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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观风，在闽江沿岸
一
为一桩私事返回南方。近三个月来，日子过如放羊。天气酷热，福州犹如非洲。熟悉的榕城属于半个故乡，新朋旧友总能不时陪伴走动，看古迹、聊过去，听风雨、说当下。但最能提神的，莫过于这里的近代史。它并不遥远，中间只横着一个民国，彼此连接着让一个国家欲罢不能的生死情结。
某些陈年旧事，一经用心撩拨，便能翻腾出一股股感觉奇特的新鲜。
一日咖啡屋喝咖啡，忽然倾盆大雨，思绪交织难歇。于是乎，《听雨，在三坊七巷》也就势成文。哪知一见网络，随即点阅如注、长评短论。亦如一阵《琵琶行》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同情、伤感、纠结，像揭了一道古老创口，扯疼了今人相连的神经。
突然发觉，无数想象的国运中兴、天下太平，往往单薄如纸不经撕扯。而现实人类的亦新亦旧，也会让一种思绪持续飘荡。为此，自己便再次失神！
福州住家大院，百年榕树叶茂须长，芭蕉叶大，芒果高悬，三角梅红艳艳地，扩展得些许疯狂。它们彼此高低相望、表情呼应。虽遭眼下超常难熬的酷暑，也遇人间肆虐的疫情，却一副怡然自得和心照不宣：既不想与人共情，更不屑那“绿肥红瘦”。
而我，只有到夜里乘热浪退尽，才能闻得一股花草味，特别是一丛茉莉勾引的花香。
数日里，静静地盘腿端坐于阳台上，在月色下思前想后，伸缩远近。
出生闽地，却极少琢磨这里古老的过往。眼下认真起来，确有社会来龙去脉之浑，生命不着四六之惑。人生大半已折，却没能跨出任何局限，就像一只原始的“闽”中之虫，当人类处在低处轮回往复，我亦在弯路上被动爬行。
突然想到了“闽越”，和一群以蛇为图腾的先人。
一打开，便是一卷漫长的闽史：险山恶水，穷则思变；探学成风，绝路逢生。
西汉开启的闽越，是个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国王无诸的后代继任不善守成，其雄心勃勃欲成霸业，竟然发兵讨伐朝廷，结果反遭汉武帝派兵剿灭，铲除了眼里的这个“南蛮”祸根。
存续92年之后，无奈闽越国再成秦制郡县，亦分封不如。据考，当年其首都“冶城”几经演变，成了今日闽省的首府——福州“榕城”。
司马迁著《史记》，有人不解：他不仅把闽越涂上一层“蛮夷”色，并赞同汉武帝对其进行“武统”。疑似身受“宫刑”的太史令，也有过一回“犬儒”经历？也许吧。可读《左传》中“崔杼弑其君”的故事，便知春秋时期史官立的榜样有多牛！那般风骨气节直接影响了后代史家。而司马先生不仅坚守了治史道义，其皇皇巨著与史学成就更是卓越空前。
悠悠时光、旋乾转坤。朝代频频更替，其千秋功过皆有盖棺定论。只不过，为某种偏执或权力的意志观念左右的卷卷史书，其成败得失、孰是孰非的判断也往往顾此失彼，未必中肯。历史这东西也自有灵性，只有在虔诚尊重、不偏不倚的追问面前，才会露出真实来。
国亡，闽犹存；民在，则生生不息。存续演变了两千余年，“闽越”又长出了陌生的形象，拥有了古人难以想象的时代与特性。
弹指一挥间。那历史给八闽大地留下的，也并非只是有头无尾、可有可无的印记。泥沙俱下难免，但江河日月，人们还是赢得了该有的清明与延续的指望。
“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始终为一群有想法的人们传承，都还不时惦记始祖越王勾践，不仅学着在非常时期要“化险为夷”，也能不分时代地域而“卧薪尝胆”，以适应恶劣曲折的环境，成就自己不愿虚弱的人生。
尤其进入近现代，这偏安一隅被数次推向了激变的关口，不再完全无人问津。某些重要的闽人闽事，也每每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史，能对任何地域性格进行重塑再造，它也撬动了福州这块古老闭塞的闽中之地。
凭借前人启示、现实逼迫，以及一种山海熏出的灵气，引发龙腾云起势在必然，一群社会人杰也顺势而生。
典型比如：悟出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林则徐，道出了“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严复。
他们，是两只闽中游出门外的“虫”。而所以成“龙”，则是缘于自己不仅感受着命运的家、国之间，还发现了一个关系更为辽阔的世界之间。
二
