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 | 女人的白夜
作者:铁 凝
我坐在窗前看窗外的窗,窗外的窗子静静地看我。
在白夜里我才知道,我看世界时,世界也在看我。
奥斯陆的白夜银白银白。夜最深时也能辨清对面窗子窗帘的颜色。那亚麻色的窗帘夜夜从不关闭,我才知道对面这老式房子并非一幢公寓。
我依然认定对面的窗子便是娜斯金卡的家,这少女的外婆正用 别针把外孙女和自己别在一起。可娜斯金卡还是有办法逃走,于是,彼得堡朦胧、湿润的白夜里便有了娜斯金卡和她的爱情故事。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十几年前它就给了我那样美好的心境。当我在黑夜里梦见白夜时,那白夜就是娜斯金卡纯净的脸。
十几年过去,我看见了真正的白夜。如今我置身奥斯陆的白夜中,又听见了另一个白夜的故事。
六月二十二日是北欧的仲夏夜狂欢节。这天白夜最长,人们在黄昏相聚海边,点起篝火,彻夜欢歌。古时这节日却是以拿女人祭神为内容的。小镇上的人们在海边燃起火堆,将一个被镇长认定有罪的女人扔进火里,烧死她以换取整个小镇的清白。
女人们惧怕这白夜的来临,惧怕自己被镇长选中,于是加倍地小心做人。
可是,每一年的仲夏夜,火堆里仍然要投入一个女人。女人们仍然要在这里战栗着狂欢。
多少多少年后,当又一个仲夏夜来临,又一个女人就要被扔进火里时,一个聪明、勇敢的女人决意夺回女人的命运。她站出来质问镇长,问他有什么证据证明那将被烧的女人有罪。镇长也很聪明,说:可以将这女人装进麻袋,绑好投入池塘。假如她漂在水面,说明她是清白的;假如她沉了下去,便是罪恶深重。
人们雀跃着拥向池塘,去观赏这种验证。自然,镇长选中的女人永远是沉下去的。这种验证的方式不过使用来祭神的女人在火的折磨前又加一层水的折磨。
多少多少年后,仲夏夜狂欢的篝火里不再投入女人,时代终于使活人换成了草人。草人敷衍了神灵,草人使女人松了一口。仲夏夜可爱了,篝火旁响起了没有战栗的歌唱。可那草人的样子是男草人还是女草人?我一直想问问讲故事的人。
当我在一个白夜从易卡生的故乡斯凯恩乘车返回奥斯陆的时候,沿途那幽深的有野鹿出没的森林里,那起伏着绿色松涛的山谷里,到处都响着娜拉出走时的关门声。这关门声曾经响彻了全世界,如今在这明如白昼的夜色里,它格外的清晰、真切,就像是回答着古时那个镇长的暴虐。
于是,世界上那么多的女人被吸引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来了,人们称这些人为作家。
于是,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在娜拉的故乡开幕了。今年的六月二十二日,参加书展的全体女作家聚会在英格亚德海湾,燃起篝火,共度狂欢之夜。
于是,奥斯陆慷慨地将今年的仲夏夜献给了更多的女人,女人在今夜决定一切、享受一切、统治一切。这里有梦中有过的美妙意境,这里有我们不曾有过的梦。
英格亚德海湾的松树绿得年轻,海水蓝得程亮。桶红色的太阳在深夜十一点的海面半浸着身体,久久不愿沉没,就像在倾昕芬兰女作家正在演唱的那粗矿、幽默的无字歌。在她家乡的山谷里,当人们彼此相隔很远地劳动时,就靠了这无字的歌声沟通着心灵,传递着彼此的消息。
一个弹着吉他的女歌手也在唱。歌声就像她那白布衬衫和退尽颜色的牛仔裤、平底鞋一样简沽、朴素,却叫昕的人要哭。她尽心 尽意地向海倾诉着她的灵魂,这种倾诉感曾经离我们多么的遥远。
一个头戴花环的少女从我身边走过,手里还有鲜花。夕阳照耀着她唇边细密的金色茸毛,她是多么年轻啊。我想起了远离着我的年轻朋友。
一个农村姑娘对我说,她一定要等学会写情书之后再谈恋爱;
一个城市姑娘对我说,她讨厌她的未婚夫是因为他太爱她;
一个从未经过伤心事的女孩子对我说,她的灵魂整日充满了痛苦;
一个历经坎坷的女人对我说,她活得很愉快。我还想起近在咫尺的新朋友。
那做了母亲的挪威汉学家易德波告诉我,当她乘电车上班时,看着电车里的男人们,便开始假设今天她在精神上该同他们中的哪一位结婚。我问她结果怎样,她说结果他们都叫她失望,那唯一沉淀在她心里的人还是她丈夫。可再乘电车时,她还是假设着那精神上的结婚。
