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召开遵义会议

在1935年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何克全、王稼祥、刘少奇、邓发、李卓然、聂荣臻、刘伯承、林彪、杨尚昆、李富春等人聚集一起，召开遵义会议。会议一开始，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时，避重就轻，且把失败原因归结到客观因素上。实际上，召开遵义会议不是为了批评李德、博古等人，而是要给中国革命找出路，解决眼前的险境。但是博古等人的态度，更加让大家认识到：最高领导必须换人！

博古发言后，张闻天和周恩来站起来阐述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看法，明确指出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了失败。李德等人听了脸色不好看。

接着，毛泽东站起来，表述自己的看法。他说，前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战术得当，实事求是。但是第五次是因为李德、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想法，导致失败。然后，毛泽东把五次反围剿的战术一点一点地讲得清清楚楚，说李德、博古等人的战略指挥是：防守的时候很保守，进攻的时候太冒险，撤退以逃跑为主。毛泽东的发言，已把两条路线的对立完全挑明。到了这个时候，同志们必须要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必须选择一条最适合红军的路线。这时，会场很难第一个站出来表达自己主张的人，一时之间没人发言。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站起来了：“我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见，以前他多次提出正确的指导方针，没人听。如果早点采纳，也许我们不会落到如今这步田地。”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王稼祥身上。王稼祥详细阐述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说：“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有目共睹，在危急时刻他提出的你们都不听，就是因为你们不听，所以导致了失败”。

王稼祥这话一说，李德立马抬头了，他晓得说的就是他，投去了不开心的目光。但是王稼祥到了这一步，已经无所谓了。他继续说：“李德一个人掌握领导权，听不进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而且其他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还受到惩办和压制。这种领导方式给党组织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

王稼祥痛痛快快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最后，斩钉截铁地说：“红军的领导权应该交给毛泽东同志。因为毛泽东同志确切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客观经验和国情。他虽然没有去过苏联，但是不代表他不懂共产主义，他才是最懂中国革命的人。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我们才能化险为夷，才能实现革命目标！我建议：现在就该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让毛泽东同志搞军事指挥！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王稼祥的发言掷地有声，如同平地响雷。王稼祥发言后，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拥护毛泽东为领导的意见，而且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组织带来的“灭顶之灾”。拥护毛泽东的呼声震天，李德、博古等人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只能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最终确立让毛泽东同志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取消了李德、博古的指挥权。遵义会议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中国共产党，拯救了面临“灭顶之灾”的红军，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也让众人意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人来领导。

博古的领导权被拿下，心里并不好受，可能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路线的错误。周恩来找他谈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一段话令博古动容：“谁做书记，谁掌握领导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党的领袖。只有能不断领导红军打胜仗且能不断得到大家拥护的人，才能当这个领袖。而毛泽东同志就是符合这个要求的领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