鼓岭，位于闽江北岸，海拔八百余米，谓为“福州的第一道屏障”，是离榕城最近、最古老的别墅山庄，也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它还有新近的特别荣誉：“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
130年前，一位美国牧师在此盖起了最早的一座别墅，随后英、法、德、意等20多国传教士也纷至沓来，成了基督徒布道聚集的一块东方宝地。而就近的福州城，达官显贵、商贾文人也因此登山入岭，趋之若鹜。据说，从清末到民国，这里八成以上村民是基督的信徒。
颇有意味的是：南面，即翻过两座山，就是一座老旧的古刹“涌泉寺”。借助数代帝王赐予的匾额，庇荫之下更是顺风顺水，成了无数信众向往的一方佛教圣地，香火常旺。
两大宗教，平分秋色。它们如同两座灵山，默默支撑着更为真实的历史福州。
眼前出现一座教堂，青石构成，哥特式建筑风格，据说重建于1919年。从外表看没那么古旧，应该被多次修整过。此时，它大门紧闭，未闻动静，不见神父，也无信徒，只有屋顶高高的十字架俯视着静静的山庄。
记得在纽约的曼哈顿，曾虔诚地跨入过一座大教堂，神圣而庄严。在宗教国家的这种接近，觉得更能体验上帝的存在。可面对钉着耶稣的十字架时，顿感一种俗人的不堪：灵魂从未忏悔，缺乏救赎意识，没有神明敬畏，也做不出“慷慨地舍弃”！
我试图避开神无处不在的目光，便闭眼伫立；巧遇的一阵钟声弥漫教堂，穿透心底。
其实，每当遇见世道的丑恶与人间的无助，也会想着静下来沉入《圣经》，试着完整体验这个深不可测却又温情可感的神境。可每每还是碍于凡尘俗心而没能完成。
并且，我和许多国人一样，看似一个很自信的无神论者，又时不时犯上不可知的疑惑，想象着某种的“冥冥之中”。眨眼间，就发现了自己的精神分裂。
↑宜夏别墅旁的基督教教堂
教堂边，有座起于十九世纪的“宜夏别墅”，经数次换主和反复修葺，现已成一家“老人会馆”供游人使用。名改得虽土，其间布置摆设，却依旧保留着西式风格。一个微型酒吧，凸显了旧主人带到中国的某种爱好。
选一张户外方桌坐定，分享随身带的水果，开始谈天说地。眼前凉风徐徐，柳杉成片；远处涓涓细流，云雾缭绕。自然凉爽和诗情画意，的确引人入胜。
坐我对面的必圣，一位文史编辑。作为榕城活跃的文青，一道分享了那段自由开放、枯木逢春的年代。后来南北各居，偶尔相聚。近年见到的老朋友，早成一名基督教徒，并已满头一片飞雪。此间，必圣正一脸走神。方知，这山庄竟还有他外公的踪迹：一名受洗教徒在鼓岭传教布道，教信众怜悯那困苦流离者，如何爱人爱万物。
几天前看过《哲学家柯为了之死》打印稿，正是必圣的近著，其中飘满了物体和精神、存在与虚无的纠缠冲突符号，还有防不胜防的痛苦悲伤的陷阱。主人公属于“异类”，发现生活所遇的频繁颠覆，已让法治的执念可笑收场，也使哲学的思辨发生错乱——人已非人。
每读他的小说，就老觉得快被钉上十字架！而我自己的脚下，也摆着一条去往疑似“耶路撒冷”的路，为寻找生命与神圣之间确切的回应，感到了逐渐被埋葬或在自我埋葬。
“价值受到忽略，个人的经验碎片四处纷飞，由此世界才拐进如今这条弯道。”——作者以个人的特殊体验，让笔下人物罩在一个铁制硬壳中，不断怀疑生存的真实性。
必圣告诉我：这个宜夏别墅，也曾归属一个中国基督徒家庭。主人倪林和平，一位美国传教士养女，因支持同为基督徒的孙中山革命，而被授予了“爱国勋章”。她模仿《圣经》中撒母耳母亲哈拿的祷告，欲将所生男孩一生献给神的事业。
这个福州男孩就叫“倪柝声”，果然以他特有的智慧与贡献，成为基督教中国差会的领袖之一。他欲把信徒们带进一种“属灵造就”的新境界，并要求他们像“使徒时期”那样的传道生活。为拯救人类，承受磨难种种，最终悲壮殉道——这就是耶稣12圣徒的过去。
而在同行的璎洛眼里，这个欲变革教事的倪柝声，简直就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独特，能按自身强大特性融化或改造外来之物，宗教也是。佛教入汉进唐，便如一种皇袍伴随袈裟的行装，帝王和政权的喜好与厌恶，决定着其命运的荣辱兴衰。伊斯兰教也是软身柔入，以“中国化”的灵活得以生存扎根。
基督教步入中国化的过程，从顺风顺水到往后的“水土不服”，可谓在冲突与融合中费劲跋涉。而由清朝开始的戒心与敌意，尤其到了近代，由于世俗事件的深度介入，彼此冲撞尤显激烈。
每每风起云涌、狼烟遍地，其所及场域也呈现出鱼龙混杂乃至腥风血雨。当然，并非所有的宗教教会都不存肮脏的企图，教徒参与的作恶也是屡屡发生。然而，更多信徒则是基督虔诚的使者，他们苦苦支撑着信仰直至肉身消亡——比如遭遇了类似野蛮的义和团，或是极端的无神论者。
三
处在山庄的宜夏别墅十分安静。坐在这样的地方，满目天秀、山高水长的，挺适合一种自由想象与天马行空。我向别墅的店家要了四杯咖啡，以便各位合着果汁慢慢喝，接着细细聊。除这山庄的宗教话题外，俄乌战争也是一个插曲：侵略，使俄乌两国的宗教关系破裂。
