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贵的“八百壮士”身份认证过程

文/梁宗学

因整理文史资料，笔者采访了宜阳县香鹿山镇下河头行政村上杨自然村村民胡水超，他父亲胡三贵曾参加淞沪会战、坚守四行仓库，是豫西唯一的“八百壮士”。世移时异，不少人将信将疑，笔者采访的重点就是胡三贵“八百壮士”身份是如何认证出来的。

胡水超是这样讲述的。文革期间，父亲胡三贵被打成坏分子，需要交代历史问题，但父亲只在“孤军营”学过三个月文化，材料只能他口述我记录。父亲口述的淞沪会战、坚守四行仓库、参加八路军的事情，曾让我惊心动魄，油然起敬，感到父亲的确了不起，但碍于当时的形势，我也不敢宣扬，更不敢有其他想法，直到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血战台儿庄》并公演，国民党正面抗战被认可，我就期盼有个契机能把父亲的不凡经历宣扬出去，也算慰藉父亲平生了，但苦于没有其他途径。

说说话话又过了快十年。1995年，父亲身患肺癌去世，我遗憾懊悔了好些天，因没在他有生之年澄清事实告慰人生，我对不起父亲。1996年，我的次子胡江卫夜晚接未婚妻途中，遭遇离奇车祸，不治身亡，又一重摘心之痛使我痛不欲生，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一天，我在街上低头漫无目的地转悠，忽然，邻居周尽汗喊我：“水超，有人寻我三贵叔哩。”

我迷迷瞪瞪地抬头望去，两个陌生人在尽汗的引导下正向我走来。来人问我：“这里是河南府宜阳县上杨村吗？胡三贵是你爹吗？”来得太突然，我情绪正处于一生中最低迷的时候，一时没恢复过来，只是面无表情地直觉回答：“是啊，河南府就是现在的洛阳，胡三贵是我爹。回家吧。”

把两个人领回家中，情绪还在低落中，我也忘记倒茶，也没让一支烟，和两个“不速之客”干巴巴地谈了十几分钟。

其中一人简单介绍了他们来的目的，“俺俩是武汉金利达电子有限公司的，来洛阳出差，老板再三交待，‘到洛阳无论如何都要去宜阳县上杨村找一找我的战友胡三贵，看他还在不在’”。来人边说边在纸上写到“金利达电子有限公司吴国华”，另一个人忙纠正道“人家不是那个‘吴’，是双人工的‘巫'”，随即在纸下边写下一个“巫”字。

这个巫国华是豫东人，听父亲讲过，他和父亲是坚守四行仓库的战友，也是河南老乡，他在坚守四行仓库的官兵被软禁在英租界时，给我父亲透露消息准备寻机逃跑，父亲给他写了自己的家庭地址和姓名的纸条——“河南府宜阳县上杨村胡三贵”，叮嘱他“我如果回不去，请你找机会告知我家里人”。巫国华让父亲装作小便，“你扎稳架子，别让我把你蹬倒了！”他猛跑几步，踩着父亲的肩膀翻过高墙，逃了出去。高墙外面，由外国商会雇佣的白俄士兵看守。巫国华逃出去不一会儿，就听外面一阵枪声，当时不知这人还有没了。

其实，巫国华很幸运，毫发无损。这两位“不速之客”介绍说，巫国华当年逃出后，先到云南一家橡胶园打工，后来辗转去了台湾。改革开放后在汉口开办了“金利达电子有限公司”，前年老伴去世，整理遗物时意外发现胡三贵的字条——“河南府宜阳县上杨村胡三贵”。适逢部下到洛阳出差，就嘱咐到洛阳后，无论如何到宜阳打听一下。

  听他们娓娓讲述，我也没有太多的客套话，然后木然送走了两个“不速之客”，我的心仍在丧子伤痛的纠结中徘徊。

生活在油盐酱醋中延伸，我的伤痛渐次稀释淡化。到了2013年，不经意间，我从电脑上看到上海发起的“寻找八百壮士”活动，忽然想起十年前两位“不速之客”留下的那张纸条，这恐怕是认证父亲是八百壮士的唯一线索了，因为巫国华就在八百壮士之列。同时我也在寻求其他证明材料。

我凑齐了四份材料：我的申请书；巫国华部下留下的纸条；民政普查员朱红远的证明材料；三位八旬老村干（村支书刘孟尚、村长张绍宗、会计陈子俊）联名材料。

朱红远的材料这么写：“我叫朱红远，中共党员，现年63岁，河南省宜阳县柳泉镇水兑村人，烟草局退休职工，1976年自铁7师34团机械连复原后，1979年被抽调到县民政局做民政普查工作，当时，我代表民政局负责城关镇、寻村公社（现香鹿山镇）的复退军人的普查工作。

