拧折结着像葡萄一样的柿枝。父亲说柿枝不怕折，这样来年柿子结的更繁。
柿枝像孩子一样听话，争着往竿头缝里钻。
母亲、姐姐站在地里把柿枝小心翼翼地接到手里，连枝带叶一层一层放在铺着麦秆的架子车上。
我和三哥爬上树，用手摘能够奔（韩城话：用手够得着地方）得到的柿枝或柿子，而后放在用绳子绑在树杆上滑轮吊的笼里。
一年一次，我学会爬树就是从这棵柿子树开始的。
金堂爬树不如我，他家没有柿子树，只有核桃树，下核桃与下柿子不同，用竿子打。金堂不用爬树，也会有收获。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金堂从树身小枝上拉上来的。
叶少，柿子自然显眼，我们像雀儿一样专捏软柿子吃，也吃雀儿叨过的空柿子，津味十足又有嚼头。
第二天，我给金堂说我的红书丢了，他说怎么会呢？我说可能是我在路上跑的时候弄丢的，也有可能是昨天晚上上树吃空柿子时没的，我不敢肯定。
他说他有办法。他并不像我那样着急，只让我给他打个掩护。这个我知道，就是给他做帮手，像我拉他上柿子树一样。
晚上放学，门洞狭窄，学生拥挤，前后接踵。金堂拉着我跟在英建身后。
英建是寨外的，我和金堂是寨里的。寨里寨外属两派，放学上学都走不到一起，还互相挖坑闪对方，动辄就会拳脚相加。东村西村、杜堡段堡、坡头坡底，把学生分成许多帮派。
就在金堂从英建书包偷到红宝书塞进我包里时，英建的书包系断了，书和本子掉了出来。金堂聪明，不慌不忙的帮着英建捡，英建不领情，他不相信金堂会帮他。
英建顾不得课本和作业本，嘴里喊着用身子挤开周围的同学，蹴在地上找红宝书，同学们都走了，他还没有找到，一骨碌躺在空无一人的地上呜呜的哭。
我手捂着书包小心翼翼的跟在金堂身后，仿佛里面装了只随时会飞走的麻雀。
英建似乎知道丢书的原因，他把事情始终归结在心不在一起的我们身上。
他的直觉没有错，表情永远瞒不住心思。不过，他并没有像我那样把事情闹的沸沸扬扬，很快又要了一本红宝书。
英建的父亲是小学贫协主度。这次，他听了他父亲的话，多了一个心眼，在书的隐蔽处做了记号。除了名字，记号只有自己知道，这是秘密，对于其他同学而言。
除了班主任领学，他会大张旗鼓的把红书攥在手里。倒是我，只能把金堂偷来的那本红宝书放在家里，虽然我知道上面没有任何记号，不用担心被英建辨认出来，可我还是不敢轻易拿在明面上，堂而皇之的在同学面前张扬，我觉得它长着双会看的眼，能识人，随时会跟主人跑掉。
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永远是不一样的，除了感觉，更重要的还是在心里上。
帮金堂偷书的事很快被母亲发现了。冬天，农村天气冷的早，没有楼宇阻挡，寒风都到的早。害怕儿女们受冻，到了寒露，母亲就开始烧炕。那天，我正懒洋洋的躺在被太阳晒的焦黄的玉米秆堆里看红宝书，这是学生的必修课。
书就是从英建那里偷来的。因为不敢拿到学校，我只好避开母亲在这里悄悄的背。
抱玉米秆时，母亲发现我手里的红书。母亲问哪儿来的？我嘴里支吾其词，不知该说什么。这么大的事应该告诉母亲，母亲抚育了我。
可我最终还是没有告诉母亲，觉得对不起母亲，毕竟是一件丢人的事。
母亲是在扫树叶时发现了我丢在地里的红书。寒露过后，柿树光秃秃的，干枝子像蜘蛛编出的网，地上的叶子摞成一地厚厚的被。
树叶值钱，用途又多，粉碎后可作猪饲料，烧炕时可作“火”引子。母亲并不急于把地上的树叶搂回家，而是把它搁在地里，让它自由晾干，母亲说这样搂叶子不仅轻，而且不易怄臭。
土地理解母亲，阳光和风帮了母亲不少的忙。时光过了半月，渐渐发黄的青叶像一群长了翅膀的蝴蝶飞来舞去，翘首以盼的等着主人把它带回家。
母亲腋窝夹着被单，手里提着笤帚，没费多少力气，就将一地的柿叶扫成堆。
突然，母亲看到一块红，以为是树上掉下来的柿子。每年下柿子时，父亲都要在树上留下几棵透了的柿子，看树守日子。
柿树也要有守家的柿子，直到它最后融入身下的这块土地。父亲这样说。
母亲又以为是还没变黄的红叶。压在底下的柿树叶子有不少依然呈红。不过这块红与其它红叶还是不同，好像没有变黄的趋势。
母亲用手扒开树叶，发现是本红书。因为有树叶护着，除了书皮上粘了些灰土，让红变得有些褐，其它地方完好无损。
母亲高兴地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红皮上的灰土后装到蓝色的薄棉衣兜里。
那一刻，我知道母亲想的不是红书，而是弄丢了红书的我。
冯振升，陕西韩城人，定居兰州，长期从事文字工作。1984年发表处女作《乡情》，在《解放军报》、《西北军事文学》、《陕西日报》、《甘肃日报》、《公安党建》、《警察文艺》、《金城文艺》等刊物及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学作品百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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