女人的愿望是这样复杂又这样简单;女人的要求是那么多又那么少。
我曾经和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挪威女作家特瑞尔聊天。曾经在肯尼亚一个农民家里生活了四个星期,之后便写成一本关于肯尼亚农民生活的书。在书中她描述了肯尼亚农村一个男人三个太太的家庭结构。因为她是白人,一位肯尼亚作家便给这书以嘲讽,说白人写黑人不居高临下才怪。但这书的出版毕竟鼓舞了她从事国际题材的热情。前她正计划写一本《毛泽东传》,写给挪威的中学生看。为此她幻想着到中国去。她一边叙述自己一边卷着很呛人的炯丝抽,说话间神情充满着自信。最后她笑着说,一九六八年中国“ 文革”时,她是挪威的红卫兵。上课时她也学着中国红卫兵的样子对老师不以为然,老师若是批评她,她就掏出《毛主席语录》叫老师 “ 滚蛋”。
我曾经看见南非黑人女作家劳梦塔·尼克布在书展大厅向工作人员发脾气,因为大厅里竟没有她的书。我愿意谅解尼克布女士的激动,为当一些作家有暇讨论文学如何表达自我情感、自我意识这样的 “豪华”问题时,尼克布女士还没在自己的国土找到容身之地。她被赶出南非,流亡英国,不能用母语写作。英国她仍然一往情深地歌颂着南非的妇女,她把她们称作南非的根。尼克布女士做着艰难的重返故土的梦,幻想着回归家园,幻想她的书在世界各地出版。
一个双耳坠着大虾的女人迎着我走来,那起须毛的大虾,那一身黑色衣裙使她显得气度不凡,就像对于统治海有着悄悄的欲望。
于是,人悄悄地模仿起女性:一个额前梳着刘海的男青年盯着几位正在篝火边烤肉的女作家,他把嘴唇涂得很红,长长的暑发用红头绳束在脑后,扎成一根马尾辫。他的身躯很是矫健,热衷于模仿女人的打扮。在欧洲曾经有一些摇滚乐队,最初就是靠了装扮成女人演出而走红。他们发迹了,但我从来不相信这是因了对女性的崇拜。也许这该叫作畸形的女人梦?
英格亚德海湾温柔着人心,人人都有不断的梦。白夜包孕着它们,它们离你很近。
人总是要有一点梦的。梦想、梦话、梦境 …… 哪怕是噩梦、玄梦、荒唐梦,哪怕是美梦、酣梦,或者一枕黄梁之后的惊醒。没了梦日子便少了滋味;有了梦人便有了第二组生活。第二组生活使你获得双倍的时间、双倍的勇气,的生命长了。也许你会为了一个梦去追寻终生,纵然一路荆棘,一路坎坷,你无所顾忌。
朝霞续着晚霞灿烂了天空,白夜尽了。白夜使那么多那么多女人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相聚,白昼使那么多那么多女人各奔东西。人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为了人类 不再有仲夏夜那般的噩梦,为了人类能够有仲夏夜那般的美梦,努力向生活奉献着自己。
当娜拉出走的关门声砰地将你惊醒,当你从梦中醒来开始向生活奉献时,那梦才会变得真实。
“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你不觉得那如昼的白夜原本就是一个梦吗?
在我所熟悉的一条著名峡谷里,有些吸引游客的景观:有溶洞,有天桥,有惊险的“老虎嘴”,有平坦的“情侣石”,有粉红的海棠花,有蜇人的蝎子草,还有伴人照相的狗。
狗们都很英俊,出身未必名贵,但上相,黄色卷毛者居多。狗脖子里拴着绸子、铃铛什么的,有颜色又有响声,被训练得善解人意且颇有涵养,可随游客的愿望而做出一些姿势。比如游客拍照时要求狗与之亲热些,狗便抬爪挽住游客胳膊并将狗头歪向游客;比如游客希望狗恭顺些,狗便卧在游客脚前做俯首帖耳状。
狗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亲热和恭顺,久而久之它们的恭顺里就带上了几分因娴熟而生的油滑,它们的亲热里就带上了几分因疲惫而生的木然。当镜头已对准它与它的合作者——游客,而快门即将按动时,就保不准狗会张开狗嘴打一个大而乏的哈欠。有游客怜惜道:“看把这些狗累的。”便另有游客道:“什么东西跟人在一块儿待长了也累。”
如此说,最累的莫过于做人。做人累,这累甚至于牵连了不谙人事的狗。
又有人说,做人累就累在多一条会说话的舌头。不能说这话毫无道理:想想我们由小到大,谁不是在听着各式各样的舌头对我们各式各样的说法中一岁岁地长起来?