这是一场正在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也同样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将来。
一时间，我的脑里冒出了萨缪尔·亨廷顿。这位美国政治学家，生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令整个国际社会耳目一新。他发现：人类在冷战后的矛盾，已是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即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对立。
在亨氏“冲突”一书里，我曾读出一种对世界未来的无比忧虑。而相比他的学生、“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博士，亨廷顿先生无疑是悲观的。他不认为“思想的战争已经结束”，甚至对一向自信的最强大的西方文明，也担忧它在未来会变得危险起来。为此，宗教与世俗间的纷争地带也越发模糊了！
也正是这位亨氏，提出了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异化”；它也绝不愿意让乌克兰变成纯正的西方。当他在提到中国时，却也如此认定：“儒家文明”，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或挑战！如今看来，这种理论虽觉有被验证的某一面，但依然罩着一层应该穿越的迷雾。
若刨根问底，亨廷顿也许误读了我们的“儒家”？
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皆自成一体，性格鲜明，平分秋色，并非儒家一家独大。一生以教化为业的孔子，宣扬“仁、义、礼、智、信”。他劝导君主以“仁义”的治国理念，以及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为政修养，可取价值无疑。
在春秋，孔子的那套主张并不怎么被诸侯们待见，同富国强兵的意志可谓大相径庭。而继承春秋儒学的孟子，一种“君轻民重”的观点，也更为战国那些摩拳擦掌、欲以武力扩张版图的君王们所不屑。
到了秦始皇，对敢藐视皇威，干扰他一统天下的儒生们，索性就来一场“焚书坑儒”，顺便堵住悠悠众口。至于后来的汉武帝和董仲舒，他们联手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只是“外儒内法”，其儒性大伤，儒已非儒。
显然，儒学遭到异化成为“儒教”。被劈成两半的孔子，或半人半魔的混合，也让一群救国为民心切、又迷恋传统的士人们左右为难，欲罢不能。
尽管这样，对一个充满智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代代知识人一路下来，还是不断费力在一个“完美”的孔子身上淘金，并添加进自己一些美妙的情智发挥。就在当下，也还有所谓“儒家宪政”这一说。真可以吗？对此，自己曾有言论表示过怀疑。若以先秦百家齐心协力，或许设想更合理一些些？
↑孔子在为弟子讲学（网络图片）
儒学所以能永久存续，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上下对其见仁见智、谋义谋利而各取所需之结果。而“儒教”存在两千多年来，作为世俗文化，虽也有对仁义德政的蜻蜓点水，但一种专制权力的政治游戏，缺少人性的道德伪装却恣意汪洋、贯穿始终。
而在民间，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又着实让知书达理者乐不可支、奉为圭臬。作为更多的普通人，面对压力山大的社会人生，也的确需要这样的温情来缓和。
不管怎样，古典儒家，是“先秦文化”的不可或缺。而剔除了儒学中的封建等级等政治设计，便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而此种文明，则是儒、释、道为主体的整体文化演变的历史集合。其与传统的西方文明，甚至与其中单纯的“基督教文明”之间，也能产生互补的良性关系。
那么，亨廷顿的“冲突”对象，大概只能指向一种封闭保守排他性的、且具专制政治色彩，且被一代又一代董仲舒们变异、强化的“儒教”？与强调“和而不同”社会关系的“儒家”观念，实在是不好一起勉强混说。
