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学者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中国法制文化学会原副会长

        中欧经济学院特邀教授

       著有：《冲突的台湾》《凡夫窥视》《生命是 一个奇迹》等。

↑马尾港罗星塔（网络图片）

安兴本：庖丁之庖丁

——读苏小玲《观风，在闽江两岸》

《观风，在闽江两岸》可谓《听雨，在三坊七巷》的姐妹篇。从“三坊七巷”走向“闽江两岸”，从福州的子宫扬帆到福建的母亲河，时空的移转，作者总能触景生情，因人而异，浮想联翩，庖丁解牛，以史为鉴。这在思想躺平，精神内卷的当下，犹如一块解构历史文化的电脑主板，它集成了闽江两岸文化历史纵横环矢的随想叙事，建构起世界转型临界点上的人文观景台。

庖丁解牛，让鄙人想到自己，幼年时最怕写作文，但阴差阳错，多半生却以文为生。为了提高写作的生产力，于是作方法论：“先看题，后解析，知题旨，调动联想来组织；谋篇整，巧布局，知文眼，前后中间任你点；奇开头，妙结尾，知进退，中间夹着故事会；讲故事，说细节，知取舍，语言精炼要独特；小切点，大视野，之所为，主题思想挖精髓。”将此法逆向，亦可为标准工具，衡量他人文章。

苏文以闽江两岸为题，看风闻旨，闽越曾国，秦制郡县。“当年其首都‘冶城’几经演变，成了今日闽省的首府——福州‘榕城’”。司马迁“把闽越涂上一层‘蛮夷’色，并赞同汉武帝对其进行‘武统’”“国亡，闽犹存；民在，则生生不息。存续演变了两千余年，‘闽越’又长出了陌生的形象，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时代与特性。”“悟出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林则徐，道出了‘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严复。” 

观物取象，谋篇布局，立象尽意，行文结章，破题点眼，起伏跌宕。《观风，在闽江两岸》共设五段，以时为纲，以地为要。第一段说的是从福州到闽越的身世；第二段写的是鼓岭的传教与文人的圣地；第三段巧妙地引入文明冲突的讨论，可谓支点；第四段以马尾的历史为引子，思辨历史，几转不及，见识到文明冲突下大清近代化转型的背影；第五段其实是马尾题旨的深入与延续，中国近代化转型的艰难抉择与蝉蜕的阵痛。

奇开头，《观风，在闽江两岸》开篇破题，华夏一隅的闽越历史，乃是中国的宿命。妙结尾震耳发聩，“当‘帝国主义’开始向文明屈服自救而华丽转身，渐渐变得绿草茵茵，‘专制主义’却依旧傲慢无知、故步自封，面前一片荒原凄凄。无论世俗还是宗教，少有一束真实阳光可以穿透大地，来温暖无处安顿而漂泊的社会人心。当‘民国’出场，‘五四’出现，中国，继春秋战国之后，又重启了新一轮中国式的思潮大撞击，时代大启蒙……”大启蒙，新启蒙，再启蒙，全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实践注解如是，取舍有据，乃箴言诤言。小切点，大视野，可谓苏文的风格，文之所为，思想精髓的挖掘贯彻始终。

从轴心时代始，甚至更早，文化的关怀与比较，各行其道，关怀是同样的，文化的嵌入是各自的。希腊为什么的追问，导致不可知论的哲学与科学，直到今天chatGPT-0-1的突破。而我们则擅长1-100拿捏攀高。

这是为什么？

杨振宁、爱因斯坦都指出，是《易经》关闭了中国人内向心灵外向宇宙追问的大门，思想被框定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卦象自洽与封闭自嗨的框架中不能自拔。易经是中国的思想之母，由她发展出来的孔圣儒学、老庄道家学说和本土化的佛教，三根绳索捆绑住中国，原地打转了2000多年至今，每逢近现代转型临界，总能冒出，“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强”、“儒家宪政”的变形。

老子是史官，深知酷史，而不能默认，于是骑青牛出函谷关，向西求逸。道家的思想深度与睿智柔韧的诉求，出世是它的终极目标，其消极性对社会就是藤壶对海龟的危害。从孔子到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曾国藩，儒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五伦乃是木构七梁八柱的形骸，仁、义、礼、智、信填充五伦的空间，完成封闭，它们共同建构了中国社会制度与思想精神的圣殿。