少年时你若经常沉默不语,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怕是有些呆傻。你若活泼好动,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打小就这么疯长大还得了么?
你若表示礼貌逢人便打招呼,说不定有人说你会来事儿。你若见人躲着走说不定就有人断言你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你长大了,长到了自立谋生的年龄,你谋得一份工作一心想努力干下去,你抢着为办公室打开水就可能有人说你是为了提升。你为工作给领导出谋献策,就可能有人说你张八儿说你就会显摆自己能。遇见两位熟人闹别扭你去劝阻,可能有人说你和稀泥。若你直言哪位同事工作中的差错,还得有人说你冒充明白人。
你受了表扬喜形于色便有人说你肤浅,你受了表扬面容平静便有人说你故作深沉,开会时话多了可能是热衷于表现自己,开会时不说话必然是诱敌出动城府太深,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眼含热泪可能是装腔作势,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没有热泪就肯定是冷酷的心,你赞美别人是天生爱奉承,你从不赞美别人是目空一切以我为中心,你笑多了是轻薄,你不笑八成有人就说整天像谁该着你二百吊钱……
你尽可能宽容、友善地对待大家,不刻薄也不委琐,不轻浮也不深沉,不瞎施奉承也不目空一切,不表现自己也不城府太深,不和稀泥也不冒充明白人,遇事多替他人着想,有一点儿委屈就自己兜着让时光冲淡委屈带给你的不悦的一瞬,你盼望人与人之间多些理解,健康、文明的气息应该在文明的时代充溢,豁达、明快的心地应该属于每一个崇尚现代文明的人。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如此旁人便挑不出毛病便没有舌头给你下定语,这时有舌头会说你“会做人”。
从字面上看,“会做人”三个字无褒义也无贬义,生活中它却是人们用多了用惯了用省事儿了的一个对人略带贬义的概括,甚至于有人特别害怕别人说他会做人,当自己被说成“真不会做人”时倒能生出几分自得,好像会做人不那么体面,不会做人反倒成了响亮堂皇的人生准则。
细究起来这种说法至少有它不太科学的一面:若说“会做人”是指圆滑乖巧凡事不得罪人,这未免对“人”的本身存有太大偏见,人在人的眼中就是这样?那么“不会做人”做的又是什么呢?若是以“葡萄是酸的”之心态道一声“咱们可不如人家会做人”,以此来张扬自己的正直,也未免有那么点幼稚的自我欣赏,更何况用“不会做人”来褒扬真正的品德本身就含有对人的大不敬。
记得有位著名美国作家在给他亲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确如你所言成了一个名作家,但我还没有成长为一个人。”此话曾给我极大震动,使我相信学会做一个人本是人生一件庄严的事情。
这里所讲的做人并非指曲意逢迎他人以求安宁稳妥,遇事推诿不负责任以求从客潇洒;既不是唯唯诺诺,也不是有意与他人别扭。正如同攻击有时不是勇敢,沉默也并不意味着懦弱。
真正的做人其实是灵魂和筋肉直面世界的一种冶炼,是它们历经了无数喜乐哀伤、疲累苦痛之后收获的一种无畏无惧自信自尊、踏实明净的人生态度。那时你不会因自己的些许进步兴奋得难以自制,也不会因他人的某项成功痛苦得彻夜难眠。
真正的做人当然还包括在正直前提下人际关系的良好与融洽,卡耐基就说过他事业的成功百分之七十是靠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当你真正获得了如此做人境界,“累”又从何而来呢?若说学会做人太累,那么生为人身偏有意不去做人不是更累吗?若说做人累就累在舌头上,我倒同意伊索对舌头的评价,他说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东西也是舌头。这位智者还无奈地说就是上帝也无法拴住人的舌头。舌头的功能已有定论,似舌头们的议论这等区区小累又何足挂齿呢。
所以我要说,不管这世上存在着多少拴不住的舌头,不管做人有着怎样的困苦艰辛,学会做人将永远是我一个美丽的愿望。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是人,最好的东西也是人啊!我太愿意做人了,从未设想过去做人以外的其他什么。
我相信就是怜悯狗之累的那几位游人,恐怕也不会有抛弃人类的向往。当我们把思绪和注意力从市面流行的以“会做人”与“不会做人”来区分人之优劣、从舌头是好还是坏为题的不休争论中超脱出来,人类一定会更加健康地成长,我们的舌头和我们的心一定会因充盈了更多有价值的事情而生机盎然。