实际上，儒教更非真实的宗教，它不具神性，不宜与基督教、佛教乃至本土的道教相提并论。而且，中国作为无神论国家，世俗意识形态鲜明，也不存在亨氏所谓“宗教复兴”的实际问题。
倒是有史学家发现：先秦集成并为后世继承的中国文化与智慧，曾深刻地影响过古代西方文明的形成。我也宁愿相信，我们曾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原本就是整个世界文明共同体的一部分。各种不同的文明，之所以不断流动，或只是在寻找一种更为深广、愉悦的契合空间。人类自19世纪起，便开始了这种最活跃地表现。
如今的天下近在咫尺，东西南北距离不过抬腿之间。人类的确是个利益共同体，没理由只是针锋相对而不唇齿相依。相互尊重、同舟共济，不再重复二战暴力或冷战拉锯，就可以阻止世界各国陷入无休止的对立，避免更多彼此的伤害与人道悲剧。
“道法自然”，“大道至简”，为春秋老子的致远哲学。可当代人还是不断要费口舌、绕弯道，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大事小事莫不如此。这也成了当下人生的一种困惑。
此刻，我突然感动于异常遥远的过去——虽群雄逐鹿、战事频仍，但国家争雄与文化多元的竞争，却催生了“士人”这个超凡的阶层群体，既给中国腾出“坐而论道”的空间，也为历史开辟了自由思想的先河。
那个非常的时代，形成了原创文化的一次大井喷。思潮的空前澎湃，泽被了整个华夏；为这个民族的未来，也埋下了可以改善生存状态、持续思考文明的巨大潜力！
头次到鼓岭，得益于好友张文质的指引。许多年来，这位诗人和教育家，执着于以小学教师及家长为主体对象的“生命化教育”，其过程深受关切，成就斐然。这种旨在缩短教育与“合目的性”差距、激发和改善教育者内在精神创造力的举措，也无异于一场悄悄地革命。
这次回闽，我们聚谈六回，每回都绕不开神经交错的京闽之间。文质曾追随过一位善于“问道”的哲学先生，并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非常之道。是信仰，总有力量。一个人有了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要想平庸都不现实了。
在文质《生命的见证》等20多部教育与诗歌的专著中，不忘贯穿一种大情怀。他认为：“所有的爱都使一个人的天分不足，创造力的衰落变得微不足道。爱就是不断地穿越。”
还有一个陪同者，就是前面提到的璎洛，一位作家兼音乐人，颇有才华。有人称她为当今版的林徽因，她自己却并不接受这种比喻。的确，各有各的时代，各有各的叛逆。作为希望特立独行的知识女性，其实任何时候都不容易！
但我相信，她们身上崇尚自由、呈现自我的个性，皆缘于民国的风骨、滋味。
一本《烟台山流翠》也带上山来了，这是她送给我的第二本著作，它展现了一个近现代福州的重要窗口——仓山。教会与教徒，及其带动下的医疗、教育、商贸、政治、外交等各类精英。在她的笔下，一幕幕悲喜剧，穿梭着志士英雄与才子佳人，诸多传奇往事也令人唏嘘不已！我所感受的也不仅是时空的穿越，而更似灵魂的跌宕起伏。
一组满满当当的情节：慈善救济，救死扶伤；创办女子学校、接纳弃婴与穷人孩子，创造教育各种平等机会。按璎洛的说法，不少学识渊博的“布道士”，变成了传授文明的“教育家”。福州今天拥有的几所著名高校，都是当年的教会用心所建。
不过，这只是福州城里一段相对愉悦的故事，整个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历程，却是一部艰难困苦、惊心动魄的传教史。
一位叫戴德生的英国年轻人，肩负神之使命，与未婚妻韦玛莉解除了婚约、忍痛割爱，放弃一切享受孤身一人到陌生无比的中国，传教52年，最终死在这片土地上。他有一句被铭记的话：“我若有千镑英金，决不留下一镑不给中国，我若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而另一个仓山布道的英国诗人教士也如是说：“为己我无所求，为主我求一切。”
实际上，不少信徒也随着战舰或商船，怀揣《圣经》进入中华大地。他们当中也有另类的犹大、有伪装者，但多数则负有基督信仰与真实使命。正如一群“上帝的羔羊”，他们吃苦、受罪、殉道却能乐在其中。遗憾的是，这些为文明而自我牺牲的传播者，似乎看不到一座纪念他们的丰碑，惟有默默的十字架在面向中国大地。
可以想象，在鼓岭山庄聚集着为数众多的传教士，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那样的年代，在那么贫困的中国，会有多少凄楚、美丽而动人的历史被忽略而遗忘？
就在1990年代，因福州市委领导人的邀请，宜夏别墅的原主人之一密尔顿·加德纳的夫人，还从美国飞抵榕城，来到先生生前曾魂牵梦绕的鼓岭，重温了一回传教士先辈们意外又真实的传奇。
