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召开遵义会议
在1935年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何克全、王稼祥、刘少奇、邓发、李卓然、聂荣臻、刘伯承、林彪、杨尚昆、李富春等人聚集一起,召开遵义会议。会议一开始,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时,避重就轻,且把失败原因归结到客观因素上。实际上,召开遵义会议不是为了批评李德、博古等人,而是要给中国革命找出路,解决眼前的险境。但是博古等人的态度,更加让大家认识到:最高领导必须换人!
博古发言后,张闻天和周恩来站起来阐述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看法,明确指出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了失败。李德等人听了脸色不好看。
接着,毛泽东站起来,表述自己的看法。他说,前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战术得当,实事求是。但是第五次是因为李德、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想法,导致失败。然后,毛泽东把五次反围剿的战术一点一点地讲得清清楚楚,说李德、博古等人的战略指挥是:防守的时候很保守,进攻的时候太冒险,撤退以逃跑为主。毛泽东的发言,已把两条路线的对立完全挑明。到了这个时候,同志们必须要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必须选择一条最适合红军的路线。这时,会场很难第一个站出来表达自己主张的人,一时之间没人发言。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站起来了:“我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见,以前他多次提出正确的指导方针,没人听。如果早点采纳,也许我们不会落到如今这步田地。”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王稼祥身上。王稼祥详细阐述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说:“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有目共睹,在危急时刻他提出的你们都不听,就是因为你们不听,所以导致了失败”。
王稼祥这话一说,李德立马抬头了,他晓得说的就是他,投去了不开心的目光。但是王稼祥到了这一步,已经无所谓了。他继续说:“李德一个人掌握领导权,听不进其他同志的不同意见,而且其他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还受到惩办和压制。这种领导方式给党组织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
王稼祥痛痛快快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最后,斩钉截铁地说:“红军的领导权应该交给毛泽东同志。因为毛泽东同志确切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客观经验和国情。他虽然没有去过苏联,但是不代表他不懂共产主义,他才是最懂中国革命的人。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我们才能化险为夷,才能实现革命目标!我建议:现在就该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让毛泽东同志搞军事指挥!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王稼祥的发言掷地有声,如同平地响雷。王稼祥发言后,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拥护毛泽东为领导的意见,而且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组织带来的“灭顶之灾”。拥护毛泽东的呼声震天,李德、博古等人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只能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最终确立让毛泽东同志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取消了李德、博古的指挥权。遵义会议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中国共产党,拯救了面临“灭顶之灾”的红军,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也让众人意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人来领导。
博古的领导权被拿下,心里并不好受,可能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路线的错误。周恩来找他谈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一段话令博古动容:“谁做书记,谁掌握领导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党的领袖。只有能不断领导红军打胜仗且能不断得到大家拥护的人,才能当这个领袖。而毛泽东同志就是符合这个要求的领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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