这两个“五花大绑”，绑死了中国人的思想，原地打转而乐此不疲。“儒学所以能永久存续，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上下对其见仁见智、谋义谋利而各取所需之结果。而‘儒教’存在两千多年来，作为世俗文化，虽也有对仁义德政的蜻蜓点水，但一种专制权力的政治游戏，缺少人性的道德伪装却恣意汪洋、贯穿始终。”佛教汉代传入至唐，慧能六祖将之汉化，从明心见性立地成佛，发展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汉化即异化。

佛由何而来？

早在释迦牟尼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沙门参悟的文化运动。沙门文化运动是对现实的反省。释迦牟尼后来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他们采用中国古老道学的修行方式，追求真理，揭露吠陀的荒缪和矛盾，努力构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力图给受苦受难者带来精神的力量。佛教的轮回，是一种精神上的指引，它鼓励人们要有活下去的勇气，以来世幸福的期待作为活下去的理由和依托。

儒释道三足鼎立，融会贯通出中国的思想之鼎。由此导致思想文化的锁国与朝圣海禁的锁国二重组合，将大清扣在铁锅之下，当面对马格尔尼的敲门到访，乾隆皇帝的因循守旧和清朝大臣的骄矜自大，让马戛尔尼发觉了清朝表面光鲜之下潜藏着深重的危机，由此埋下了文明冲突的引信。殊不知此时的欧洲，经历了五百年的宗教黑暗之后，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大航海与宗教改革迎来了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高潮。、

马克斯·韦伯揭示了欧洲工业革命中这种精神与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的巨大推动力，在此前提下，新教伦理与潜藏在资本主义发展后面的某种心理驱动力（即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重要关系，直到亨廷顿发现“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冲突’对象，大概只能指向一种封闭保守排他性的、且具专制政治色彩，且被一代又一代董仲舒们变异、强化的‘儒教’”。海权与陆权、开放与保守、分权与集权、人权与特权、市场与计划、资本与公有……成为分水岭与临界点。

跨越，海阔天空。退避，影壁南墙。

读苏小玲文章，其风格渐成，一体有焉。

一体指文体，乃体裁、样式、风格等独立成篇的文本及其构成的规格和模式。进一步拆解，其必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和篇幅、组织结构等，于是，文本产生了不同的类别，各具特征。各种文本体裁，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受着社会历史的制约，受着语言发展、作者创作才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某种历史文化叙事长期积淀的产物，属于形式范畴。就文体而言，鄙人拙见，有集体无意识与个人独享之分。

所谓集体无意识者，如刘勰《文心雕龙》标举的二十种文体，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黄侃有札，将其分为论理、论事、敷情、纪事四种。“论理”文体源于《易经》，或说理兼有议论、说明两种表达方式，但以说明为主。“论事”，刘熙载《艺概·文概》中就有叙事、论事并提的说法：“西汉文无体不备，……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叙事要有法，……论事要有识”。

“敷情”，从《诗经》里来，赋，就是“敷”，有铺陈、展开之意，相当于描写抒情。“纪事”类似于叙事，史书的纪传文体给人物作传，属于记叙的表达方式。追根溯源，此四大类文体，为现代散文文体滥觞提供了源头活水与现代性酵母。所谓个人独享者，司马迁纪传体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光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被誉为《春秋》之子，与《史记》平肩。

苏小玲之文成体乎？汇有雏形也。拆解雏形，拍头言之，雄、正、狂、豪、灵、雅、怡、逸。所谓雄，指苏文胆力过人，敢于直面问题，此乃雄气，谓之雄文。雄文的史诗性，气势磅礴。磅礴者，雄。苏文之正，乃择人间正道。正道者，义正严词，文正风直。有正则狂，有傲骨者也，有如魏征对唐太宗“狂夫之言，圣人择焉。”狂，乃高德正者。文有豪气，俊杰者也。文豪者，古有苏东坡，今人钱锺书。文豪之文，亦有灵气。所谓灵气，乃文者心象聪慧或秀美之超常表达。

文论，表达是人之本能，超常的表达乃艺术。雅，义高者，古意正之，指正确、规范。《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与学邻，大学生大雅，大雅生大慈。予人安乐为慈，除人痛苦为悲。慈悲者大雅。雅，由此引申指高雅、文雅。苏文之雅，平添风趣幽默，乃智者之吐，快意怡然。这里的怡，乃和悦者也。心旷神怡者，何以？缘自知行合一。一者，正午无影，垂也直也。惟初太极，万物之始，道立于一。心学良知，乃经一也。一者，合也乐也，和也悦也。苏文之逸，超凡脱俗、卓尔不群，此源于其旷达文智，箴诤胆识的心象。

苏文深悟，心象呈题，文体势象，大器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