一个完全世俗的世界，给人们展露的也一定只剩下你争我夺、丑恶处处，没完没了的不堪景象。当然，人们未必需要都去当某个宗教中的使徒，也可以从不同社会与民族的文明中，积极寻找和比较自己思维与审美的优劣，补充基本的人伦常识，规范自身的处事言行。
人生在世，类似信徒那般拥有一份信仰而保持一种善念、情怀，不欺世盗名，不行凶作恶、不危害他人，而能始终托住个人行为的底线，不是一件最起码而又利己的好事吗？
四
等了许多天，才来到闽江口的马尾港。它几经历史的风口浪尖。尤其大清时期信心满满的“西学东渐”，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是，也有更多美妙开头而凄惨结尾的故事。
人没了，魂丢了，其惊愕与沉痛，是近代国家一段难以想象的插曲。我这就是来观风的，也料定心情亦如落日黄昏：同人间所有发生的变迁一样，这里除了物是人非，就剩下一道道凹凸的痕迹，要么是听不清的微笑，要么是摸得着的伤痕。
↑大清北洋水师的战舰（网络图片）
这是一次故地重游。迎接我的，是卓美辉与周鱼，一对诗人伉俪。
卓与我认识正值开放起步年代，彼此因诗结缘。那阵子，不管东风西风，能掀动中国改革的便是春风。不曾想，30多年过后，为了诗意的国度，我还在重蹈覆辙，探寻究竟。
至于周鱼，她是诗的闽江中一条“美人鱼”，并在水中知冷知热。她写的《习题》是这样的：“灰色的坟墓上，一本书在风中翻动了几个世纪。一个大问题，夹在里面。”我相信，这被飓风翻动的世纪中，有马江历史的背景色，有诗歌对整个社会期待的高亢或沉吟。
而卓的父亲，曾是这里1949年革命后的第一任镇长，且是个国民党起义投诚的下级军官。因身份复杂、关系各色又运动不断，其人生也是一波三折。我想那些包裹着中外、宗教、阶级、态度的是是非非与来龙去脉，大概没几个人能扯得清楚。
“后来，他就在那里病故了。”卓指向路边高处法国人留下的圣教医院，再捋了捋被江风撩乱的半长发，口吻间带一丝嘲笑地评论道：“我爸很奇怪，脚踏两只船！”
我理解，良禽择木而栖。许多人的父亲都选择站在胜利者的一边，遵从了某种生存法则。至于卓他爸最后又被打倒，又成为被颠覆的异类，那叫一种宿命。
国家活着，是为一道边界；政权活着，是为一种维护；个人活着，是为任何他人无法替代的孤独承受与责任担当。而三者间，又是若即若离的关联体。若彼此搭配不善、分寸不当，谁都走不出最终左支右绌、难以支撑的尴尬境地，使所有存在也变得毫无意义。
卓带我到各处遗址、场馆看了看，或粗或细，对人对物。这样的历史难为风景，实在需要以心旁观。不过，这里提供的多属平面的爱国主义宣传，少有历史当事人复杂的心声与对制度文化的检讨。
在以往与外国的历史关系中，所谓“爱国”与“卖国”，是非界限许多并不清晰，有时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甚至是完全相反。后人常常是“听风便是雨”，其倾向或习惯实在不可取。而一种思维的惰性，也足以导致未来致命的残缺。
边说边看来到了江边栈道。卓将一块旅行地毯铺在树荫下，从布包里取出古色古香的茶壶、茶杯和一盒茶叶。三人坐定。江景一片辽阔。一边停泊着几艘中外货轮。只因受困于两年多的中美贸易和中外疫情，往日码头的繁忙，现在显得格外萧条。
眼前这一片波光粼粼的水，令人联系到海上久远的国际贸易史，一副既可爱又该死的模样。自古人类因此往来而互助生存。可它，也总是会横生枝节，导致冲突。若无诚心，贸易与冒犯之间仅一步之遥。18世纪，大清乾隆皇帝继续抵制英国使团，让马戈尔尼的商贸外交无功而返。后代效仿，且冲突升级之。
茶已泡开了，三只古色古香茶杯一一斟满。虽临江，一顿望水茶席，却未及江风的舒爽。烈阳照在外轮坚实的铁壳上，不时闪出银灰色的光，一股股热气却随风扑向我们。
这是马尾造船厂的地盘。1866年船厂开工，它的某种独一无二，现在依然为世人津津乐道。而它而之所能诞生，完全是数次东、西方之间尖锐较量的结果。那时的大清，已承受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带来的辱国丧权之痛。加上义和团的内乱之祸，连皇帝、太后都仓皇逃出了紫禁城。
改变衰败颓势，中兴大清社稷实在迫在眉睫。不过，朝廷理解和追求的目标，并没超越叶赫那拉氏这位实权太后的视野：洋人或太平天国，要得是她祖宗的万里江山！
朝中，还有恭亲王奕欣和文祥几个这样的满贵，他们意识到国事的巨大危机；而地方，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这些汉臣，头脑更清醒于王朝的孱弱。
作为远近的臣子，他们对大清是“忠而不愚”， 都在屡战屡败中悟到：西方的科技绝非“奇技淫巧”，那是坚船利炮，也可能是保国致胜的法宝！