“寻村公社的普查工作，由时任行政秘书张同书跟随主持，我负责入村调查情况。在下河头大队上扬村，我查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姓胡名三贵，当时老人身体很好，在我说明来历后，该老人回忆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上海会战、四行仓库战役的情况，他讲的人名、地名、战斗经过和他的亲身感受，让我觉得十分真实生动，与日军对打的情况十分激烈、形象，让我听得十分入神，他还说了在四行仓库打了四天四夜后，从英租界撤出，后来逃出孤军营，加入八路军二纵（番号不一定准，只记得两个二两个一，后转为新四军王定烈部）下乡筹粮，以及在攻打确山县城的战斗中陷入重围、负伤被俘的亲身经历，以及机枪手的“概略瞄准”、八路军“飞刺刀”等许多军事术语，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让我如临其境，心生敬意。

“由于当时普查的对象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漏登、漏报人员，胡三贵老人出去是卖壮丁，回来也是由国民党政府爱国青年训练大队出具的路条(已交村干部），加之村支部中个别人说他‘不中，是坏家伙’的一句话否定，胡三贵没顶上补。

“二十年来我一直对胡三贵老人没争取到定补而心存遗憾。老人讲述的抗日经历，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作为一名复员军人、共产党员、退休工人，我觉得非常真实可信。”

该证明材料写于2013年9月25日。

另一份证明材料是三位八旬左右的村干部写的。他们分别是82岁的原村支书刘孟尚、81岁原村长张绍宗、78岁原会计陈子俊，这是一份联名的证明材料。

联名材料是这样的：“我们村抗战老兵胡三贵，解放初期曾任村里基层干部，后来在政治运动中以“历史不清”等原因被群众专政，1979年在澄清事实的基础上，报请上级予以平反昭雪。在此之前，胡三贵曾多次被批斗，交待“问题”，也多次写过自传，交待在抗日战争期间当兵打仗的历史事实。因年代久远，其文字资料均无保留，但胡三贵在抗日战争期间卖壮丁当兵，参加淞沪会战，四行仓库战役和后来参加八路军二纵（番号不一定准，只记得两个二两个一，后转为新四军王定烈部）的事实，我们记忆尚存。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讲述的情况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没有亲临实感他编不出那一系列地名、人名、和激烈战斗经过。我们都是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们愿联名证明胡三贵的这段抗战历史。”

说来也巧，本村村民张永干要重返上海打工，我让他把材料捎到了上海八百壮士纪念馆。

证明材料呈上不久，我就接到来自上海方面的电话，电话是上官百成的，他是坚守四行仓库的一营一连连长上官志标的儿子，八百壮士后人，网站发启事寻找八百壮士活动是他组织的。他电话中问我：“你父亲名叫啥”，我说“胡公福”，他说“不对，没这人！”我赶忙解释，“参加淞沪会战、四行仓库保卫战时，我父亲名字是胡三贵，以后因生活与形势所迫，以两斗麦的身价顶替邻村——寻村11岁的楚公福当壮丁充军，当地传统改名不改姓，因此第二次投军报的名是胡公福。上官百成说，“胡三贵这名字有。”这才解释清楚，父亲身份初步得以确认。

但认证的过程是复杂的、严肃的，需要直接材料、间接材料，需要当时健在的老兵证明核实，前前后后进行了两年。事后得知，台湾所存材料、湖北通城县党史办找到的幸存老兵的证明材料也起了关键作用。

2015年，本村在上海打工的老乡参观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二楼展区，发回了“八百壮士”英名墙上镌刻的354名壮士的姓名、职务和军衔的图片，上面就有父亲胡三贵的信息。说明父亲“八百壮士”身份得以核实敲定，确定无疑！

我随即报告到宜阳县民政局，同年，宜阳县政府经核实给父亲立了纪念碑。碑中大字为“八百壮士之胡公讳三贵暨芦孺人纪念碑”，两边分别为“厚德昭万代”“高功垂千秋”，落款“宜阳县人民政府立”。

2017年，抗战70周年纪念，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都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寄来了有马英九签名的抗战70周年纪念章、纪念证书。

据此，可告慰父亲胡三贵九泉下紫色的英灵了。

（补充说明：上海寻找八百壮士活动中，我托张永干捎到上海时就有此复印件。

这是原件，捎去的手写资料和复印件交四行仓库记念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