于是，上下联手奏请太后搞洋务，“师夷长技以自强”。但又必须是“中体西用”，算是为朝廷的改革开放画了一道红线。也许他们并不太明白，所谓科技的进步，不只是孤立而冰冷的器物存在，其中“社会文明”的含金量也难以低估！
这边的“马尾船政”，也是最重要的洋务项目之一，由左宗棠策划，沈葆桢操办。它在闽江口建立若干年后，成为一个开创中西合璧的典范，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对现代工商、科技、军事、教育等皆有所奠基。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有限推动下，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局部变化。
在不远处，我注意到了一绿色的航标灯塔。卓说这明朝就有，大概与郑和下西洋有关，那是十五世纪，我们就开始远洋航海、已瞭望西洋文明了。可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贸易频繁往来，早在开放发达的宋朝就已形成。
到了朱元璋当皇帝，就有了“片板不许入海”的严厉禁令，据说解决沿海倭患和贸易走私。而这，却给未来的各种闭关锁国留下了隔代的影响。有人说，中国为此失去了五百年！
至于郑和出海远航，只是“永乐大帝”为了向外摆谱，显大明国威。说贸易，不过也是招万国朝贡的“政治贸易”。有大臣斥其“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船政创立17年后，这里就发生了中、法两国的“马江战役”。不足半个小时，清廷所属的“福建水师”就稀里哗啦，近600名将士命丧瞬间。
中国历史远比法国悠久，但那时刻，多长出的部分只觉得很是无谓。而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谁强谁弱，一场海战较量便见了分晓。
可仅仅就过了10年，在西太平洋的黄海海域，中日之间又爆发了“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虽受过专门训练，还是全球最强的“坚船利炮”，结果依然军败兵没，阵亡四万余将士！
有后人这样评说：“在这整个局势中没有一个坏人或蠢人，清流为名朝臣为利太后为权，所有人都因各自的利益考量。”
连一批号称“清议派”的好战书生都难辞其咎！一个连像样的政府都没有，政治腐败、私欲横流再加军事谋略又落后的朝廷，尚未开战便已知胜负：这是一种制度与文化对战争走向的直接掣肘。
难怪从马尾“船政学堂”走出的严复，为此异常震惊！他决心开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试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刺激或唤醒朝廷与国民。但时代并未有质的进化和强大，文明也替代不了野蛮，社会的进化形同生物，中国与世界依然是一片“原始丛林”，一味地弱肉强食。
↑清朝洋务运动时的“船政学堂”学员（网络图片）
我们走进这里的一座“忠烈祠”，系清政府所建。里面陈列着两段有关“马江”与“甲午”的海战历史，为国殉职的将士历历在目：丁汝昌、邓世昌、吕翰、许寿山、刘步蟾、林永升……其中不少是马尾船政毕业，还有留英留日的军事学生。
英雄与冤魂，致敬与叹息，令我油然一种复杂莫名的心情。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道理，或在战国时代就已整得明明白白。只因轮到这一朝，不断遭遇了外来的坚船利炮，硬碰硬，才被洋人打得无法再抬头，憋得难以扬眉吐气。
凡遇大事，不分内外，不知妥协求得双赢，若不耀武扬威，就似丧家之犬。而人类认同、文明价值，所谓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毫无概念。历朝历代所有昏庸的统治者，都喜欢玩一种“完胜”的游戏，掐灭对手的最后一口气，清朝的皇帝自然也不例外。
五
晚上，卓家宽阔的阳台摆起了露天饭局。外卖加自炒，海鲜配时蔬，可谓丰盛。
熏风又有点起色，雨点轻声地拍打着依然闷热的空间。外面大街上是不多的车来人往，这里也早成一座充满现代装置的城市，那个神形破败的清朝小村落早已远去。
主人又约了几个当地朋友，其中有人的先辈就参与过船政。当重提那段马尾高光又暗淡的船政往事，几分情绪掩饰不住，或荣耀备至，或耿耿于怀，各种疑惑也轮流上心。
马尾船政学堂，也是拜洋人为师，外文、天文、水文，地理、电报、航行，枪炮、鱼雷、指挥等等几乎能学的全都学了；毕业的学生还不少又出洋留学，军舰也是全套德国进口的坚船利炮，感觉大清水师也是“武装到牙齿”了，为什么就是打不过人家呢？
胜负问题倒有多种答案，它不像中国的宪政转型为什么难以实现，总觉语焉不详。而更深层根本的原因，今天似乎并未有完全达成的共识。
回头看，“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出自学者魏源的主张，意在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在反抗外来强国的入侵的同时，也能促进社会进步。但对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们，也仅是挽国家于衰败的权宜之计。而客观上，大清固有的文化、制度与政治等传统却是完全地不匹配。再怎么给自己喂补品、打鸡血，最终都解决不了根上的问题。
此时整个的国家，就像一艘欲沉的“泰坦尼克号”，而眼前要撞击的“冰山”，就是世界浩浩荡荡的工业文明。清廷，也根本就没一个明智合格的舵手；而一干满清官员，既不善以柔性外交灵活渐进，却又迷信“天朝上国”的祖传优势，或以为提升武力便可一了百了。
令道光皇帝想不到，也对他的大臣们莫大讽刺的是：林则徐支持、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竟让外人如获至宝！它使日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得到取长补短、入世共舞的启迪，最终促进了一场“明治维新”义无反顾的成功。
对西方列强的严重误判，对人类文明进程缺乏深刻了解、理解与尊重，而愚昧、狭隘、自大又如影随形——这样的历史持续了太久太久。如此，一个国家的悲惨不发生都难。而在整个王朝的历史中，能真正设法看懂世界，并为国家、民族争文明的“皇上”几乎一个没有。
↑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谈判 （网络图片）
好在，随着“武昌起义”，为结束两千多年帝制，孙中山与袁世凯审时度势，双方通过“南北议和”，实现了国家的和平转型：宣统下诏书退位。“辛亥革命”取得了一半的成功。而“君主立宪”却也从此丧失了机会。
如同英国的那场“光荣革命”，以和平方式，不怎么流血就实现了一次改朝换代！然而，民国建立，“共和”不和，却照样避免不了战事连绵、民生困厄。胜利果实当然也不属于中国的“第三等级”，而类似《权利法案》即“个人权利”的开端，那就更是遥遥无期。
但起码，“家天下”崩溃了，人身依附、三叩九拜淡出了历史视野；“专制”也成为人所共知的文化祸害；而“民主”与“宪政”的概念，已由此敲进了中国人的脑壳。
在马尾港口，在闽江沿岸，曾经的潮起潮落、烽火岁月，皇权的专制狭隘，朝臣的守旧无能，士人的首鼠两端，将士的无谓牺牲，都刻下了难抹的记忆。
自然，人们也记住了从马尾船政学堂毕业，或从这里起步的几个历史人物。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严复。这位福州人氏，完全刷新了地方以至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把中、西文化的真实轻重，一块放到了衡量、甄别人类文明的天平上！
为了从根上启蒙国人，严复曾认为，西方的政治、哲学、法学可以直接作为改造中国制度的养分。在写给主张变法维新的梁启超信中，他还提出“教不可保，亦不必保”，希望他和康有为们能慎重对待“孔教”。严复是想以西人之法，来保存自己心目中的中国优秀文化。
但严复还是陷入了中西文明的矛盾焦虑中。尤其是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你争我夺生灵涂炭，加之对国内爆发的西式革命，一并让严复大失所望。他甚至在写给朋友熊纯如的信中有如此激烈地表述：对“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站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国家面前，在感到整个世界都一样“无耻”的现实面前，严复似乎再一次做出了倾向性选择。同时，他也为一片热闹的革命洪流所遗弃。进入社会活动的后期，严复便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
身心疲惫的严复，已退守在家乡福州三坊七巷的宅院里。除给最亲近的朋友和儿子写信、复信，做诗、写对联。他似乎再无法与这个国家进行正常对话。他吸食鸦片，情绪低落，一边抵抗肺病越来越深的侵扰。一种双重的生命折磨，终于让一个69岁的老人无法继续支撑。
1921年10月3日这一天，严复因咳嗽加剧自觉“恐不能久”，便写下了《遗嘱》。
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这也是严复留给中国的最后遗训。内外现实残酷不减，社会变革转型迷惘，一生启蒙“未果”——这一切，足以构成一个思想家的苦痛与绝望！
向西无望，猛然回东：模糊中，或遇一根救命稻草，或见一处灯火阑珊？
24天后，严复与世长辞。
严复，也曾是那样炙热地宣扬西方文明，给国人的警告是：“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甚至，辩得“群己权界”，识得“法的精神”，通得“优胜劣汰”，也念念不忘“经济自由”……虽如此，作为思想家的严复，其原则与思路始终是清晰的：以最优方式解救危局！
↑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网络图片）
不论先前推崇西方、猛烈抨击传统文化，还是之后怀疑西方文化、极力鼓吹重返孔儒；也不论是坚持“君主立宪”，还是拒绝“民主共和”，严复都是一个远见有胆识，坦荡而真实的士人与君子，一个正直有良知、热情且真诚的爱国者。
严复的伟大，在于他始终坚持着为中国寻找一条政治文明的出路！
大半天的时间，江岸边、纪念馆、忠烈祠、古炮台，只觉一阵阵凉风在刮过胸口。仿佛，它又连起那阵很凄楚的冷雨，洗劫我心头所有余热，为所有无谓的躁动徐徐降温。
在返回城区的途中，忽又想起1840年代的那两场鸦片战争。一再地失败，让国家沦为了“半殖民地”。在“洋鬼子”面前，本来就缺乏尊严的中国人，其面目显得更加不堪！
或许，那时要有足够的觉醒和努力，它也可为中国提供一个关键的转型“窗口期”？
既然中英两次战争已结束，并开放了福州、广州、上海等五个沿海通商口岸，就该学邻国日本那样顺势而为，或如“黑船事件”那样以退为进、抓住机遇，彻底地将国门敞开，实现与西方的自由贸易，以经济促公平谋发展，或也可提前融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大潮。
可叹，清廷依然沉浸于唯我独尊、天朝第一的幻觉中。顽固派，为维护自身在朝廷的地位与利益的，始终坚持盲目排外。他们将放眼世界、希望“师夷”的林则徐、魏源二人，斥为冒犯国威而危及朝廷，或蛊惑“因夷生变”反对接触外界。
鸦片战争，抵抗得缺少智慧，投降得没有尊严。而道光和他的臣子们，实在目光短浅，更不觉专制王朝正在败落。“泱泱中华”，正逐步成为亚洲一个最自负的孤家寡人。
在西方那边，1215年，英国就推出《大宪章》，定下了“王在法下”的政治法则；1776年，美国签署了《独立宣言》，确立“主权在民”的思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通过了《人权宣言》，揭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彻底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从14世纪就开始塑造西方的文化新性格。资产阶级的出现，一路高歌猛进；而资本主义，以自己从特别自私到特别自律的生命变奏，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渐入佳境、告别愚昧的世界。其间产生的巨大的物质创造力、浩瀚的思想文化海洋，包括对王权公权约束的制度机制，被人们归纳为“现代文明”。
的确。当“帝国主义”开始向文明屈服自救而华丽转身，渐渐变得绿草茵茵，“专制主义”却依旧傲慢无知、故步自封，面前一片荒原凄凄。无论世俗还是宗教，少有一束真实阳光可以穿透大地，来温暖无处安顿而漂泊的社会人心。当“民国”出场，“五四”出现，中国，继春秋战国之后，又重启了新一轮中国式的思潮大撞击，时代大启蒙……
一部近代史，虽有惊世骇俗，有凛然威风，有气壮山河，却还是写满了中国的耻辱与悲剧。此刻，又想到了胡适先生曾发的感慨：危害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列强，而是拒绝被启蒙的愚昧。
所以，严复之反复，中华之变奏，历史之轮回，亦如一阵风。
这风，在我眼前，它又刮到了闽江的江面上。
2022.10.15 思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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